黄力民:1971-1976年处置林彪事件述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4 次 更新时间:2018-10-25 22: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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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  

  

   文革十年,九一三事件是中点,文革竟用了一半时间来批判其副统帅,足见毛泽东本无战略部署。1970年庐山会议风波后,毛泽东多半有处置林彪的方案,前提当然是林彪会低头认错,然而九一三事件一出,连文革也逾十年而不得结束了。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当众检讨派工作组错误时感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五年后轮到伟大领袖遇上了怎么处置林案的新问题。

   文革期间的林案处理,显然是文革史研究的重头。文革阶段的林案处理同时又是林彪问题研究的重头,毕竟事情刚刚发生,又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之下进行。姚文元晚年回忆录提到毛泽东获悉林彪出事时曾有失态表现——他生命的最后时月将用尽全力来修补这个漏洞。

   文革期间对林彪问题的处置可分为四个阶段:1973年十大之前的清查与抓人,十大对林彪问题定案,十大之后的深入清查,“批林批孔”。

   文革后如何处置林彪问题完全是另外的论题,本文不涉及于此。

  

   一、 十大之前的清查与抓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即展开抓捕,9月14日256号专机所在的空34师党委书记兼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被抓,紧接着是直接关系人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4军政委王维国、空5军政委陈励耘等被隔离审查。

   9月18日57号文件首次将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9月24日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监禁。10月3日成立中央专案组,全面审查林陈(伯达)反党集团(1972年6月始改称“林彪反党集团”)。

   清查以“批林整风”名义进行,在权力机关清理“林彪死党”及追随者、整顿领导班子,清理整顿结果多以中央文件形式点名。到1973年十大开幕前夕,最后一个被清理的大员是济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8月8日袁升平在北京出席会议时被监禁,随即宣布撤职。

   清查结果有多少人被定为“上贼船”?一种说法是军级以上涉案者近千人,其他人员则以十万计,主要发生于十大之前。被审查者涉案深浅不一,这里仅列九届中委、候补中委及总部、大军区、省市区主要负责人。

   1969年产生的九届中央委员170人,至十大时10人去世(不含林彪、叶群),还有36人未任十届中央委员,这36人中非涉林案9人:山东、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四省区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刘格平、滕海清、潘复生以及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群众组织首领马福全、王白旦已因另案被整肃;群众组织首领申茂功、杨富珍十大时降为候补中委。

   除此以外的27人未任十届中委、均涉林案,其中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下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在1971年初华北会议期间被撤职,林彪、叶群死于九一三事件,其余22人是:

   王秉璋,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主任、政委、副政委均缺位)、党委书记;

   王辉球,空军政委;

   王新亭,副总长,1972年10月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龙书金,新疆军区司令、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邝任农,空军副司令、民航总局局长;

   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李作鹏,副总长、海军第一政委;

   吴法宪,副总长、空军司令;

   吴瑞林,海军常务副司令;

   张天云,总后副部长;

   邱创成,总后副部长;

   邱会作,副总长、总后部长;

   邱国光,广州军区副司令;

   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

   南萍,第20军政委、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袁升平,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缺位);

   高维嵩,兰州军区副政委;

   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

   黄永胜,总参谋长;

   曾国华,空军副司令;

   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

   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

   (注 十大闭幕后中央军委提出军委委员63人名单方案:原军委委员49人保留28人、增补35名委员,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依案批准军委组成。未续任军委委员的21人中陈毅、李天佑、张国华、谢富治、谭甫仁5人已去世,林彪、叶群与在世的王秉璋、王效禹、王辉球、刘丰、李作鹏、李雪峰、吴法宪、邱会作、郑维山、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温玉成、潘复生14人,除王效禹、潘复生外均涉林案。)

   九届候补中委109人,28人未进入十届中央,其中非涉林案8人: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张日清(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张西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群众组织首领)、陈敢峰(群众组织首领)因另案被整肃,以及李立(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蓝荣玉(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恩茂(安徽省芜湖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前新疆党政军一把手)。

   除此以外的20名候补中委未进入十届中央:

   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委书记;

   王维国,空4军政委;

   方铭,空15军军长、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区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不在位);

   刘浩天,东海舰队司令;

   陈仁麒,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陈华堂,福州军区空军司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

   陈励耘,空5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李书茂,兰州军区副司令;

   吴纯仁,广州军区副司令;

   张秀川,军政大学政委;

   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

   罗元发,空军副司令;

   易耀彩,北海舰队政委;

   赵启民,国防科委副主任;

   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

   阎仲川,副总参谋长;

   曾雍雅,沈阳军区副司令;

   舒积成,海航4师副师长;

   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

   上述27名中委、20名候补中委个别人可能甚少涉及林案,但没有进入十届中央即已表明嫌疑存在。

   非九届中委、候补中委的全军大单位负责人、省市区主官严重涉林案者有: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

   公安部负责人、空8军副军长赵登程;

   副总参谋长陈继德;

   总后副部长王希克、陈庞、伊文、张明远、严俊、丁先国;

   总后副政委戴金川;

   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韦统泰;

   装甲兵司令陈宏;

   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广州军区空军政委调任);

   北京军区副司令汪易;

   空军参谋长梁璞;

   南京军区副司令兼浙江省军区司令、省委书记熊应堂;

   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

   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卜占亚;

   广州军区空军司令王璞;

   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吴宗先;

   成都军区空指政委丁钊;

   江西省军区司令、省委书记杨栋梁。

   九届中委续任十届中委者亦有被中央文件指称“上贼船”或“犯严重错误”,如海军司令萧劲光、空军五人领导小组长曹里怀、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成都军区第三政委谢家祥。萧劲光1973年2月被解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曹里怀1973年5月降为空军第5副司令,王宏坤、杨得志、谢家祥均留任原职务。

   以上人员属于四野系统者31人,括号内为1949年初四野整编时职务:

   张明远(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萧劲光(12兵团司令)、黄志勇(13兵团参谋长)、曾国华(13兵团参谋长)、邱国光(13兵团后勤部长)、黄永胜(14兵团副司令)、吴法宪(14兵团副政委)、邱创成(四野特种兵副政委)、梁兴初(38军军长)、温玉成(40军军长)、吴瑞林(42军军长)、邱会作(45军政委)、曹里怀(47军军长)、周赤萍(47军政委)、陈仁麒(48军政委)、袁升平(49军政委)、李作鹏(43军副军长)、张天云(45军副军长)、曾雍雅(46军副军长)、张秀川(123师政委)、吴纯仁(127师师长)、刘锦平(127师政委)、龙书金(128师师长)、汪易(133师政委)、韦祖珍(135师政委)、江腾蛟(115师政治部主任)、程世清(132师政治部主任)、卜占亚(135师政治部主任)、阎仲川(四野总部1科科长)、王璞(四野总部警卫团长)、蓝亦农(134师团政委)、韦统泰(135师团长)。

   文革初期全国性揪斗走资派不可避免地延及军队,九一三事件前非正常死亡将官已有20余人(包括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总政副主任袁子钦、总后副部长汤平、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但毛泽东并未将揪斗军内走资派纳入正轨,1967年一度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均被及时压下,九一三事件后以清查林彪死党为由终于爆发对军队高层的大规模整肃。

   由于清查面极大,在文革期间作出组织处理或解脱者甚少,大多有去无回、有头无尾,未进入十届中央的九届中委、候补中委亦有十大以后才被免职者。9月29日关于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通知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实际情况是无限期关押。本文涉及清理对象情况均限于当时时段,文革后的处理结论极为复杂、模糊,大多反复变更,当有另外的专门研究。

   清查林案难免引发各种内斗。1973年1月4号文件点名批评“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杨得志、袁升平。据文革后袁升平的回忆,军区某副司令(1971年初从副总参谋长降职到此)参与对其批判甚力,十大前某人升迁总后勤部长、袁升平被监禁。文革结束杨得志申诉冤案很快获得平反,袁升平搭便车解脱4年多监禁,某人却不幸靠拢江青集团而失去职务、未进入十一届中央。袁升平平反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北京军区政委,说起那段往事来自有底气。

十大前公布林彪集团的罪证材料,分为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0日、6月26日三批,“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毛泽东为何有如此开放的心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真正堪称猛料的却是1971年11月14日印发的《571工程纪要》,以及1972年5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信,只是两份材料的真实性疑点甚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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