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司马光并不以经学名世，但他评论庆历以来经学风尚的一段言论却被经学史家们屡屡称引：“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这是司马光在熙宁二年（1069）所上《论风俗札子》中抨击当时科场士子的一段文字。
众所周知，北宋初年，经学基本承唐人之旧，不离注疏之学。但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学风为之一变，大开疑经之风，同时倡言以义理解经，而土苴章句注疏之学。就司马光的这段文字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庆历经学新风气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司马光本人对当时这种经学风习的不满与反思。那么，是否因此就可认为，司马光是庆历以来经学新风气的反对者，是汉唐注疏之学的支持者呢？
不治章句，必求其理
需要指出的是，《论风俗札子》的这段文字，并不意味着司马光的经学主张是重新回到汉唐的注疏之学。司马光所要针对的，不过是庆历学风的末流及当时的科场流蔽而已。就司马光本人而言，他仍然是庆历以来新经学风尚的坚定支持者，在其所著《颜太初杂文序》中，就明确宣称，他的治经风格是“不治章句，必求其理”。
之所以“不治章句”，司马光说：“夫离章断句，解疑释结，此学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此学之大者也。”而所谓“必求其理”，则如他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所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司马光虽然标榜“不治章句”，但没有对汉唐以来的旧经学完全持否弃的态度。他变相承认了“离章断句，解疑释结”的章句之学存在的正当性，认为章句之学虽是“学之小者”，但仍不失为学的一个重要面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司马光会在《论风俗札子》中对庆历以来学术末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第二，司马光毕竟视章句之学为“学之小者”，所以明确提出要通过“求其理”来作为读经传注疏的指导方针，要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从之，而这一点正是庆历以来新经学的精义所在。因此，对于司马光来说，“理”字就成了衡量章句注疏乃至经典文本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如果经传注疏是合于“理”的，那么就可以继续沿用旧说；反过来，一旦与司马光心目中的“理”相悖，不仅传统的注疏不能被接受，即便是经典本身，也要受到质疑。
以司马光的《中庸》诠释为例
司马光的经学观，在其具体的经典诠释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司马光虽然没有太多经学著作，但他是北宋《大学》与《中庸》诠释的先行者之一。我们不妨通过其对《中庸》的诠释来具体考察。
司马光对《中庸》的理解，仍然保留了若干汉唐注疏的印记。如他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时说：“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人为万物之灵，得五行之秀气，故皆有仁义礼智信与身俱生，木为仁，金为义，火为礼，水为智，土为信，五常之本，既禀之于天，则不得不谓之天命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礼记正义》中郑玄注与孔颖达疏的影子。对郑注、孔疏而言，所谓“天命之谓性”应当从人之自然感生的角度来解读，“天命之性”即是人从天那里自然禀受而来的生质性的东西。不难看出，司马光对“天命之谓性”的理解，基本上还是沿袭了郑注、孔疏这种“用气为性”的思路。
这种带着注疏印记的诠释在司马光那里不止一处。然而，在更多的场合，司马光还是秉承了庆历以来怀疑经传注疏、以义理解经的风尚，对《中庸》的注疏乃至经典文本本身都提出质疑，并从其“必求其理”的立场，对经典文本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诠释。
从总体上看，司马光对《中庸》文本的评价非常高，但即便如此，对于文本中的个别文句，他仍然持怀疑态度。据晁说之《中庸传》的记载，司马光曾对《中庸》至诚前知之说持有怀疑的态度。对于《中庸》的郑注、孔疏，司马光也颇多批评。如《中庸》“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章，郑玄注“序事，所以辩贤”句曰：“事，谓荐羞也，‘以辩贤’者，以其事别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鸡牲’矣。”而司马光则认为，宗庙祭祀时，所有的执事理应都是贤者，并不能因为有“羞牛”“共鸡牲”之类职能上的不同，而有贤与不肖的区别。
不过，在《中庸》诠释过程中，司马光并不仅仅提出了对经文与注疏的质疑，而更多本着“必求其理”的立场，直接提出与旧注疏全然迥异的新诠释。司马光所“求”之“理”，与其对“心”的关注有莫大关系。在北宋中期，除道学五子之外，最重视“心”的当属司马光，其注《中庸》“道不远人”章云：“伐柯犹须睨而视之，至于求道，只在己心。”此章郑注、孔疏只是顺着文本说“道不远人”之意，而司马光则直称“求道只在己心”，这可说是其“必求其理”的明显体现。而君子之学之所以贵在“治心”，是因为在司马光看来，人心最为微妙而难治，所谓“一息之间，升天沉渊，周流四海”，只有贤者能治之。在司马光看来，治心之术又莫过于止于中庸，因此，司马光极其重视《中庸》一书。他在注释《中庸》时，最重视的便是与“心”相关的“中和”学说，而其所主张的工夫法门，亦是使“心”在未发之际，谨守一个“中”字：“治心养气，专以中为事，动静语默，饮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则物虽辐凑横至，一以中待之，无有不中节者矣。”当然，司马光的“中和”学说及其所谓以“心”守“中”的工夫法门，从道学的视角来看还有颇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从经学史的角度上看，其以义理解经的理路，则与其后的道学并无二致。
总之，司马光虽然在《论风俗札子》中以批评庆历以来之学风而名显于经学史，但他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展示出来的“不治章句，必求其理”的经学特色，仍然是庆历以来两宋经学之基本特色的具体而微的表现，既在某种程度上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又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虽然就后者而言，司马光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但我们仍可以说，司马光是宋代学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