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现代中国科学派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

——以任鸿隽的科学理念为解读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9-09-02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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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如果说现代中国的科学派确实存在“科学主义”倾向的话,他们的“科学主义”倾向一开始就在自我消解着。对科学精神层面的关注,不仅是为了单纯地启蒙,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建构现代科学体系。此一现实目标影响着他们对科学精神的张扬,求取科学之本,其话语指向,主要针对的是正在或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而从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看,科学的有限性是其基本理念,之所以倡言“科学方法万能”,既是为了维护科学的合法性,也是一种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宣传手段。对科学核心精神的切实把握,正是科学派能够自我消解“科学主义”倾向的原因。

  

   关键词:现代中国  科学派  任鸿隽  科学理念  科学主义倾向

  

   英文“science”由“格致”转换成“科学”,据学者考证,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最早使用,随后流播于近代中国社会,至民国建立,终于取“格致”而代之,遂为后世所承继 [1]。这种名词间的转换,在现代中国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任鸿隽看来,并不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事,“盖言格致犹近于以中印西,言科学乃代表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也”[2]。正是把科学当作“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以救国兴邦为鹄的的任鸿隽等现代中国的科学派才不遗余力地加以引进、介绍,乃至于身体力行建构科学发展的基础、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

  

   有关现代中国的科学派以及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研究,美国学者郭颖颐(D.W.Y.Kwok)196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曾有所涉及。19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也开始从反省科学主义的角度切入,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3]。然而,人们在将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套用于现代中国时,存在着两种明显的取向,即要么预设了科学主义的前提,从此角度找寻相关证据;要么根本不承认现代中国存在“科学主义”,相反有学者将“科学主义”当成正面的一环加以颂扬。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众声喧哗之时,任何人卷入科学主义的旋涡都是可能的。但现在我们重新观照这段史实,也不难发现,科学派与同时代的新派知识人大有不同。一方面科学派对科学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走出了可能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科学理念本身包涵着的反科学主义因素,也在无意间影响着科学派的价值取向。这也许是分析现代中国的科学派“科学主义”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求真”与应用:科学精神为何更重要?


   现代中国的科学派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是从“科学救国”出发的。任鸿隽夫人、现代著名女作家、学者陈衡哲说,现代中国的“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4]。而1914年任鸿隽、胡明复、杨铨等留美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且将后者放在上海出版,也都是为了向国人传达和介绍最新的科学理念、科学发展的信息。说他们存有以启科学之蒙来改造中国的理想,应该没有问题。1915年1月出版的《科学》杂志“发刊词”中就写道:“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角思 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5] 很明显,此一定义并非全在纯学术一途,“正德利用厚生”,已经把科学的应用(即社会功能)囊括在内了。

  

   然而,将“应用”包涵在“科学”的定义之中,仅是科学派科学理念的一个小的侧面。因为在更多的时候,科学派还是把纯学术意义上的“科学”放在首位的。任鸿隽就是一个显例。应该说,科学派对“科学”概念的定义和科学精神的理论诠释,以任鸿隽为最系统,最具代表性。任鸿隽对科学现代意义的理解始于1912年12月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之后。上述《科学》杂志“发刊词”是迄今发现的他对“科学”最早的定义。然而,在任鸿隽为“科学”所下的若干定义里,学术性的定义占据着绝大多数。像“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6]。关于科学的特性,任鸿隽认为“不外二者:一凡百理解皆基事实,不取虚言玄想以为论证。二凡事皆循因果定律,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7] 彼时任仍在美就读,所论似可看作是从理论到理论式的。但1918年任鸿隽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其时为“论理科”学生所作的讲演,依然持“科学是有组织的智识”的观点。解释这一观点时,任特别强调科学乃是作为“纯粹关于智识上的事”[8]。这种注重科学的学术(知识)层面的意义,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言说。而在其认知中,“有组织”或“有统系”、“条理因果”以及“论理方法”,则为解释“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到1926 年出版的专为高中生编写的《科学概论》中,他的科学乃“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9]的说法,与上述定义并无二致。这类出自西方的纯学术性的定义,并非任鸿隽一人所持,它也同时为中国科学社成员们所接受。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的杨铨也认为,科学“泛言之为一切有统系之知识,严格言之,惟应用科学方法之事物乃为科学”[10]。

  

   值得注意的是,任鸿隽在《五十自述》里,对“科学”的定位。他指出:“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11]。这一“科学整体观”直接影响了任鸿隽等人对于科学的“求真”与应用之间关系的认知。

  

   不是存有启蒙之念,就一定导致科学主义甚或绝对主义。像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一样,科学派的言论中,也有不少放大科学作用的成分,甚至极言“科学方法万能”。但是,科学派并非是“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12]的那类人,他们的言论同时又与他们的科学理想,以及对科学本身的认识的加深相伴随。换言之,科学派的科学理想和对科学的认识时时都在消解着他们由于对科学启蒙的渴望而出现的科学主义式的宣传。同样是强调观念的更新,同样是启科学之蒙,他们与新文化派的追求是有差异的。科学派显然更为务实。在他们那里,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建立现代科学体系,才是现实的目标。这个目标使他们避免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可能。

  

   不过,科学派的现实目标与其精神的追求,一直是并立而行的。他们对科学精神的强调,的确存有思想启蒙的因素,充满对科学之道的向往,但更多地还是发展现代科学的需要。科学派中最讲求科学精神价值的任鸿隽论述“科学之本”、科学“求真”精神以及科学与应用的关系的文章,不下十几篇。其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理念,即不可舍本而求末。而归纳起来,这个“本”有四层含义:一是在科学与应用上,求“科学”这个“本”。二是在科学理论与应用上,求“科学理论”之本。三是在整体科学与学术分科上,注意整体,而在“特殊科学”与“普遍科学”上,注重“普遍科学”。四是在科学理念上则要“求真”这个根本。

  

   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科学的发生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毕竟20世纪初的中国尚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在没有科学基础的国度里,整体地移植西方现代科学,在科学派看来,就必须返本溯源,将科学之本和科学发生的思想途径,也即是科学研究的精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有此预设,西方科学倡导的先驱(如赫胥黎、斯宾塞等)的论断,便很容易地成为他们思想的依据。任鸿隽的文章里就曾引用赫胥黎的原话,以证自己言之无误。他说:“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为天然界之主,而勿为之奴。故科学者,智理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且特别指明,他提倡科学应用的文章《科学与工业》是“虑世人不知科学之效用,而等格物致知之功于玩物丧志之伦也,为之略陈工业之导源于科学者一二事,以明科学致用之非欺人。”[13]

  

   在任鸿隽那里,科学之本正在于其精神层面,即“求真”的研究精神。他说:“我们只要记得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并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而“应用科学的发明以谋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快乐”的目的,与纯粹科学追求真理相较,“已有卑之无甚高论之感。”[14]“科学的应用虽然表现于许多物质上的发明,科学的本身却只是一种学术思想的系统,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根本移植过来,方能使科学成为我们学术思想的出发点,方能使科学与其应用在我国发荣滋长。”[15]另一位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数学家胡明复谈及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关系时的话语,也正说明中国科学社同人,在此问题上的一致性。胡明复指出:“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是以‘求真’为主体,而实用为自然之产物,此不可不辩者。”[16]

  

   1916年在《科学》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科学精神论》里,任鸿隽就将科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一可能导致“科学主义”的言论,却因为他成功地把握了科学的本质而得以自我消解。科学精神被任鸿隽视为木之本、泉之源。而科学精神的真谛,在他看来,则只有“求真理是已”。他说:“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在后来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任鸿隽将科学精神详细概括成“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等五种。科学精神并非高尚而不可达,它同时也被看作是“常识训练”,不仅“为一切科学所应有”,且也是一般人所“一刻不可离”的东西[17]。任鸿隽对科学的“求真”本质以及精神价值的看重,固然与其所理解的“科学”理念有关,但同时也是他们与新文化运动一代的相似立场的反映。

  

   整体改造,而不是辄取枝节,用今天的话说,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晚清以降,西力东侵,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依梁启超的划分,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这个划分,现在看来,不免有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嫌疑。但科学派对此亦多有认同。地质学家翁文灏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时,便说洋务时期惟重译介,而不重研究,创见不多,贡献有限。原因是洋务派们对“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根本不立。”[18] 任鸿隽见解与之类似。他说:“在五六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以为西方强国的本领,不过在他们的船坚炮利。于是他们设制造局、造船厂,要想在船、炮几件器械身上,找到救亡图存的秘诀。这个观念的错误,甲午一役把它暴露无遗了。”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根本的科学”[19]。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任鸿隽这一批怀抱救国信念的革命之士(任鸿隽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对洋务运动及洋务派的思想进行反省是必然的。洋务派对“西学”认识上的局限,已经是他们随时提示自己的前车之鉴。任鸿隽说过:“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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