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撰写，1961年3月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上的《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一文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科学事业家任鸿隽为成立46年的中国科学社的盖棺定论之作。其时，任鸿隽已步入垂暮之年，此文也是他一生中为中国科学社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因为差不多一年后，他便去世了。在文中，任鸿隽写道：“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以此为据，将中国科学社的建立与英国皇家科学社相提并论，也几乎成了学界的共识。
然而，在此文发表的34年前，任鸿隽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说法，却不常为人们所引用。1927年在胡明复追悼会上，任鸿隽说：
“我和明复的熟识，是在1914年夏间大家发起中国科学社以后。大家晓得科学社的发起，是全无凭藉的。那年夏天康乃尔的几个同学，因为见得科学在现今世界的重要，与我国科学的不发达，于是大家打算组织一个团体来做介绍科学的事业，结果就是中国科学社的出现。我记得当时联名发起的人不过一打，但我们对于介绍科学这样繁重的事业，也就前无古人的干了起来（因为1914年以前，国内或国外这一类的团体还不曾出现）。……当时不过是暗中摸索，直到1916年科学社在美国开第一次年会的时候，我个人虽经把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查了一个，才知道我们的组织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我们大家很引为欣慰的。”（参见《悼胡明复》，收入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391-392页。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
一处说，中国科学社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另一处又说两者是暗合，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要是考虑任先生表达时的语境，就不会感觉抵牾。
任鸿隽在胡明复追悼会上说的应是事实。在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前，至少在他自己的文章里没有出现过英国皇家学会的名称。但尽管如此，彼时的留美中国学生对学术体制化并非没有自觉。任鸿隽本人1914年6月和9月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建立学界论》、《建立学界再论》虽没有直接提及体制化的问题，但对“科学的学界”（即今之所谓“科学共同体”）的渴望已经跃然纸上。一年后，在《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中，他指出：“夫今之科学家，非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者，而必有其成事之肆，与致力之所焉。”（第34页）同年7月，杨铨在《学会与科学》中也说：“今之科学昌明之国，莫不自有其学会为崇学尚能之劝”。杨不仅强调“欲图学术之昌明者其以学会为当务之急乎”，而且在文中制表列举了包括皇家学会的英、法、俄、德、奥、意等国的科学学会组成情况（见《科学通论》，中国科学社1934年再版本，第433-438页）。
不过，与学会的成立相比，任鸿隽等人对创办《科学》杂志的热情显然要高于建立学会。他们一开始成立的科学社，也更像是为《科学》杂志筹款发行所组建的股份公司。直到191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才转变成一个学术性的科学学会。
如果仅从成立的语境和时间上看，中国科学社与英国皇家学会之间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英国皇家学会组建于1660年，1662年7月15日得到皇家特许状后，正式成立。那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既不能与20世纪初的美国相比。而最有趣的是，加入皇家学会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热心支持“新哲学”（实证[验]哲学和自然哲学），这也为非科学家的加入开了方便之门。所以，尽管皇家学会的宗旨是促进自然知识的增长或用观察和实验手段来扩大知识，但会员中非科学家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甚至出现过非科学家超过科学家，在学会中占多数的情况。
大量非科学家参与科学学会，在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初，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科学社的几位发起者，都是理工出身，属于典型的科学家，即便是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时也是数学专业的学生。当然，此种情况后来发生了一点变化，特别是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中国科学社也在公关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22年8月的南通第七届年会上，不仅政府官员、社会贤达成为会员或董事，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加以赞助，而且著名学者、教育家梁启超、蔡元培、马相伯也拨冗出席。但这种少数非科学家会员的参与并不能同皇家学会相比。因为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成长阶段，皇家学会中非科学家会员占多数情况一直没有改变，直到1860年，科学家会员才超过了非科学家。到1900年，其会员则几乎全是科学家。
皇家学会20世纪初的纯化，对中国科学社来说相当重要。因为正是纯化后的皇家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科学社，以致任鸿隽后来会将它视作“楷模”。1916年9月，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上发表以介绍外国科学社情况为主题的演讲，演讲稿后来分别刊于《科学》第3卷第1期和《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秋季第3号，并收入1919年3月初版的《科学通论》一书，名之曰《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此文可能是中国人首次如此系统地介绍英国皇家学会。
任鸿隽对皇家学会的介绍主要依据魏尔特的《皇家学会史》及相关资料。但他并非简单照搬罗列，从他有选择地介绍中亦可看出中国科学社成员的思想取向。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对近世科学的贡献得到了任鸿隽的充分肯定。这一方面固然得自于魏尔特《皇家学会史》对培根思想影响皇家学会的强调，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科学社成员早已将科学的归纳法视作西方科学发达的钥匙，在此时又发现皇家学会也是同门渊源，自有异域遇知音的感觉。皇家学会“用实验的方法，以谋求自然科学的进步”，也正是任鸿隽以及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梦寐以求的救国良方。“科学救国之梦”既然已经在皇家学会身上取得了成功，青年科学家在中国如法炮制，自然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从皇家学会那里得到了鼓舞是确定无疑的。这种鼓舞超越了两个科学学会时空上的距离。任鸿隽就从皇家学会的发展看到了中国科学社的未来，他说：“我们这社二三年的历史，安知不是以后二三百年光荣历史的发端。”（第103页）
但科学家毕竟不是幻想家。任鸿隽在介绍皇家学会时，也非常注意民间学会与政府的关系。这也是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任鸿隽的远见之一。皇家学会“辅助政府，改良国内学术上的事业”，也与中国科学社成员的追求相符合。尽管情况各异，政治体制不同，但在保持学会的民间性的同时，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从政府那里争取必要的资金这一项，中国科学社与皇家学会还是有着相似之处的。
对科学体制的自觉，也让任鸿隽十分关心皇家学会的组织机构以及发行出版物、建设博物馆等情况。实际上，这些具体事宜中国科学社有的已经在做，有的已在设想之中。另外，皇家学会的“实行实验”，也让任鸿隽印象极深。他说：“这实验两个字，就是近世科学的命根”。现实地看，通过具体的基础实验而非空谈，以达到影响科学的发展和改善社会的目的，也是中国科学社成员“科学救国”的基本路径。
在文中，任鸿隽还第一次涉及了两个学会的关系。他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并未参考皇家学会的章程，而成立之初中国科学社与皇家学会的近似处，其实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结果（第104页）。但他同时强调1910年代的中国，也与16世纪皇家学会成立时的欧洲差不多。具体表现在，“对于近世的新哲学，尚在莫明其妙的境界。”而名副其实的高等以上的学校，也没有几所。所以，他决计模仿皇家学会，从设立实验室做起，“在实验室中研究世界上科学家未经解决的问题”，以便开出一条直接有力的路。任鸿隽甚至从皇家学会初期的格雷沙姆学院集会而形成“无形学院”获得启发，参照在美国的实际观察，以为中国科学社未来的社所可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舍“不相上下”。其中有图书馆，有博物馆，以及设几十个实验室，“在实验室研究世界上科学家未经解决的问题”（第105页）。
但1918年中国科学社成员陆续归国后，这个美好的设想却难以实现。经费问题首先横亘于前，只好依赖“沿门托钵”（任鸿隽语）得来少量资金，以后虽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赞助，但政府总体上对科学的投入不足仍使科学的发展举步维艰。1936年，其时任《科学》杂志的主编刘咸在《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一文中说：“国家每年所用于科学研究之经费，虽年有增加，就目下论，公私合计，每年约国币四百万元，方之美国不过二百分之一，英国五十分之一，即与我国每年支出之军政各费相比较，亦不啻九牛一毛”（见《中国科学二十年》，上海中国科学社1937年5月，第14页）。
而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场所也是颇费周折方得以确定。1919年经张謇、梁启超等上书争取，北洋政府批复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官房先由中国科学社“暂行借用”，1920年张謇又上书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才作为图书馆与社所活动场所“永久管业”。1928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陕西南路购入房地，设总社所，随后建筑图书馆，原南京成贤街旧址则作为生物研究所的基址。说起来，在从政府那里争取社所上皇家学会也有与中国科学社大致相同的经历。据亨利·莱昂斯《英国皇家学会史》（陈先贵译，罗丽青校，云南机械工程学会、云南省学会研究印）记载，在成立初期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皇家学会。英王理查士二世没有向学会提供像路易十四支持1666年创立的法国科学院那样大规模的津贴和补助金。房舍也是个问题，经过长期争取，直到1866年，皇家学会理事会接到通知，政府决定在伯林顿宫附近为学会提供活动场所，新大楼决定盖在布林顿宫两侧。但当1873年大楼竣工，皇家学会搬进大楼后，政府又提请学会为该大楼交纳保险费。经过学会据理力争，交纳保险费的命令才被撤消。这次搬迁为皇家学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谈及中国科学社以皇家学会为“楷模”时，任鸿隽特别提到“除介绍科学之外，它注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这亦可以看作是中国科学社有意以民间学术团体的力量向中国介绍现代科学，并且在推进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的同时，对世界科学进步做出贡献。但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科学非常贫瘠的现实，中国科学社的设想只能在艰难中一点一点地实现。以国际化为例。皇家学会的国际化从搬入布林顿宫附近后即已开始，许多外国的科学家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但皇家学会大规模的国际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比如1918年一战刚结束，在皇家学会就举行了一次国际科学院学会的会议，讨论未来的国际合作问题。这后一个时间恰与中国科学社的回国发展相同步。可是，彼时中国科学发展水平和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能力却不能支持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们的理想。1926年，在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后，任鸿隽已经深感中国科学发展水平的落后。出席者人数上的差距让他感觉到了与中国国家地位不相称的科学研究水平，而中国“地方性的科学”（略近于今之应用科学）虽有进展，但“普遍性的科学”（略近于今之基础科学）上空白，也让他生出许多感慨。就在这篇题为《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回顾》（第377-383页）的文章中，他提到了国家的科学机构——科学院。
但实际上，正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中国在科研体制上也正式走上了法国式和俄国式的道路。在学者看来，这根本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国情造成的结果。英国皇家学会式的民间科研体制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行不通。但换个视角看，在当时，民间的科学学会在中央研究院之外，仍有生存空间。中国科学社成员虽然进入中央研究院成为骨干，但他们同时也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并且肩负着中国科学社的责任。19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即是一个证明。就任鸿隽本人言，他虽一度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也曾呼吁政府加大对科学的计划的力度和投入，但对整体计划式的科研的怀疑，对民间科学发展的期待，仍是他的夙愿，因而也成了一个终身无法释解的情结，并且让他变得不合时宜。科研体制的一体化，实际上影响到了民间科研机构的成长和科学研究的推进，以致今日还要为此而补课。
对中国科学社影响很大的还有专业学会的纷纷出现。其实，同样的问题皇家学会也面临过。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造成学科的分工，综合性的科学学会也会在专业学会兴起之时面临挑战。皇家学会当时的会长约瑟夫·班克斯也并不赞同专业学会的形式。但皇家学会似乎与中国科学社不同，它没有像后者一样面临着多重挑战。既有国家性的中央研究院，又有专业学会的崛起，更有战火纷飞，居无定所之苦，中国科学社自身的活动空间确实变得窄化。早在1918年任鸿隽已经意识到专业学会的兴起对综合性的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他以为，彼时的中国专门人才太少，“合之尚难，分之将乌有”，而专门学会“只能办该科以内之事，而于学界大势，未必过问”。而“不有汇集众流之大学会，孰与为登高望远之先驱者”。（参见《在中国科学社第二次年会上的社长报告》，第138页）1936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一次年会暨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任鸿隽依然强调的是科学的整体，他发愁的是分工过细，“不免有些寻流忘本的危险”（第541页）。
中国科学社与皇家学会最大的共同点，是二者的民间性。安德拉德在其《皇家学会简史（1660-1960）》（中国科学院计划局1979年7月）中称“皇家学会在世界上代表英国科学，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英国”。这是对皇家学会的一个巨大的褒奖。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中国科学社是否也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和褒奖呢？1923年，在《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中，任鸿隽表达过他的愿望，他说：“夫英有一皇家学会，实开科学之先河，美设斯密生学社，亦树华国之宏规。吾人处筚路蓝缕之后，当康庄大启之时，尚不能从当世学者之后，以为世界学海增一勺之量乎？”（第288页）经过多年的努力，任鸿隽等中国科学社成员的愿望得以部分实现。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学会，创办第一份左起横排，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科学》杂志，第一家民间科技专业图书馆，第一个民间生物研究所，第一次赋予“科学”以准确的现代意义……。遍观中国近现代史，有哪个学会能与之媲美？1934年，刘咸即指出：“我国近二十年来之重兴科学，及短期间所获之成绩，斯不仅辟科学史上之一新章，开吾国历史上之新纪元，实世界现代史上之一重大转变将来影响于国际政治经济者，未可限量，而以新纪元之开始，适与中国科学社之成立同一时期。论者每以本社之成立，象征我国新科学事业之发轫，似非过誉，良足庆念。”（见《中国科学二十年》，第5页）
篇首所引任鸿隽关于中国科学社“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说法，虽然实事求是，但也颇有谦虚为怀的意味。“楷模”是需要学习的，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他并没有将二者相提并论，自我彰显。或可以这么说，在任鸿隽内心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就和境界虽不能至，亦不妨心向往之。
（刊《历史学家茶座》第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