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傅斯年的学术自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08 次 更新时间:2024-04-20 12:09

尤小立 (进入专栏)  

历史诠释虽然不妨复杂,历史本身却相对单纯。如果希图还原历史,只能以化繁为简的原则,清理同代的附丽和后人的解读,直达单纯的核心。果真如此的话,历史真相或可以说是简单的,这样的史学也将简洁明了,值得称为“简明史学”。

“简明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是对于“真”的认知以及共识的建立。如果无此认知和共识,就只能要么是“往好里讲”,要么“往坏里讲”,总之,都与历史本真越来越远。

其实,学术史也是如此。虽然学术史的成果常是观点的凝聚,不似物理时间或具体事件那么确实,却也不妨碍其所具有的本真的一面。而这一面亦不以复杂为特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简称《旨趣》,以下凡引用此文,不再另注)就是一例。

早有学者将《旨趣》与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相提并论,视作清末以降,“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而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劳榦:《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就傅斯年个人学术生涯言,仅此《旨趣》“和准此而推行的现代研究事业,已足够令他名垂史林了”(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一九八六年)。

不过,有关《旨趣》的评判一直未见共识。大致地看,前期以异议为主,后来,特别是近些年则主要是生发、延展和演绎,而其中流溢的基本是辩护之意。这些辩护词自然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内容,但代价也相当明显,就是越来越偏离傅斯年之本意。如果大师尚在,未必会欣然接受,很可能会高昂着头,送一句:“那怎么可以!”

《旨趣》中“史学只是史料学”,以及傅斯年后来表述的“史料学即史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再怎么看都不属于“全面”或“周全”之说。为此而努力弥合缝隙、抹平棱角,进而“周全”化的学者,无论引经据典,中外史论齐备,甚或哲学理论并举,似都未说明傅斯年何以要如此不“周全”。而长期以来,有关此说乃“有意为之”“矫枉过正”的说法似乎是正解,但也未进一步追问,傅为何要如此这般地偏颇。

《旨趣》写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就在两年前,傅斯年的挚友、同为胡适重要弟子的顾颉刚发表了《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此文不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词,而是一份学术取向转型的宣言。它由一位研究助理级别的人员撰写,至少表明,彼时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内部并非太过在乎等级和名利问题。就在此文中,顾颉刚表达了对建立“学术社会”的渴望和学者自身“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的合理性。如果依照贺昌群的说法,将史学“专史化”以及史学专业化的起始确定在一九二三年《国学季刊》的创刊之时(主要指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专史”的提倡。参见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那么,一九二六年新文化运动学生辈对学术专业化的追求算是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其实,追求“专业化”的学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或者一代人,包括哲学界的金岳霖、冯友兰和史学界的顾颉刚,当然也包括傅斯年。

傅斯年没有像顾颉刚那样正面地提倡建立“学术社会”,可是,他对现代“学者”的推崇和传统“文人”的贬抑,标准也是与“学术社会”相关的“专业化”。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曾提到过,“一成 ‘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但这仅是“文人”的一种现实表现,原因还在于“文人”偏于主观随意。所以,傅斯年赞赏以严格、科学的态度行事和生活的丁文江,说后者“抹杀主观”(参见《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胡适为避免引起歧义,在同期《独立评论》杂志上的《丁在君这个人》一文中,将“主观”修正为“私意”“个人的利害”,但这一救场之举,未必符合傅之原意)。他遵循丁文江所推崇的“统计(按:即今之 ‘概率’)的观点”,以为这样“尤可节约”自己被友人俞大维打趣的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一团矛盾)的“文人习气”(《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

偏于主观,不仅随意,且容易无视基本事实,由此亦可知,专业化的学者以“证据”为前提条件,顺应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关晚明以降,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厌恶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潮流,亦符合胡适对考据方法的提倡,只是傅斯年将此“新传统”进一步推向极致。

其实,没必要为“史学只是史料学”做学术圆场。这个偏颇之论就是傅斯年追求的“专业化”的具体表现。

应该看到,如今的学术“专业化”与当初的“专业化”,在理解上是不同的。当初的傅斯年他们是希望走出囫囵吞枣“全才”式的混沌,所以在价值评判上就有个向“专”舍“全”(或者宁“专”勿“全”)的期待。《旨趣》发表后的两年内,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所说的“称我为历史专家,说到历史似乎全部的历史我都知道的, ……这种不虞之誉,实在还是求全之毁的变相”,“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绝非自谦,而是“向‘专’舍‘全’”的期待使然。在这里,“专”是正轨,而“全”已经失去了时代的依凭。在《旨趣》中,傅斯年执意放言,固然有性格的因素,但是,“专业化”倾向的时代托举,不仅让表述者不必为此自责,更让他们为能够引领一个学术的新潮流而自豪。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就是自我的时代定位。它当然有针对章太炎等老辈“不读书”批评的意思在,但更是因为这一选项符合新时代的学术进路。沿此路径,傅斯年他们对话的对象就不再是老辈,而是西方的汉学,因此,落伍的急迫感远胜于在国内争第一。

傅斯年史语所的老同事李济比较了同样受过科学训练且具有领袖气质的学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他说,傅斯年是属于“看得深的,可以在短时期解决若干基本问题”的一类。他们“大半起源于个别人的智慧。一个聪敏的领导人,在很短时间,就可以抓住一大批重要材料,解决若干基本问题”。李济同时认为,傅斯年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political realist),学术上也注意“现实的需要”。而这一切则是建立在发现“中国学术方面,毛病在什么地方,短处在什么地方,长处在什么地方,而西洋方面我们必须要学的又在什么地方”之上(以上引文均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及《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正因为傅斯年看出了“轻重缓急(的)分别”,才确立“史料”的基础地位。他明确说,在史学研究中,如果“把设定当作证明,把设想当作假定,把远若无关的事办成近若有关,把事实惟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促成所关学科之进展”(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序一》)。

“抓重点”不一定是专业化,但专业化的研究方向一定是重点选择的结果。《旨趣》中紧接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之后是“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里的“只是”,就是一种行为的“重点选择”,它意味着一家做法、一方之见,不以“全才”姿态求“全面”。以此专业化的偏颇去找寻“新材料”才是傅斯年努力的目标。这是傅斯年的本意,或是因为史语所的成绩卓著,傅所长又大名鼎鼎,才让后人理解成广泛之见或对后辈的要求,结果本意转化成了引申义。

有关《旨趣》中“反对疏通”一句的理解和诠释也有同样的问题。它本身也是专业追求下的偏颇之言,既有时代性,又是明确的学术上的自我设限。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知识人或者学者,其思想、认知和取向都在发展、变化或者深化中,这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者不能不重视的一个特点。唯其在“变”,所以,同时但不同场合的“疏通”说辞以及后来的“疏通”实绩不等于现在的“反对疏通”,也不等于它只是与自身无关的广泛之见或告诫后辈。

其实,有关傅斯年“反对疏通”是真反,还是口头反而实际不反,是如此说而不如此做的探寻,或者由此生发出的史学方法论及理论都只有丰富学术史内涵的价值,对理解傅斯年的本意却无实际帮助。因为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举出诸多例证,并且可以无限地施展“疏通”之技。事实上,“反对疏通”本身属于专业化的细致分工,即今之“研究方向”下的研究原则,其中自然有史语所的“机构”目标的一面,但也是傅斯年的自我定位。李济后来把这个有关史料的认知下放到学术层面,说:“那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同仁,大家有一默契:一致同意史料的价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的程度愈高,价值愈高。”(《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因此,关注史料而不讲求“疏通”也是出于明确的学科自觉和学科自限。

至于傅斯年认定上古的“信史”太有限,以致在三十年代末,史语所收集、整理史料和主导考古发掘业已取得巨大成就后,仍强调“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性命古训辩证》),只是“反对疏通”的客观依据。

类似“客观依据”,还包括“集众”式的研究。这个胡适晚年大加表彰的研究方式,由于近似理工科常常采用的“有组织科研”,在当下被大力提倡,甚或成了普适秘诀,波及了大多数文科。实际上,在史语所筹办之时,傅斯年和参与筹办的顾颉刚、杨振声等人对于史语所的取向和具体研究方向也在探索中,不仅是所名中“语言”与“历史”的排序颠倒了,“集众”工作的具体内容亦有所调整。依照傅斯年他们的归纳,“集众”工作,主要适用于收集整理大型史料,人类学、方言的田野调查,加上《旨趣》增加的考古发掘等。除此之外,也明确了史语所内部还有“存乎其人之所好”的“个人工作”,二者是并存不悖的(参见傅斯年等《呈大学院函》所附之《拟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办法》)。而由于众口无法一词,同人之间观点的折中妥协也非学术正途,故在真正的“集众”工作中“疏通”并不适用。

可是,客观因素终究无法解释《旨趣》中傅斯年何以如此坚定不移地以“证而不疏”为原则。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去世。五天后,李济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大家都知道他写作的天才,但是在他的专门著作里,他却能把他的才华完全收敛起来,作纯粹的考据文字。”(《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这里涉及的虽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聪明人肯下笨工夫”,却揭示出一向给人“天地”印象的傅斯年所具备的另一种精神特质。这一精神气质在学术研究上的表现,就是自我设限。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则是“自知分际”(语见《史学方法导论》)。

“自知分际”也就是自知“分寸”和明确“合适的界限”,结合傅斯年有关历史研究的三原则中“要把历史知识当作 ‘人学’”,以便了解“人类”“人性”,并且与“近代生活相干”(见《闲谈历史教科书》)的一项看,他认知中的历史研究者,一方面是把历史人物当“人”看,另一方面是把自己当“人”看。既然如此,历史研究者就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神”,或只有神性而无“人”或“专”家的气质。

傅斯年批评传统“文人”,就是因为后者不知“分际”,梦想封神,且“不脱士大夫教育”笼统、模糊和概论式的意味,结果,既不能“对于一种学问,有一根本的训练而得了解”,因而无“学”,又不“能把这了解施用在具体事实上”,因而无“术”(参见《教育崩溃之原因》及《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答邱椿先生》)。

不过,这类批评始终都是反省式的,傅斯年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因为在他的认知中,自己一代人只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胡适语)。就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也就是发表最激烈地抨击传统“文人”的《随感录》的半年后,傅斯年明确说:“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 ‘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中国狗与中国人》)类似的“文人之累”一直伴随着傅斯年。十年后,他对老师胡适袒露的心声中也有:“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见胡适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记)

但是,这种明确意识到做人与治学二分的矛盾也只是显性的一面,隐性的矛盾往往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于言语和行为方式之中。现在看来,后者的呈现方式至少有正反两面。

正面的呈现表现为一种习惯,也就是所谓“文人习气”。一九三六年二月,傅斯年撰文纪念丁文江,谈及丁文江个人生活的科学严谨和对于家庭(族)的奉献,不禁感叹说:“真是一位理学大儒。”(《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但这个顺口而来的习惯性比附,却让作为旁观者的胡适发现了其中的冲突。因为丁文江一生践履严格(或极端)的科学生活方式,与宋明“理学大儒”道德上的严格(或极端)之间并不协调。所以,胡适调侃道:“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参见胡适:《丁在君这个人》)

而反面的呈现,则如《旨趣》中对于章太炎的批评。傅斯年说,章氏不仅自己不用新材料,还要抹杀新材料的意义,即便在运用科学方法的文字学上,也是步步倒退,所著《新方言》“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如此率真的批评,自然也有学者们所揭示的具体原因。但是,作为“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本想“开辟几条研究的新途径”(《拟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办法》)的傅斯年的内心似乎也有生怕自己“不现代”的疑虑,故要通过猛烈抨击传统和前辈以表明自己的新身份。如果不必细究字数上的对应,《旨趣》可以说一半是创新,一半是批评,这恰好折射出傅斯年的心态和“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的实相。

傅斯年对章太炎的批评也涉及“文人”。他认定,章氏在文字学以外,就是一个传统的“文人”。既然自己不愿再做“文人”,在研究目标上也就不仅要“放文人”而“存野化”(具体见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信),研究原则上也必然要“证而不疏”。因为他担心以自己“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的角色,一旦“疏通”或者“著史”,就可能“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每取伦理手段”,担心史语所和他本人高举“科学”旗帜的现代史学研究最终又成了古代的“作文章家的本事”。由此可知,无论在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傅斯年都有个学术上的自我设限。

明知自身的角色局限,严守一代人的职责,承担一代人的使命和一个机构的任务,把自己能做的研究做好,此乃傅斯年作为学者的自知之明和过人之处。这个以前较少为后世学者所揭橥的面相,借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

因此,“反对疏通”或“证而不疏”不只是史学研究的原则和史语所作为“一机关”所应有的“学风”,它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甚或超时代的意义。因为在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傅斯年(也包括胡适)的认知中,作为实证基础的基本史实的认定,由此达成的共识以及逐渐形成“拿证据来”的习惯,乃是社会理性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一九五九年,最初负责史语所安阳小屯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董作宾曾说过,傅斯年在《旨趣》中的论断,体现了“口快心直,才华横溢,想说甚么就说甚么”的特点(《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一九五○年纪念傅斯年时亦说:“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忆孟真》)。这或许应是理解《旨趣》的一个门径。

(刊《读书》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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