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贤君:检察权的人民性:公诉权核心论的宪法学沉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19-08-01 00:16:21

进入专题: 检察权   人民主权   人民代理人  

郑贤君  

   摘要:  检察权的人民性久已被遗忘,这是导致宪法解释明显偏离文本文字的重要原因,也是公诉权核心论产生的解释学根源。宪法和法律文本文字不是机械的语言学与语义学追随,即使是自由解释亦不得冒偏离文本文字的风险,否则将有违人民主权这一伟大原则。检察权来自宪法设计,无论是人民授权、宪法授权、主权者授权,还是人大授权、人大二次授权,都说明检察权的根基深植于民主集中制这一宪法原则,其核心深藏于权力分工与监督之中,其功能未必仅限于刑事诉讼。作为人民代理人,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完全且独立的权力”,公诉权核心论是偏离文本文字的宪法臆造,它割裂了检察权的完整性,属于宪法上的自我残害。

   关键词:  检察权 人民主权 人民代理人 法律监督 一般监督权

  

   无视文本文字,臆想宪法目的是宪法研究久治不愈的顽疾,其积习与沉疴不仅无法严谨宪法释义学使命,而且在实践中严重阻碍民主集中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能的发挥,检察权公诉权核心论即为一例。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曾经有观点认为“检察权”所指不明,内涵空洞,尝试用“公诉权”填充其内容。持此论者似乎对“原告”这一身份深恶痛绝,认为宪法规定的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弱化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检控中的地位,将检察机关降格为与刑事被告地位等同的原告,不利于检察权的行使。[①]该观点看似渊渊入微,嘎嘎独造,表面上异乎流俗,实则是一家执念。这不仅无助于提升检察机关的地位,反而自我贬抑,无异于放弃宪法责任,将自己限定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告。目前,国家监察委员的成立再度在宪制上引发检察权地位的讨论,[②]有必要立基于解释学,通过对检察权人民性的剖析,检讨检察权核心论的利弊得失。

  

   一、词源学与解释学追溯:代理

  

   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宪法第136条是其明示依据。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词源学可以帮助认定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检察权”的英文为procuratorial power,与之类似的近义词有indict、accuse和charge。Procuratorial有“代理人”和“诉讼”两重含义,其余英语词汇皆为指控和控诉,且为刑事指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权”,英文版宪法“检察权”选择使用procuratorial power,这意味着无论在词源学还是修辞学上将二者等同缺乏文字依据。这一方面说明检察权不等于公诉权,他方面说明我国宪法依然着重检察权的代理属性。

   检察权的代理属性可从四方面得以展开:其一,检察权的身份是代理人,代表某一个体或者某种利益。其二,检察权代表特定利益,该利益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其三,检察权须在诉讼过程中代表特定利益行使权力,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代理。其四,检察权代表特定利益参与诉讼并非仅限于刑事领域。检察权性质的认定还可以检察官发生史作为佐证。检察官产生的历史表明,检察官代表王室最早参与的主要是私人纠纷,如土地纠纷和财产纠纷,其代理并未局限在刑事诉讼领域,代理王室提起刑事指控是其后的事情。检察官在成为公共利益代表之后,除了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之外,并没有放弃对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公益诉讼的参与。[③]

   认为检察权的核心是公诉权等于间接承认检察权与公诉权同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文字的浅白和显明含义。在解释学上,无论是宪法文本主义还是制定法的文义解释,都要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不得明显偏离文本文字”。“明显偏离文本文字的解释是不允许的”,将“检察权”等同于“公诉权”既是对其宪法含义的歪曲,也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知欠缺,还是宪法和法律解释技术的匮乏。

   作为一个宪法和法律语汇,“检察权”在我国宪法中出现一次,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出现四次,而“公诉权”在宪法中却一次也未出现,仅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出现两次,且针对刑事指控,学界不应对检察权和公诉权两词语的明显差异熟视无睹。在制定法解释的三个规则中,除“缺陷规则”外,“字面规则”和“黄金规则”都要求遵循文字的显明含义,对字面含义的尊重甚至达到连荒谬都在所不惜的程度。字面规则(literal rule) 要求: 如果某一法令的语言是清晰的,法院必须服从它,即使结果明显荒谬。”[④]黄金规则(golden rule) 要求用普通而自然的含义解释法条,除非结果明显荒谬。“普通而自然”是指应当按照字面解释规则。缺陷规则(mischief rule) 是指立法者没有明文规定,允许法官根据上下文和语境进行解释,并被允许援引文本以外的资料,也被称为目的解释。该规则因其与关注文本的字面解释和黄金规则有本质差别而受到严格限制。在“字面规则”、“黄金规则”和“缺陷规则”三种解释规则之中,字面规则是主导性规则,黄金规则次之,缺陷规则再次之。这表明,逻辑的要求尚在其次,文本文字才是正统。亦即为了“防止法庭作出令人震惊的傻事”,[⑤]只有在出现明显荒谬之时才弃文字于不顾,进而遵循正义和公正的要求,求助法律之外的资料探寻立法目的。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须光大文本文字,法治的解释学表现首重文本文字。在形式主义看来,只有文本文字才构成“法律”,文字以外的资料不属于法律,应严格禁止援用。卢埃林.戴维斯说道: “普通法的一个显著规则是,在解释书面文件时,必需严格地排除所有外来的证据,他们坚持文件的含义只能从文件所使用的语词里面确定。”[⑥]早期普通法对书面文件有一种“神秘的敬畏” (mystical awe),由于文件加盖印章,这一特定仪式使法庭格外敬重成文法。法律的字面含义而非立法者的意图构成“法律”既是形式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法的实质价值即民主。

   依循文本文字阐明宪法和法律含义是人民主权的解释学映射,凸显宪法和法律人民授权之属性,因为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制定的。检察权公诉核心论涉及宪法和法律解释,也是如何再定义“检察权”内涵的问题。著名法解释学家、《布莱克法律辞典》的作者Henry campbell Black 说道:宪法“宣布国家的组织法,处理宏大议题,其用语较之制定法和私法文件更为宽泛”。[⑦]文本永恒,唯有文字才是最为体现人民意志之处,只有在文字中才能查明人民的真实意图,最好地促进人民授权的目的,最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财产和自由。为此,斯托里说道:“文字的确不能超出其恰当含义,而应在其范围之内,须严格依循这一解释规则,即最好地遵循其明显意图。该规则被认为是解释国家宪法之时普遍采用的模式,它源于常识。”[⑧]人们不能将这一解释规则等闲视之,或视为笑谈,因为在自由政府之下,统治者除了其所服务的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身的利益。“任何时候,偏离宪法使用文字的字面含义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如果法官为了避免显而易见的荒唐和矛盾,须是在必需的压力之下,且须格外谨慎行使此权力。当含义显明且不牵涉模糊之时,担心灾难后果发生并不是法官不依据宪法的明文规定拒绝给予其效力的理由。假如担心正当,且意外的困难和灾难可能随之发生,救济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人民,即修宪。”[⑨]即,只要宪法的文字含义清晰,即使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法官也必需按照文字解释。只有当文本文义的明显荒唐确有发生灾难性后果之虞,才能诉诸人民通过修宪改变文本文字,否则,法官只能依据文本文字进行解释。宪法来自人民授权,所有涉及国家组织的重大变化,唯有人民有权以修宪方式予以变更,除此之外,不得用任何方式包括制定法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变更宪法文本文字所体现的显明目的。除非修宪变更宪法文字,否则宪法文本文字的显明含义至上。

   首先,以“狭窄和技术推理”( narrow and technically reasoning) 方法解释宪法是错误的,不能依据普通法和制定法的方式解释宪法,应在自由和宽泛意义上解释宪法。所谓自由解释,是指允许在文字之外抽象出精神,以使其完成宪法确立的目标,执行政府的伟大原则。立宪政府由人民授权成立,宪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利益,须接受自由解释。[⑩]这正是阐释(construc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的区别所在。阐释是指无需依据宪法文本文字便可抽象其精神,即“言中无而意中有”。当宪法“言不尽意”之时,可以依据 “言外之意”解释宪法,即“意在言外”。例如,美国宪法无一处写明“民主”、“三权分立”、“违宪审查”、“联邦主义”,但它们却是宪法设计的重要原则。自由解释即阐释的要旨在于考虑人民授权的总体规划 、目标和结构 ,宪法解释不得偏离这一总体设计,即人民性和人民利益。

   其次,即使是自由解释,亦不得脱离宪法文字去假定或者臆想宪法目的。斯托里继续说道:“在最为限制的意义上,不得使用宪法的文字去假定一个目的。”[11]“严格和最为宽泛的意义同等地寓意于字面之中,可被恰当地认为不出于其目的。”[12]即,在正常情况下,文字之内已经蕴含了宪法目的,不得脱离文字再造宪法目的。换言之,即“意在言中”或者“万变不离其宗”。“宗”为目的或者意图(intention),不管是自由解释还是严格解释,其意义都蕴藏在文字之中,且都存在于目的之内,这一目的就是人民利益。这要求宪法解释须“形神兼备”,坚持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一方面,检察权的内涵须坚持宪法的字面含义,不能臆想其为“公诉权”;另一方面,检察权的内涵不能依循严格和狭窄解释,须将其置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设计中理解。前者形式即文字,也是严格解释;后者内容即实质价值,也是自由解释和建构。

   再次,法治统一还要求在解释学上贯彻“一致性原则”。无论海洋法系还是民法法系,法秩序和意义体都要求下位法的解释须与宪法相一致。部门法的解释须考虑宪法,既不得与宪法原则相违背,宜不得与相同位阶的法律以及法律的其余部分相冲突。美国法学家说道: “法律解释须援引规范同一主题的宪法和制定法条款”。[13]德国法学家说道: “法律解释还应维护‘法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的结果,应当能够与法的其余部分,至少与具有相同位阶或更高位阶的法相兼容。”“人们在解释一条法律规范之时还应尽可能使其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生逻辑上的冲突”。“为了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生冲突,对于法律应作‘与宪法一致'的解释,对于行政法规应作‘与法律一致的'的解释。”[14]这就是说,检察权不能单独解释,必需参照宪法确立的政体原则,其内涵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不得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冲突,不得与其它部门法如《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并不得与该法的其它部分如规定检察机关性质的条款相矛盾。这是不能单纯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解释检察权,更不得将检察权仅置于刑事诉讼的原因。

最后,法律的整体决定部分。理解具有“循环性”,法律评价的统一性要求宪法和法律解释须参照背景和整体意义。施莱尔马赫的文学阐释理论同样适用于宪法和法律解释。“在一件文字作品中,只能从整体出发理解个别语句。因此,在对(个别语句)作更为准确的解释之前,必须对整体加以浏览,以获得对整体概况的认识”。[15]Henry Campbell Black 指出:“给予整体以效力”(effect to be given to the whole) 。在法律的部分模糊之时应考虑整体,并不得与其他部分相冲突。[16]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检察权是独立于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的一种权力,无论将其视为行政权、司法权、准司法权还是公诉权都属于自我降格。将检察权定位于行政权、司法权或者准司法权是无视我国宪法的“五权”体制与检察独立,公诉权核心论将检察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庸,这为宪法所不许。检察权来自人民授权,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具有宪法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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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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