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贤君:试论我国宪法的一元属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0-11-24 09: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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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  

   摘要:  宪法究竟是一元、二元抑或多元,其在理论上涉及宪法权威的来源,属于宪法本质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宪法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认识决定宪法权威是单一的。确立我国宪法本质须以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国家性)三者统一为标准,我国宪法是一元宪法。二元宪法、多元宪法、政党宪法和国家宪法将“政党-国家”对立作为分析我国宪法本质的前提,存在者不同程度上“去人民性”“去国家性”和“去党性”的错误。这些认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理论,忽略我国宪法文本和宪法历史,割裂宪法的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统一,是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片面解读。

   关键词:  宪法权威;宪法本质;党性;人民性;国家性;一元属性

  

   引论

  

   元,起始、开端、根本或者始源也,所谓“一元之始”,涉及权威的来源。一国宪法是一元宪法、二元宪法还是多元宪法,其在根本上属于宪法本质的范畴,攸关国家权力的归属,即宪法究竟是一个权威、二个权威,还是多个权威并存。

   随着党内法规体系正式并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近年来学界对我国宪法本质问题的讨论再度活跃、开放。值得肯定的是,这一现象是中国学者试图突破域外宪法理论解释中国宪法现象乏力的窘境,直面中国宪法问题的一种学术自觉和学术努力,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浸淫西方宪法理论日深,多数观点的视野仍不免受局限。总览学界各家学说,大体有以下观点,即双轨宪制说、立宪党导说、党主立宪说、党导立宪说、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说、政党法治国说、党国宪政说、单一政党宪政说和国家宪法说。这些观点可归纳为四类:二元宪法、多元宪法、政党宪法和国家宪法。各种观点各执一端,二元宪法说认为党国两立,承认事实上存在双重权威;多元宪法说将法律渊源与法治权威混为一谈,忽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的事实;政党宪法说承认党的领导但却弱化党的群众基础;国家宪法说排斥宪法的党性并漠视人民性。四种观点均为不当。二元宪法说和多元宪法说忽略宪法的人民性,政党宪法说淡化宪法的国家性和人民性,国家宪法说否定宪法的党性和人民性。其共同之处在于将政党-国家对立视为基础命题,存在着不同程度上“去人民性”的倾向,割裂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法律性)的统一。

   简言之,这些观点要么去人民性,要么去国家性,要么去党性,都在不同程度上曲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宪法的关系,理论上对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缺乏深刻认识,政治上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缺乏深入理解,法律上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树立宪法权威。

  

   一、宪法本质与一元宪法

  

   宪法本质是关于宪法究竟体现谁的意志的理论,即究竟谁说了算。关于宪法本质,一直有神意论、全民意志论、意志调和论和阶级意志论[1]。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各种阶级或者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宪法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不存在两个或者多个权威并存的宪法。列宁指出: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2]。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3]。

   宪法本质从属于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表现。关于法的本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意志论、命令说和规则说。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4]。马克思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5]。这表明,统治阶级的意志必须转化为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就是法律,或者法律是国家意志的外化形式。我国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6]。宪法究竟体现谁的意志和利益即为宪法权威,表明宪法正当性的来源。一元宪法、二元宪法、多元宪法、政党宪法和国家宪法都触及宪法正当性之根本,故属于宪法本质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宪法是一个[1] 国家的根本法,但也不过是法的一种形式[7]。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认为,宪法的本质在于它是一国统治阶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7]。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才能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宪法。例如,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法”)。其二,宪法随着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制定宪法或者修改宪法。当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统治关系发生根本转变时,宪法的阶级性质就会发生转变。例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种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五四宪法”与旧中国的宪法性质上截然不同。当统治阶级的力量加强或者削弱不改变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之时,只需修改宪法即可。其三,宪法规定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宪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哪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哪个阶级的是同盟者。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宪法本质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包含着政党、人民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各种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具体内容。

   法与国家具有统一性,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就是法律化过程。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意志国家化的过程就是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三者统一的过程。我国经典命题“宪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所包含的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法律性)的关系是确定我国宪法本质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在认定我国宪法本质之时,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缺一不可。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这一科学命题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提出的,并在2017年党章的修订过程中得到确认,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论述。2017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论断表明,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是统一的,是不能割裂的。该论断具有科学性,符合[2] 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的历史,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修改宪法和实施宪法的历史。

   首先,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决定我国宪法权威具有单一性,我国宪法是一元宪法。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理论在我国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意味着一国法律权威是单一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是法的本质。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本质决定了我国宪法权威的单一性。习近平所言的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8],说明宪法权威并不具备多元属性。其次,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申明: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该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包含了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说明我国是一元宪法。再次,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法律性),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既表明国家的阶级本质,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结合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增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我国宪法的本质是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法律性)三者结合,说明我国宪法是一元宪法。第四,《中国共产党党章》宣明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包含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统一,宪法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对我国宪法本质的科学论断,奠定了我国一元宪法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9]139。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9]147。

   综上所述,一元宪法论符合我国宪法序言阐述的政治和历史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理论的中国化[3]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本质理论的时代表现。任何认为我国宪法是二元宪法、多元宪法、政党宪法和国家宪法的观点都不符合中国的宪法事实,[4] 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

  

   二、 二元宪法:忽略宪法的人民性

  

   二元宪法是一种双重权威理论,认为存在着国家宪法和政党宪法双轨体制,二者分别体现为党章与国宪。二元宪法说认为,中国目前的宪法是“双轨宪制”[10]。“党主立宪”“党导立宪”或“立宪党导”[11]说认为:立宪党导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

双轨宪制说在反驳了中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和“活的宪法”的前提下,认为我国宪法是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展开的。此种双轨宪制的形成,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整体上均呈现出双轨性,如执政党的全国及地方代表大会与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双议会”),执政党的准司法机制即纪委与宪法层面的法院等司法机制,等等[10]。其结论是,中国宪制的双轨性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宪法发展的整体脉络,而且宪法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双轨宪制能否有序地进一步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转型[10]。此一论断是错误的,该观点虽然注意到我国历部宪法的制定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内起草的,注意到其后历次宪法修改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却没有从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宪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执政党的意志以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方面分析这一现象,致使其得出的结论与其陈述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该研究者正确地指出:早在1954年,中国共产党首次发起建立新宪制的动议。根据此动议,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相应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宪法。实质上,是党的宪法起草小组独自起草宪法,而后才将宪法草案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后续的程序[10]。既然制宪动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宪法草案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内宪法起草小组负责起草的,缘何认定中国宪法是“党国两立”的双轨制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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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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