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0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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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明清时代的海洋政策,无论是严禁还是开海,无论是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指导思想上尽量限制民间航海力量与海外的交往。具体措置是,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

   关 键 词:郑和下西洋  海洋政策  民间海洋事业   Zheng He' s Voyages to the West  Marine Policy  the People' s Marine Career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明代前后由海禁到部分开海的史实注意不够,阐述不明;近年来兴盛的郑和下西洋研究,对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多有误解,以至随意解释的现象严重存在。有鉴于此,笔者专文考察明清海洋政策的基本过程,探讨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障碍作用,期望能够有益于明清外交政策史和海洋交通史的研究。

   明初持续近三十年的空前规模的郑和下西洋,无论带有何种使命,但防范人民出海,招谕已在海外的中国流人回国,毫无疑问是其重要任务之一。明成祖朱棣经过三年多的拼杀,获登皇帝宝位,十分注重民心向背,屡屡派遣胡等人四出察访人心向背①。流民不断外出,不但有损新朝声誉,而且难免日后与外番“交通”,这对政权的巩固、局面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恢复都构成威胁。因此,明成祖在厉行海禁严禁民间出海贸易的同时,频频派遣使者,反复招谕流人回国。郑和下西洋的任务之一,就是执行上述使命。

   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泉州卫金门千户械送所获海岛逃民上奏请诛时,明成祖却以宽宥的口气分析道:“或者其初窘于贫,不然则有司失于绥抚,逃聚为盗,盖非得已。”命令释放。并急急询问:“尚有逃聚未归者乎?”当回答“多有之”时,明成祖立即遣使“赍敕往谕之”。敕称:“尔本国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岛,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恶死,人之同情,帝皇体天行道,视民如子,当洗涤前过,咸俾自新。故已获者悉宥其罪。就俾赍敕往谕尔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还复本业,安土乐生,共享太平。若执迷不悟,失此事机,后悔无及。”② 明成祖以救世主的口吻,表示同情流民的苦衷,规劝他们返归故里,可以既往不咎,若不尊敕文,观望不前,则又以后悔无及相威胁。结果这恩威并存的敕文发出后,据说海外流民“皆相率来归”③。所谓流民,流移海外之中国人也,是日后华侨或接近于华侨的一类人,明廷务使其向化回国。这从另一次招谕事件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也就是郑和首使西洋同一年的前几个月,明廷又遣“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④。梁道明,广东南海人,初贩爪哇,后挈家移居旧港数年。三佛齐为爪哇攻破,易名旧港,国中混乱,梁道明乘机起事据地,被众人推为首领,闽、广流移数千人相从。在谭胜受等人之前,指挥孙铉出巡海南,曾遇其子与二奴,孙铉将其挟持归朝。到此时,谭胜受因与梁道明同乡,带了梁的家奴赍敕招谕。道明受感化而入朝,获赐甚厚,其众改由施进卿代领。这次招谕梁道明,明廷煞费苦心,既有以同乡之谊的谭胜受为使,又以梁道明之子为质,迫其就范。而厚赐归者,正以激励来者。明廷招谕流人归国之愿于此可见一斑。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使团第一次下西洋,在途经旧港的返程中,抓获了流民首领陈祖义。陈祖义,广东人,因罪于洪武年间逃入三佛齐,“久之,亦得众,与进卿争长”⑤。一般史籍均称其为郑和抓获是因他企图邀击使团,但马欢《瀛涯胜览》和茅瑞徵《皇明象胥录》等书只称他因平日凶横、剽掠过客而被施进卿告发。陈祖义在授首前,颇为得众,多至五千余人,于永乐四年(1406年)曾与梁道明一起遣使朝贡明廷。而施进卿者,地位远在梁、陈二人之下,当梁氏受招回国,陈氏就成了施氏的唯一竞争强敌。因此,很可能是施进卿企图独霸一方进言于郑和后,陈祖义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而其部众五千人也因而消散。这表明,郑和对于海外中国流人,或以一纸敕文招谕,或在敕文不能奏效时则以兵戎相见解决之,目的只有一个,招回或慑服海外中国流人。

   明成祖招谕流人不遗余力。永乐三年七月,广东地方官奏报,琼州府军民间有逃入黎峒,要求黎人诸峒“无纳逋逃”,成祖从之⑥。为了使流民毫无顾虑返归故里,永乐四年三月,明成祖遣使明确公告海外流民:“尔等本皆良民,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岛,劫掠苟活,流离失业,积有岁年,天理良心未尝泯灭,思还故乡,畏罪未敢。朕比闻之,良用恻然。兹特遣人赍敕谕尔:凡前所犯,悉经赦宥,譬之春冰,涣然消释,宜即还乡复业,毋怀疑虑,以取后悔。”⑦ 同情流民、宽大为怀的口气与前如出一辙,再次明示既往不咎,但警告流民切勿心存侥幸。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就有八百多名海外逃民因招谕而归⑧。到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成祖又传谕暹罗国王遣送“屯聚岛外,窜入暹罗”的中国流人何八观等。次年十二月,后者即遣送何八观等回到明朝⑨。

   经过近十年频繁派遣使者大张旗鼓地招谕,海外中国流人即使不是悉数返归,也至少是很多人“皆相率来归”⑩。郑和使团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招谕使命,后来再不必在流人问题上煞费苦心了。到宣德时,我们几乎看不到明廷招谕流人的敕令了。郑和后来立碑自诩,“海道由是而清宁”(11),应该是包含了对于招谕流人回国的成功在里面的。

   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前后二十八年间驰骋在南洋各国,大批因为战乱和生计等流落在外的中国流人,或受感召,或被强行遣回,明朝官方势力鼎盛之时,正是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削弱萧条之时,郑和下西洋也就根本不可能对中国商民在海外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也就根本不可能如人所说促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12)。

   招谕流人的同时,严禁中国人民外出,实行更为制度化、为时更为长久的是明清朝廷的海禁政策。

   严行海禁是明代前中期的一项基本国策,起始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朱元璋实行海禁,并采取有力的禁海措施,除朝廷通过海道的对外交流,对民间则片板不许下海,诏令极严。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吴祯借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隶各卫为军时,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13)。可见在此之前明廷就实行禁海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颁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4)。其具体做法,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五载禁令道:“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势豪奸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兵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主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贩货物来,私买贩卖苏木一千斤以上者,但发边卫充军,番货并没入官。”禁令明载,凡造船者,私自下海贩卖者,皆在被处之列。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两广、浙江、福建军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又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若“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15)。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以“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并规定,“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16)。禁令对人民的限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派遣郑和六次下西洋,但继续奉行海禁政策。主张郑和下西洋为发展海外贸易的论者,多以为朱棣改变了乃父的海禁政策,可事实上他并不比其父显得宽松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海禁政策与洪武时期是一脉相承的。朱棣即位时,得悉“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立即下令,于海禁,“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7)。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又明文规定,“禁民下海”,“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8)。竟至连洪武时有出海引票者也取消了,原有海船全部改成了无法远洋航运的平头船。郑和首次下西洋后的永乐五年六月诏告天下:“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19) 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朝廷“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谕令重申,“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20)。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严行海禁一仍其旧。

   明廷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民间时有突破禁令违禁下海之举,但因为违法,遭到官方严厉打击和无情镇压,其规模和实力总属有限,民间航海势力得不到正常和应有的发展。直到隆庆年间,深悉地方民情的海澄县令罗青霄,目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实况,吁请开海禁,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朝廷获得批准,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港,“准贩东西二洋”,唯前往日本经商仍在禁止之列(21)。从此,实行了整整两百年的海禁政策才作出了调整。隆庆开海后,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曾任应天巡抚的福建人周起元称颂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22) 很显然,开海以后民间前往南洋各国的贸易活动是极为活跃的。公私利赖,对国家、官府和民生都是极有好处的。

   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于福建(论者以为此间海禁为时仅一年,不确)(23),东西两洋贸易方又为合法,而对日贸易仍行禁止。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第三次禁海。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请“禁洋(舟工)下海”,令有司定议(24)。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论上奏,请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讨论是否应该重行开海征税(25),未有结果。上述明朝海禁和开海的反复过程,从未见人叙述其详。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人东来的干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实行海禁的同时,是建立以明朝天朝上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洪武末年,因“诸蕃久缺贡”,明太祖遣使爪哇,移牒三佛齐(26)。永乐三年,因外国贡使日益增多,明廷恢复了洪武年间一度在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和广东广州设立的三个市舶司作为安顿之处,泉州名“来远”,宁波名“安远”,广州名“怀远”(27)。持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的论者又以为市舶司的设立是明成祖宽弛海禁的得力措施。其实,市舶司是朝廷专门为朝贡使臣而设的检查机构,目的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28),是招徕朝贡之使的,是招人来而非放人出的,“来远”、“安远”和“怀远”诸名,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原本与民间海外贸易无涉。诚如对明代市舶司制度研究有素的陈尚胜所指出的,“明代的市舶制度,不仅是朱明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而且也是它用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有力工具”,“明初设市舶司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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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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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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