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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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成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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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业是明代徽商经营的第一大行业,徽商中的“大贾”、“上贾”通常就是盐商。而徽州盐商“咸萃于淮、浙”,集中在两淮和两浙开展经营活动。关于徽商与两淮盐业,张海鹏先生在《徽商研究》的专章中(注: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已经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而对于徽商与两浙盐业,专论还未见,因此,本文拟在张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拾遗补缺,略作申论。

   两淮和两浙盐场是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盐场。两淮盐,明代行销南直隶9府2州,江西、湖广2布政司,河南3府1州,每年办小引盐70万4千引,交余盐课银60万两,万历时每年解银68万两,占全国200万两盐课银的三分之一以上(注:袁世振:《两淮盐政疏理成编》,《明经世文编》卷474。);清代行销区域同明代,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6省,盐课仍为最多。两浙盐,明代行销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5府,浙江布政司,江西广信1府,每年办小引盐44万余引,交余盐银14万两,清代行销区域同明代。徽州盐商就以扬州和杭州为据点,活动在这地域广袤、盐课最多的整个长江流域。

   张海鹏先生的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徽商进入两淮的时间、阶段和徽商经营两淮盐业所具有的优势。他认为,徽商初来两淮不一定与明初“开中法”有直接联系,徽商最初进入两淮的时间当在明代之前;从仁、宣以后,徽商到两淮的人数逐渐增多;而徽商联袂而来两淮则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明中叶,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法,是导致明代中叶徽商涌入两淮的主要原因,第二次是在清康乾之际,其时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恤商裕课”的措施,因此吸引了徽州新旧商人云集两淮。张先生还指出,徽商之所以能在两淮扎下根来,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直至称雄两淮,是有其优势的。首先是借地缘优势。徽州地近两淮,“开中折色”后,盐商便从原先“客燕代”的劣势转为“客广陵”的优势,而西商反由原来就近输粮塞下的优势转为长途跋涉南下两淮的劣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两淮行盐区大多都是徽商原来贸迁有无经常往来的场所,了解那里的地理环境、人情习俗,这是其他商帮无法与之相比的。其次是文化优势。徽商有文化,有利于他们熟悉盐法,并与盐政官员交往,为众商兴利除弊。再次是因为有一定的政治优势。盐商为了求得生意亨通、财源茂盛,就要依附于封建势力。徽州盐商明了这种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种种手段,以跻身封建士大夫行列。盐商对盐政衙门和盐官的“效忠”不遗余力,对他们的巴结奉承不惜慷慨解囊。盐政官员关照盐商的利益也非常卖力。事实证明,盐商与盐政官员的关系大多拉得很紧。徽州盐商在投靠盐政的同时,也设法投靠封建朝廷,乃至上交天子。商人以自己的商业利润向国家、向皇帝捐输报效,在获得政治利益的同时,经济利益也有所得。徽商在两淮的政治优势,还在于他们培养子弟步入仕途,利用其政治地位来保护商业利益。徽州盐商之能在两淮立足,并在经济实力上很快超过其他商帮,还在于这个商帮利用了宗族优势。自明代万历间实行纲运制后,两淮的徽州盐商大多利用徽州传统的宗族观念,结伙经营。这种以血缘家族结成的商帮,彼此更加亲密,更加团结,因而凝聚力大,竞争力强,致富也较快。

   张先生的观点大多是能够成立的。有关徽商的优势的论述更是颇有见地的。徽商大批进入两淮,较之山、陕商人后来居上,确是在明中叶后。扬州地方文献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此外如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注:嘉庆《江都县续志》卷12《杂记下》。)而万历时,扬州地方文献则称,在当地活动的都是四方贾人,其中“新安贾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注:万历《扬州府志》卷1《郡县志上》。)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歙志·货殖》则自豪地称:“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可见至迟至万历时,徽商已经完全称雄扬州。

   然而张先生的看法过分强调了叶淇变法对徽商进入两淮的作用。在明代两淮的登第者,徽州人进士60名,举人86名,山陕人进士29名,举人40名(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7《科第表上》。),徽州人多山陕人一倍以上。但早在成化十年(1474)以前,徽州人进士举人18名,山陕人进士举人17人,几乎势均力敌,山陕人无优势可言。如果中举人数能够反映商人实力的话,那么徽商实力凌驾于山陕商之上在成化中期即已成为事实。其时离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盐法还有近20年时间。

   关于户部尚书叶淇于弘治五年改仓口纳粮中盐为运司纳银中盐,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认为,“在司纳银开中制和叶淇变法的关系,《明史稿》、《明史》和其他明清时代权威性诸史书的说法,应加以否定。在司纳银制并非出自叶之手,也并不是在弘治五年才突然实现的,而是于成化年间就已逐渐形成一种习惯的做法”,因此,“既然运司、提举司纳银制于成化末年已经成立,这就意味着弘治年间所谓运司开卖制度的‘变法’,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在成化末年运司纳银的基础上,于弘治时更加频繁而已”(注: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载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藤井宏旁征博引,认为运司纳银制并非叶淇所为,也非始于弘治时,而早在天顺、成化时就已成为事实,因此弘治时的所谓运司开卖制度的变法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笔者以为,藤井宏所引的《明实录》中记载的天顺、成化年间运司纳银的事例与弘治的运司纳银制是有区别的。如天顺三年(1459),两淮易银的10万盐引,是“各场递年收贮没官并称掣割下余盐及见在盐”。成化十年(1474),河东盐场“除报纳已完外,其未完者,即行运司变卖”。成化十四年八月,长芦、河东盐引因无人中纳粮草,乃“以盐卖银收买草豆”。成化十六年因商多不中常股盐,常股蓄积颇多,乃“于两淮存积盐内,量卖一十万引,常股盐内掣出二十万引,改作存积之数……召商报卖,其银解部”。成化十八年,以大同、宜府边地粮草不足,商人报纳不时,并乘时射利,于是将河东、两淮正盐变易时价,运到宣府,籴买粮料。成化二十一年,将成化元年起仍未开中或中而无人报纳者依时价召商卖银。在这些事例中,用于易银的盐,大多是无人报纳的盐,或非正盐;改纳粮为纳银之时,通常是事后,而非预为措置。额盐无人报中,只得折银,此为事后补苴之术,而且尚未制度化,所以《明史》称“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注:《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奏准两淮运司盐课,“于运司开中,纳银解户部,送太仓银库收贮,分送各边”,盐价银积至一百余万两(注:王琼:《王琼集·双溪杂记》。)。盐引有定价,“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银、盐、粮分开,商人先纳银,再支盐,户部先收银,再拨银边地籴买粮草,而且著为定例,年年如此,而非临时周章,实则事先擘划。既然为定制,运司和商人都可循而行之。而且价银至百余万两,远非前此的数万两、十数万两可比。改为运司纳银后,边储空虚,明廷又于嘉靖八年(1529)恢复开中纳粮制。万历《明会典》卷三十四《盐法通例》开中条明载:嘉靖“八年议准,今后各边开中淮、浙等引盐,俱要查照旧例,召商上纳本色粮料草束,不许折纳银两。其商人自出财力,开垦边地,上纳引盐者听”。如无弘治时的制度性的变法,而只是天顺、成化时的临时举措,这一恢复纳粮中盐旧制的规定就不可思议。偶一为之的事后变通,与制度性的事先规定,毫无疑问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说这样的变法“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藤井宏认为变法者不会是叶淇,笔者以为,他的论述尽管丰富,但仍不足以否定叶淇变法的事实。较早提到叶淇变法的是王琼。王琼在叶淇刚从户部任上致仕任户部郎中,后来又于正德初年任户部侍郎、尚书。后来提到叶淇变法的是隆庆初年负责清理两淮盐法的庞尚鹏,万历时期任过户部侍郎的王德完。这些同时或同行的看法,当有所本,不能轻易否定。所以藤井宏的看法仍有待商榷。

   问题是,弘治时叶淇的盐法变革,论者一向忽略,其实为时并不长久。至迟嘉靖八年明廷仍行开中纳粮老办法,已如上述。所以庞尚鹏说叶淇变法后,“寻复开中本色……故论者每归咎于淇,谓其废坏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淇改废者,今已复其旧矣”(注:庞尚鹏:《清理盐法疏》,《明经世文编》卷357。)。后来真正折色的,实际上只有70万引余盐。因而万历四十五年(1617)行纲盐法后,“新引年销一年,而边商七十万仓钞,才至淮扬,即得与内商对手贸易,卖银四十万,又办下次粮草”(注:袁世振:《疏理略说》,《明经世文编》卷477。)。《明经世文编》的编者也称,“淮课一百四十万引,七十万为边上开中,七十万为余银解部”(注:袁世振:《疏理略说》批注文,《明经世文编》卷477。),“淮盐仍中本色,至今犹然,而议者不察,以为尽行折色”(注:庞尚鹏:《清理盐法疏》批注文,《明经世文编》卷357。)。可见叶淇变纳银运司后,嘉靖八年即恢复旧制,后来本色开中久行不废。

   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注:胡世宁:《备边十策疏》,《明经世文编》卷136。)。显然这确实有利于徽商在淮扬地方的发展。但既然运司纳银之法实行时间不长,徽商较之山陕商人的有利之处就极为有限。而且运司纳银既便于徽商,同样也便于山陕商人。看来,明中期后徽商大量进入两淮并能逐渐称雄应该另有原因。

   明代开中法的最基本形式是:户部根据边方或所需纳粮地区官员的报告,经向皇帝奏准,榜示纳中米粮的地点和仓口,公布上纳米粮额数及所中盐运司的盐引额数。上纳米粮的商人根据户部榜示的开中则例,自行选择所报中的盐运司,然后到指定的仓口报中,上纳米粮。仓口官给予仓钞,再由管粮郎中填发勘合,商人据此到指定的盐运司比兑,由盐运司指定盐场支取盐货,运至指定的行盐府县发卖(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224-225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种制度下,纳粮获得盐引是关键。陕西商人或就近籴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而早期淮扬地区的盐商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如果本色开中运行正常,山陕商人无疑会维持这种优势。

《明史》将叶淇变法的理由归结为商人守支盐斤困苦,而守支困难正统时即已严重存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谓,其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守支困难,商人不愿纳粮开中,明廷就将两淮等处盐引分为八分常股,二分存积。存积遇边警时才召商中纳。虽然常股价轻,存积价重,但常股“有循次守支数十年者”,商人苦于守支,争趋支盐较易的存积。景泰时存积盐增至六分,而常股盐引更加壅积不行。弘治时,存积盐比例大增,支取容易,淮、浙定额盐商不敷支取,于是配支长芦、山东盐。商人兼支数处,道途分散遥远,时间精力跟不上,则将盐引售于近地富人。从此盐商分为内商与边商(注:万历六年两淮巡盐御史奏文,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29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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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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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04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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