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光荣或梦想: 郑和下西洋600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6 次 更新时间:2008-05-05 0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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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一

  

  今年是2005年。距今整整600年前,1405年,郑和率领庞大的明朝皇家船队,自福建五虎门放洋……世界历史上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难以忘怀的伟大远航,郑和七下西洋,从此开始了。

  公元1405年的明朝,是世界上的最富强的帝国。离开大明帝国向东南,是一片汪洋和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向西北,原来是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帖木耳曾想像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世界,却病逝于远征中国的途中。沙合鲁平定乌浒河外地区与伊朗东部,继承帖木耳王朝,势力已远不如他那跛足驰骋世界的父亲,重新开始向大明大皇帝遣使朝贡。从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再向西,进入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土地。他们从中亚征战迁移,控制了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将东罗马帝国围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那座孤城里(君士坦丁堡)。他们向西扩张不全是因为他们强大,还因为西方太虚弱。天主教、东正教与鲍格密勒派异教的宗教纷争,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的政治斗争,使整个东欧四分五裂。意大利诸国战乱不断,英法百年战争对双方都是巨大的灾难。还有可怕的瘟疫,黑死病夺去了欧洲人口的近四分之三。印度衰落已近千年,北印度有许多突厥穆斯林王国,朝兴暮覆,南印度是一些印度教国家,它们与其说是国家政权不如说是一些散落的社会团体。

  公元1405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与大明帝国争雄。永乐皇帝治下的明帝国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明朝开国已近半个世纪。洪武皇帝平定了传统的华夏天下。30年间努力恢复国力,农业经济繁荣,专制政权强大。一切都准备好了,“靖难之变”后,永乐皇帝登基,扩张的时代开始。向北,永乐皇帝五次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将中国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越南的阮氏王朝。如果说洪武皇帝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永乐皇帝则重建了元帝国的疆土,有汉武唐宗气象。军事扩张的同时,是政治外交扩张。永乐元年,侯显开始出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继而海童出使漠北(蒙古草原),1413年秋陈诚首次出使西域(中亚),沙合鲁不远万里遣使来朝。洪武年间在南京地区植下的5000万株树,如今已可以造大船,装备帝国的海军了。“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1]1405年,郑和庞大的舰队开始远航,在大明的京城里,你甚至可以看到埃及玛木鲁克王朝的贡使。

  公元1405年,距今整整600年前,郑和率领大明皇朝的船队,首航南中国海、印度洋。此时的印度洋,是世界交通与贸易的中心。中国商人、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东南亚商人,不久前和不久后,还有欧洲商人,都乘季风航行到这里;中国的瓷器丝绸、印度的棉织品、阿拉伯的奢侈品、东南亚的香料,都在这里交易。郑和船队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战争或和平,都是唯一一支强大的、不可挑战的帝国力量。

  从1405年开始,此后的28年间,郑和、王景弘率领大明皇朝的船队七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到亚丁湾,泛海九万里。世界南方海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开满鲜花的草原。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以及民稍人,每次下洋都有两万七、八千人随行。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船队乘船总在两百艘左右。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62米,可载千人,相当于现代8000吨级轮船。[2]李约瑟博士估计,庞大的船队频繁下洋,1420年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

  

  二

  

  中国称雄世界的时候,也称雄海上,从南中国海到整个印度洋。1405年底,郑和第一次下洋,首至占城,自旧港取西北针路过满剌加向西到苏门答剌,入印度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科枝、古里返航。船队以大宗宝船为核心,遣分宗船队访问周边地区。1407年6、7月间回国时,带来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贡使。第二次下洋1407年底启航,航路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带去诏谕赍赐,带回珍宝异石、珍禽异兽。返程新访问了暹罗,并将渤泥国王带到中国。第三次出使甚至比第二次更加紧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还在海上。如果按季风时令于1409年6、7月返国,这年9月郑和已再次挂帆远航。明帝国的船队更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三次下洋规模宏大,航路没有多少变化,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国家,政治外交业绩也更辉煌。占城盛大的欢迎,废立锡兰国王,暹罗遣返何八观,建立满剌加王国并带新国王来华。按永乐帝的旨意,此次航行应扩展到西亚,或许因为锡兰山事件的羁绊,未能远渡阿拉伯海。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包括出访印度洋以西的国家。帝国的野心际天极地。郑和船队已有一年多的休整生息。1413年底季风一到,船队启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剌出航,扇形向西往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萨、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第五次远航首先是要送那些贡使回家。航路不同,先历西洋诸国,辞还占城、满剌加、爪哇、旧港、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科枝、溜山、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麻林等20多国的使节;再通东南诸番,访问渤泥、苏禄、吕宋等国。那位率3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华的苏禄国王叭都葛巴答剌,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永乐皇帝为他在德州营造了壮观的陵墓。那是个多么令人感动的帝国秩序,君万邦、抚四海、怀夷柔远、天下太平!

  第六次下洋在1421年1月,使命除例行辞还贡使外,似乎主要是贸易。此时大明国势盛极,数次出洋,从南海到印度洋的中国势力格局已形成,在满剌加、苏门答剌、古里等地已有帝国的常设机构,“官厂”(仓库)、宣慰司之类。从这些地方,船队分宗远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西南非洲海岸;向南船队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去中华绝远”, 历时3、4年。高潮时刻到来了,像是最隆重的闭幕典礼。第七次远航在8年以后。永乐皇帝去世,仁宗朱高值炽登基,诏令停止下洋。1422至1430年间,郑和及其下洋将士守备南京,直到宣宗即位,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第七次出洋的航程基本上与第三、四次相同,历时3年。行前在江苏太仓、福建长乐、湄洲岛大祭天妃宫,树碑立传。与其像是乞保来程平安,更像对往事的纪念。

  高潮很快过去。28年,7次浩大的远航,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辉煌但短暂。1433年,郑和在古里病逝[3],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三

  

  这么辉煌壮阔的远航,为什么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呢?开始令人惊异,结束令人惋惜;在敬意与惋惜中,历史变成“奇迹”。历史有“本事”,有“叙事”。本事是过去时间实际发生的事,而叙事是过后人们关于那段往事的回忆与叙述。本事中顺理成章的,往往在叙事中变得模糊不清或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遗忘,也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比如说,郑和为什么远航、又何以能够远航?

  郑和为什么远航?直接的动机来自他身后的那个皇帝。永乐大帝有许多理由遣使出洋,诏谕即位是其中之一。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在天子的野心与胸怀中,都是帝国天下。 让他们知道与让他们诚服一样重要,这是名正言顺的动机。

  其次,也许还有一点隐密不便直言。永乐皇帝的江山是从他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了雄才大略的成祖的一块心病。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4]

  再次,海禁禁民间贩洋住蕃,致使“商旅阻遏,诸国之竟不通。”东南沿海的私商贸易受阻,不仅使百姓市无番货,帝国府库也空虚。派遣帝国船队出海,贸采奇货珍宝,不仅可以充溢府库,还可以以正规的官商贸易取代私商贸易,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朝贡赍赐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贸易与帝国政治异想天开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永乐皇帝是一位有世界帝国野心同时也感到自己有建立世界帝国实力的皇帝,五次亲征漠北,派20万大军讨伐安南,完全有理由派遣一支船队出使西洋。在中国的世界观念中,帝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抚绥四方,德化诸夷,重建朝贡-赍赐贸易体系,只要国力许可,就自然成行。明初盛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共享太平天下的帝王理想可以实现了。

  郑和何以能够远航?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遥远的航程,600年前?历史为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汉武帝曾遣太监出海市易,用黄金杂缯换奇石异物,抵达马来半岛、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和印度河流域。王莽派人去孟加拉找犀牛,走的也是海路。公元414年,法显和尚从印度自海路返回, 乘锡兰山的独桅三角帆狮子舶。671年,首批大食番商在广州登岸,以后,从亚丁湾到珠江口、泉州湾,大食季风客岁岁挂帆印度洋,常来常往。762年,在怛逻斯战役被俘流落西亚10余年的杜环,又乘大食商舶回到广州。从西亚到南中国港口的航行,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在当时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

  航路是旧航路,港口也是旧港口。最初是“番舶”,所谓“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婆罗舶”,或者统称为“波斯舶”,往来于亚丁湾、南印度与珠江口、泉州湾。两宋间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以泉州为中心的中国闽、浙沿海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世界,中国客舟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5]1343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古里)候中国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中国船。大船舒适豪华,可载1000位乘客,600名水手,400名士兵。

  郑和远航在当时,并非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历史中,一切都是那么寻常,必然而自然。郑和远航前两百年,中国舟子海商,已成为古老的印度洋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南宋王朝有船运之兴、市舶之利,曾经装备了一支庞大的水军,拥有数千艘战船与五万名水兵。这支水军后来一部分护送幼主帝昺漂泊到广州外洋,成为“海军”,另一部分投降大汗,成为日本、爪哇远征军的一部分。1281年,在蒙古大将、阿拉伯舟师率领下,大汗远征军17万余人,乘中国船匠制造的4400多艘大船,从朝鲜半岛与舟山群岛出发远征日本。一场台风使这次规模庞大的海上征服毁于一旦。蒙元帝国有更优越的条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大明王朝在最初强盛的一个世纪里,继承了蒙元帝国的海军传统,在装备与组织形式上更精良有效。

  郑和远航绝非什么不可思议奇迹。民间航海贸易传统、帝国海上武装,所有这些条件,都使郑和远航的发生,顺理成章。郑和船队从长乐港到中南半岛的占城,从占城到马来半岛的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从锡兰到印度南部的古里,从古里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天方,埃及的米息,或从阿丹到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泛海九万里(往返),所历30余国,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过交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远航自然而必然,之所以在后世的记忆与想象中成为奇迹,不是因为远航在那个时代突然开始,而是因为远航在那个时代无端结束。

  

  四

  

  郑和下西洋,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1433年,那个如火的七月,大明帝国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湾,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明史》中对郑和的记载,600年后读起来,还令人感伤:“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资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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