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0-05-23 0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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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摘    要:

   东林人士作为明后期的地域人文集团, 自然不尽君子, 但毕竟多君子, 异乎东林者不尽小人, 但毕竟多小人。东林的人品风骨, 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及阉党人物。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 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 前期和后期分开, 群体与个别分开。东林人士以关心世道、关心百姓、关心国家和地方利益的态度, 在吃准发展江南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上, 殚思竭虑, 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 或切中时弊, 或颇具远见, 或理应实施的经济主张;他们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方案的口头提倡上, 而是身体力行, 抵制宦官税使的百般掠夺, 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负担, 实施赋役改革, 兴办水利工程, 安抚百姓, 稳定地方, 孜孜谋求国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 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和维持江南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晚明; 东林人士; 经济主张; 社会实践; 江南;

  

   既有研究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晚明的东林党人似乎只是一味地拉党结派, 排除异己, 他们退居林下时高谈阔论, 标榜明道救世, 当政后却一筹莫展, 毫无建树, 不想、不会, 也没有丝毫能力从事国家建设和地方事务1。也有人认为, “就东林党而论, 纵观他们的政治立场, 从反对内阁到三党对立, 还不是为了争一己的政治地位,未见得对国家利益有怎样的贡献”2;“一旦东林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集团形成之后,

   在遇到关系宗派势力消长的问题时, 东林君子们就不那样注重政治原则了”, “东林党人为了势力之争, 也完全可以不顾事实, 不讲原则”3。近来, 更有人认为, 东林“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汲汲于追求虚名、结党争权, 而没有给百弊丛生的时局带来多少起色”, “东林总体上或许要优于阉党, 但也并非毫无瑕疵”, “东林为了私利, 也会抛却公义”, “东林的阵营、行事均非纯忠, 说他们成员龙蛇混杂, 在不少事情上是公义与私心夹杂, 或许更为客观”4。如果如明人所说, 东林人士“讥论高而事功疏”, “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率无实着”5, 容或还说得过去, 若说他们遇事“一筹莫展”、“庸碌无为”、“一无所为”, “根本不致力于国家建设”, 甚至起了“历史的倒退”作用, 却是颇值得商榷的, 恐怕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今专文考察晚明东林人士关于江南社会发展的经济主张及其实践措置, 期能深化和推进相关研究。

  

   一

   江南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是明后期全国经济情形的晴雨表。嘉靖、万历时人王士性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 其工商贾人之利, 又居农之什七。”6同时人谢肇淛也说, 江南地区“山海之利, 所入不赀, 而人之射利, 无微不析”7。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在江南经济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而万历年间肆虐于江南的宦官税使, 表现出少有的贪婪和无耻。他们视江南为利薮, 或明令增加税额, 扩大征税范围, 提高税额数量, 或敲诈勒索, 劫商掠货, 巧取豪夺, “细及米盐鸡豕, 粗及柴炭蔬果之类, 一买一卖, 无物不税, 无处不税, 无人不税”8。如苏杭织造太监孙隆, 在苏州一带, 任用一帮地痞积棍, “分列水陆要冲, 乘轩张盖, 遇贩过商, 公行攫取, 百物腾贵, 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 广派税额, 相率改业, 佣工无所趁食”9。税使所设税卡, “密如秋荼”, 民不堪命10, 严重地阻碍了商品流通。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 (1600—1602) 的短短3年中, 孙隆就连续向内廷进奉白银12万余两。同时期的南京宦官邢隆, 搜刮南直隶十四府州税契银达20万两。这些进奉银两, 都是江南百姓的膏血。此外更为可观的部分, 则多由税使中饱私囊。如冯琦所说, 当时“以无可稽查之数, 用无所顾畏之人, 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为率, 入于内帑者一, 克于中使者二, 瓜分于参随者三, 指骗于土棍者四, 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 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 皆不与焉”11。其时的矿监税使, 表现得特别贪婪, 无所底止。

   商品生产依赖商品流通, 宦官税使横征暴敛, 导致江南客商稀少, 货流不畅, 民间视行商为畏途, 关津为桎梏, 这就切断了江南商品的对外流通渠道。税使更肆行骚扰手工业, 直接打击了商品生产本身, “妄议每机一张, 税银三钱”, 以致“机户皆杜门罢织, 而织工皆自分饿死”, “吴中之转贩日稀, 织户之机张日减……穷民之以织为生者, 岌岌乎无人路矣”12, 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江南丝织工业的发展。大多出身于中小地主或中小工商业家庭, 其骨干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东林人士, 熟知江南地方情形, 深切同情中下层工商业者的艰难处境, 甚至与工商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面对宦官税使的滥征苛索,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工商业者利益的主张, 并与税使展开了颇有成效的斗争。

   东林人士明确主张应该重商恤商, 减税免税, 扫除商品流通的障碍。《东林点将录》中列为“天罡星玉麒麟”的吏部尚书赵南星说:“士农工商, 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13将工、商与士、农四业同样视为本业, 是对传统的四民分业和等序的大胆否定。在赵南星之前, “农商同利”、“士商异术而同志”、“良贾何负宏儒”等高度评价商人作用重视商人地位的议论虽然不少, 但将工商业直接视为本业的, 似还未见。赵南星的工商本业论, 后来为另一东林骨干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所继承并发挥为“工商皆本”论。这些充分显示了东林人士对商人作用和商人地位的认识是站在时人前列的。

   对商人地位的足够重视和清醒认识, 使得东林人士能够为商人的利益奔走呼号。《东林点将录》中列为“天英星小李广”的福建道御史李应升提出, “为商为国”, 要“曲体商人”14。《东林点将录》中列为“天间星入云龙”的左都御史高攀龙针对增税的主张, 特意上了《罢商税揭》, 认为加税是“夺民之财, 非生财之道”, 说“举朝方惴惴忧加派之失人心, 而商税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加派之害以岁计, 商税之害以日计, 商税非困商也, 困民也。商以贵买决不贱卖, 民间物物皆贵, 皆由商算税钱”15。针对当时南直隶自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大小物件无偿取办于铺户的虐行, 高攀龙主张“发铺行物价, 革诸曹铺垫”16, 凡遇公事, 应当“体恤铺行”, 必须“发公费置买器用, 贮之库中, 专人掌之, 不以烦民。以此节节推之, 使民安堵”17。高攀龙还草拟了《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 规定县衙“每日供给, 须照时价给现银, 与市民两平易买, 不得倚官减值, 亏短赊欠, 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佐贰衙一并禁戢”18。主张如此具体, 不免有点琐碎, 但官府令铺户无偿办物承役,

   确实是当时江南大小衙门的通行做法, 加重工商铺户的负担最为经常, 最为直接, 也最为频繁。为了革除这种额外负担, 在工商铺户的强烈控诉下, 南京、杭州等地在明后期做过不少改革。而这些改革, 不少是东林人士主持或参与的。高攀龙体恤铺户的议论, 既是轸念民情的反映, 又符合工商发展的要求, 在革除铺户承值、维护铺户利益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东林人士更针对中小商人备受欺凌榨取的现状, 为中小商人大鸣不平。万历三十一二年间, 苏州税棍俞愚、金阳等“所在恣行, 民不堪命”。无锡牙人赵焕, 慨然发愤, 具呈于应天巡抚曹时聘, 尽暴其奸。俞愚等痛恨入骨, 将赵焕害死在江阴, 沉尸河中。地方民人接连控诉, 抚道传檄克期破案, 而凶手不但逍遥法外, 且气焰嚣张, 四出抄捉控诉不平者。致仕乡居的顾宪成, 先是致函浒墅关税使, 指出张泾西去无锡40里, 而东去浒墅关100里, 张泾人前往县城购货, 至中途兴塘等处, “各税棍必指为漏税, 诈而取之, 往往只剩得一空手”, 如此则“贸迁在四十里之近, 输税在百里之远, 无乃非人情乎?而况转水河头, 恰当城郭之间, 业有栅为之限乎!又况所市者, 类皆小民日用饮食之需, 不必辗转行贩谋子母者也……其中往来大半民户耳, 间有一二经纪, 多不过数金上下, 所历远不过数里内外, 必责之越百里而输税焉”。如仍然如此妄行, “只出里门便应有税矣, 只一蔬一腐, 皆应有税矣, 民何所措手足乎!”19有力地驳斥了税官的谎言。顾宪成又修书常州府通判, 再次要求严惩凶手。顾宪成当年坚持不肯为儿子入学而关说、走门路, 却两次致书当政者, 为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商人鸣冤叫屈, 充分体现出东林领袖退居林下时仍然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高贵品质。高攀龙在家乡无锡的数家工商行户遭到税官亲属虐害时, 也特意致信应天巡抚, 强烈要求“昭雪无辜”20。这两个事例再次表明, 东林人士是代表和维护广大中小商人利益的, 对于中小商人的悲惨境遇是寄予深切同情并大声疾呼的。

  

   二

   明代的江南, 不但赋税繁重为天下最, 而且徭役繁剧也为他处所罕见, 更由于享受免役的绅衿独多, 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无地少地的下层百姓苦不堪言, 而其困苦状态到明后期日益深重。东林人士长期目睹中下阶层民众为纳赋应役而破家亡身的痛苦, 一再提倡、主持和实施赋税徭役改革。最为突出的就是均田均役和改变实物解运方式。

   均田均役以东林骨干朱国祯在家乡湖州府的实施最为典型。所谓均田均役, 就是通计一县田地, 比较均衡地编定每一里甲的田亩, 除了缙绅按规定享受的免役田外, 一切人户照田出役。这在缙绅丛集的江南显得尤为重要, 实施也格外困难。均田均役早在嘉靖年间就已肇始, 万历九年的一条鞭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但由于豪强把持, 一直没有真正实行。大户与小户应役严重不均, “有一甲全然无田者, 有一半亩产而充至数分者, 有户绝丁存, 妄报分数, 而亲属代当者, 一佥解户, 必至逃亡”, 而缙绅大户, “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 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为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状况, 乡绅朱国祯向浙江巡抚刘元震、按察使马从聘具呈了“均田均役以救民命”的揭帖, 提出“参酌优免, 以重儒绅, 均派余田, 以恤编户”, 要求那些逃避赋役的乡官和豪强地主一体纳粮当差21。这就是日后在江南各地推广的嘉湖则例。朱国祯的建议得到马从聘的赞同, 更受到当地中小地主和贫困下户的拥护。当马从聘自嘉兴至湖州时, 百姓欢迎, 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旁, 百余里内遍贴此四字22。但乡绅豪强大多极力反对, “众大哗……侧目者争起图之”, “诸巨室广有阡陌者不便, 切齿大哗”23, 并气势汹汹地要烧朱国祯家的房舍。朱国祯不畏强悍, “不以人之汹汹也而易其节”, 20年间一直坚持均田主张, 并请求亲身服役, 以作表率, 以纾百姓偏累之苦。朱国祯的主张先后获得乌程县令曾绍芳、曾国祯的采纳, 实施的结果, “单赤者尽除, 负重者减等, 缙绅优而不漏, 阛阓摘而不惊”, “大小并安, 公私俱妥”24。均田均役法后来推广到湖州全府和嘉兴、苏州、松江、常州等地。

朱国祯的均役主张及其在家乡的实施, 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得到东林同人支持的。当遭到缙绅大户的激烈围攻时, 朱国祯与同府的另一东林人士丁元荐商量, 丁即“先自计田占役与编户等, 哗者口塞”25。大学士叶向高则称赞改革的当事者, “请画田任赋, 贫富适均, 当路行其说, 湖民大利”26。高攀龙更是兴高采烈, 致信赞扬道:“年丈以地方役事, 冒群讥众讪, 毅然为小民造命, 此大丈夫所为。……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 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 此士大夫实事也。” (6) 同时期的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天启元年的嘉兴知县蒋允仪, 都曾参照朱国祯的倡议, 在辖境内实行役法改革, 也均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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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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