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16~19世纪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棉布贸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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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16-19世纪前期,东西贯通,世界大势巨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前后也发生较大变化,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海外各国的大宗商品无论品种还是数量均有重大变化,在中外贸易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

  

   16-19世纪之间的三四个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中国商品,主要是出产于江南的生丝、丝绸和棉布。其流向主要有三大方向:一是先由澳门、马尼拉等流通地的中转后由广州直接销往欧洲、北美洲以及欧洲的拉丁美洲殖民地,或由中国商人经由海道往东南亚各地营销;二是经由中国至日本长崎或由澳门等地中转到日本;三是经由陆路或海路输向北邻大国俄罗斯,而其商品量的重心或比重前后变化较为明显。

   (一)中国与日本的丝绸贸易

   明代前期,中日两国实行官方勘合贸易。自明永乐十七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419-1547),日本派遣勘合船共17次。这些勘合船每次载来日本特产,获得明朝作为回赏物的丝绸、书籍等日本所需的商品。日本使者也利用出使明朝的机会,尽量扩大贸易规模,大量购买丝绸。景泰年间日本贡使笑云瑞訢,就在宁波购买生丝运回日本发卖。嘉靖十八年(日本天文七年,1539年)日本副使策彦周良,在宁波收购缎子和丝绸“金襕”,嘉靖二十七年策彦以正使身份再次入明,先后在宁波收买缎匹和改机缎各一端;在苏州预付银两定购生丝;在北京“买收北绢二端,价银各八钱”;在山东清源驿价买罗绵三端。①

   官方勘合贸易之外,明廷严禁民间与日本等国发生贸易往来。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②。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但赴日贸易仍在严禁之列,中国商人只能通过走私(时人谓之“通番”)的形式,与日本商人展开贸易。叶权说:“浙东海边势家,以丝缎之类,与番船交易,久而相习。”③对日走私贸易基本就是丝绸贸易。隆庆开禁后,至日本贸易虽仍属非法,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到西洋贸易,于是商人出航时,先向西洋南行,驶到远离官府巡缉的范围,就折而向东行驶,对日贸易较前事实上便利得多。这是隆庆以后中国对日丝绸贸易日益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时日本对中国丝货有着极大的需要。嘉靖后期人郑若曾认为,“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④。万历时姚士麟曾援引嘉靖时的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⑤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总结谓:“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⑥时人一致认为,中国输向日本数量最多的是生丝和丝绸。

   自16世纪后期起,日本的丝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缎绢有花素之分,但其养蚕业与此仍然脱节,原料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据西班牙人记载,当时日本每年消耗生丝220500公斤,而本国在收成最好的年份才出产生丝94500公斤至126000公斤,有一半左右的生丝需靠进口。因而人们说,“现在即使从中国或马尼拉运来所有的生丝,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够的”⑦。供不应求,不但导致生丝价格上涨,而且绸缎价格也极为昂贵,每匹素绢值银二两,花绢值银三四两,大红绢缎更高达七八两,而且长度每匹不满3丈,每丝1斤,值银2.5两。⑧这样的长度,这样的价格,较之中国市场上的同类货,贵达几倍,一般的日本人根本无力购买,所以生丝之外,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也是日本的抢手货。

   从日本一侧,也可看出这种走私贸易的势头。日本平户时代,将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各口岸的船只称为唐船。嘉靖以来,中国商船满载丝绸、书画等物,络绎不绝地驶往丰后、肥前、平户和萨摩等地,以致在平户“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坍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据统计,1609年,明朝有十艘商船开到萨摩,其中已知三艘所载货物的船主为薛荣具、陈振宇、何新宇,光陈振宇船就装有缎、绸等丝织品603匹;三艘船所载物品除丝绸外,还有糖、瓷器、药材、矾、麻、毛毡、甘草、墨、书册、人参、扇、伞、布等。⑨庆长年间(1596-1614),“南蛮船装载大量白丝开到长崎”,后来“又运来大批白丝,因而丝价暴跌”。据日方资料载,“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岁渡长崎者,自此(指庆长十五年,1610年——引者)逐年多多”。1612年大约前半年中,“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二十六艘,舳舻相接,同时开进长崎港,载来白丝二十余万斤”。⑩1635年,日本限唐船于长崎一港贸易,中国商船就主要集中在长崎。废除勘合贸易后,倭寇屡屡侵扰掠夺丝绸,这从侧面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发展到公开抢劫的地步。

   17世纪荷兰侵占台湾南部之前,当地已成为中日走私贸易的重要场所,“每年有日本商贾乘帆船而至,在当地购买大量鹿皮,特别是与中国的海上冒险商做大宗丝绸生意。这些冒险商从泉州、南京及中国北部沿海各地运出大批生丝和绸缎”(11)。

   对于明清之际中国输日的生丝数,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曾做过统计(12)。根据他的研究,可知崇祯十年(1637)后唐船输日生丝量占总数的33%,前后通算,明后期输日华丝约占日本输入生丝总量的29%。入清以后,自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45-1683)的26年中,每年平均输丝14.5万余斤,唐船输日生丝占了全部输日生丝的61.18%。明后期和清初唐船输日生丝量比例前后不同,可能是明后期日本所需生丝主要通过葡萄牙人由澳门中转而获得,入清后,葡、荷势力相继退出,生丝主要靠唐船获得。因此,唐船输日生丝比例的前后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国在中日丝绸贸易中贩运势力的消长,而唐船地位的不断上升,则反映出中日丝绸贸易虽然未因明末清初葡、荷等国的商船活跃而停滞,然而从长期来看,它主要是由中国商人冲破重重阻力展开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收复台湾,次年即开放海禁。民间丝绸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对日贸易盛况空前,赴日唐船急剧增加。实行海禁时,平均每年赴日唐船为37艘,开海禁的头5年,即增加到年平均96艘,近海禁时的3倍。而且增长幅度甚大,开海当年为24艘,次年即达73艘,以后3年依次高达102、137、144艘,前后增长了471%。

   自明代后期起的中日贸易大势,基本上是商品与银、铜的单向流动,中国向日本输出的商品以生丝、丝绸和药材为主,而从日本输回银和铜等。早在清初的1648年到1672年的25年中,唐船自日本输出总额共32万余贯,其中白银一项就近20万贯,约占总额的61%,其余9%为黄金,货物仅占30%。在1672年到1685年的12年中,唐船又自日本输出银共72400余贯,每年平均5900多贯。据1709年长崎官方报告,在1648年到1708年的60年中从日本流出的黄金约达2397600两,白银达374220余贯;在1662~1708年的46年中,铜流出达114498700余斤。(13)清朝开海最初的5年船数最多,若按年而论,其时流向中国的日本银、铜也最多。

   现有研究表明,进入康熙时期,唐船输日华丝的数量虽然不是直线下降,但不断下降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临近康熙开海时已大体上不到前此的三分之一。开海后,唐船数量激增,输日生丝却大减。乾隆年间,输日华丝更是微乎其微,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五十年5个年头则全然没有输入。(14)

   16至19世纪前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的种种事实表明,中国丝绸出口从明清之际到康熙年间的由盛转衰,其原因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当时不仅清朝限制出口高档丝绸和生丝数量,日本幕府也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生丝和绸缎的进口数量。中国生丝和丝绸的输日数量由盛转衰,持续下跌,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的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减少。这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到19、20世纪之交,中日丝绸生产的格局变化将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二)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的丝绸贸易

   葡萄牙人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澳门纳租筑室居住后,以澳门为贸易中转站,大力从事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在欧洲装上西班牙银元,到印尼群岛再装香料等货,至澳门出售并换得出口到日本的丝绸等货,运至日本出售,又换取便宜的日本白银回到澳门,并在澳门用从日本带回的白银购买来自广州的在欧洲市场上受人欢迎的丝绸和瓷器等物回国。对于葡人自澳门将中国丝绸等货贩运往长崎的情况,万历二十二年(1594)许孚远说:“日本长岐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崎买卖,装载禁铅、白丝、扣线、红木、金物等货。”(15)据载,自澳门运往印度果亚的生丝,在1580-1590年每年约为3000余担;1630年为白丝1000担,大量细丝和各种颜色的绸缎1万~1.2万匹;1636年多至6000担。(16)这些丝绸绝大部分运往欧洲。葡萄牙人这样将中国生丝大量销往欧洲,是因为其时他们独占华丝对欧的输出。

   葡人从事这种三角贸易,获利极为丰厚。按照葡人的记载,1600年前后,澳门上等丝价每100斤约为银80两,广州的各种绸缎约为每匹银1.1~1.4两,日本的价格分别是140~150两和2.5~3两。(17)葡人将中国丝绸从澳门贩运到日本,如果不计运输成本,利润率高达80%和120%。假如葡人用倍于成本的日本白银在澳门购买中国丝绸,再以成倍的价格在欧洲市场上出售,完成上述三角贸易的循环,那么保守点估计,其利润率高达400%。

   因为澳门和日本长崎之间贩运丝绸可获倍利,葡萄牙人便大力经营这种中转贸易。据估计,“在十六七世纪之交的若干年内,葡船每年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约值银一百万两以上;及一六三七年,增加至2141468.05两;其后更超过三百万两”。在输日的货物中,生丝是价值特别大的一种,全汉昇先生估计,“在十六七世纪间的五十余年内,葡船每年自澳门运往长崎的华丝,少时约为一千五六百担,多时约达三千担。自一六三六年后,数量却显著减小”。(18)

   当时,日本交换中国丝绸等货物唯一依靠的是白银,结果日本白银源源流入澳门。其数量在16世纪最后的25年内,大约每年为五六十万两,在17世纪的最初30年内,每年约为100万余两,有时则多至二三百万两。据统计,自1599-1637年的38年中,共有5800万两白银流入澳门,每年达152万余两。以致日本学者矢野仁一说葡萄牙人“每年在贩卖中国绢于日本这宗生意上获得的银,年额达到二百二十五万两,以充作他们购买中国货往欧洲的资本”(19)。葡萄牙方面的材料则估计每年经由他们输入日本的生丝和丝织品达1500毕克(1毕克约等于63公斤)。根据上述各项材料统而计之,在明末清初的50余年内,葡船每年运往长崎的中国丝和丝织品大约2000担。按照前述日本本国生丝供求估算,则日本所需进口生丝在中国厉行海禁之时,主要是通过葡萄牙人由澳门转输。

由于当时由马尼拉远销到南美的中国丝及丝货从广州出口,因此葡萄牙人“不仅独占了中国与欧洲间的贸易,而且独占了中国及日本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20)。日本所需中国丝及丝织品有不少就是来自马尼拉转输的。对此,明末徐光启说:“我边海亦真实戒严,无敢通倭者。即有之,亦渺少商贩,不足给其国用。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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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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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江海学刊》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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