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 次 更新时间:2019-07-16 23: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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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清代江南棉布字号主要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商业资本。字号的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通常经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个别长达百来年。单个字号的规模资本银一般在3万两上下。字号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冒牌等不正当竞争。 字号收购布匹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一整套标准。外发布匹踹光是字号布匹的基本加工方式,字号不直接经营踹坊,兼营染坊也不普遍。字号经营并不同时存在长期以来论者所说的直接设立踹局踹布和委托踹坊加工生产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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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纺织业是清代江南极为重要的手工行业。棉布织成后,需要经过染色、踹光等后整理,才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棉布的染踹加工成为棉布商品流通必不可少的一环。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大宗批销棉布的商业资本则是布店字号。字号在江南棉布的商品流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字号的内部竞争十分激烈,字号的存在形式较为复杂,字号与踹工之间的矛盾在江南诸行业中最为突出。

   学界对于这种字号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有关字号的概念仍较模糊,需要澄清;统计与字号有紧密关系的踹坊的具体数量较为随意,需要辨正;有关字号的加工方式、与踹坊踹匠关系的论述并不符合实际,值得商榷;对于字号的具体数量,开设者的身份,单个字号的规模,收布的具体标准,加工能力等,更无人提及,值得探究。今就上述问题略作探讨,希望能够深化字号的研究。

  

  

  

   清代江南的棉布字号到底有多少,至今未见具体表述。实际上,依据现有材料,可以大致厘定。

   乾隆年间的苏州人顾公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注: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卷《芙蓉塘》。)松江、嘉兴二府交界的枫泾、朱泾镇是棉织业重要市镇,布号可能很多,但说明代有数百家,由清代江南的字号数反观,似有夸大。顺治十六年(1659年),苏松二府布号商人吁请官府禁止布牙假冒字号招牌,称其“布店在松, 发卖在苏”, 列名碑石者为37家(注:上海博物馆等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5页。)雍正七八年(1729、1730年)间,松江踹匠1100余人,约为苏州踹匠的十分之一,字号如果也为十分之一,当不到10家(注:《案底汇抄》,载《裁改苏抚标及城守营制,设立专员管理踹匠各条》,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乾隆元年(1736年),松江府的碑文称,该府“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迁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6页。又,所有上海、苏州碑刻集,《李煦奏折》,以及今人论著都将“青、蓝布”标点理解为“青蓝布”一种布,实则应为青布和蓝布两种布,参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8 卷《万历程氏染店算帐簿》(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乾隆四十年,嘉定县南翔镇字号至少有程怡亭等10家(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00页。)。 清初松江字号不会少于明代,也只有37家或数十家,明代字号当也不过数十家。康熙时起,苏州成为棉布字号及踹染作坊的集中之地。碑文称字号迁移他郡,实即指迁往苏州城中。

   苏州城中的棉布字号,碑刻资料留下了较多的记录。康熙九年(1670年)有21家,康熙三十二年有76家,牌记81家,康熙四十年有69家,康熙五十四年有72家,康熙五十九年有43家,乾隆四年有45家,道光十二年(1832年)有28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仍有44家(注: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与《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载碑文统计。前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后书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雍正时期字号数量无任何记载,但据浙江总督李卫雍正七年(1729年)奏报,苏州踹匠“从前数有七八千余”,目前“又增出二千多人”(注: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李卫奏,《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由踹匠增加可知字号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看来,康熙中后期至雍正时期是苏州乃至整个江南棉布字号的最为兴盛时期。连同其时松江、嘉定等地的字号,以苏州为主要集中地的江南棉布字号最多时大约不会到100家。

   这数十家字号,其业主的姓氏相当集中。今据留存下来的苏州的相关碑刻统计,自康熙九年到道光十二年前后163年间,共有字号354人次,其中程姓最多,31家,89人次;其次吴姓,28家,37人次;再次金姓,25家,36人次;其下依次为汪姓18家,19人次;朱姓15家,22人次;张姓11家,15人次;吕姓9家,18人次。这7姓共为236人次, 占全部字号人次的66.67%,也就是说,全部字号有三分之二集中在这7姓商人手中。特别是程、吴、金3姓,就有162人次,占全部字号的45.76%, 接近一半字号系这3姓商人所开。最为突出的是程姓,占了整整四分之一。 可见字号仅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姓氏的商人手中。程、汪、吴、李属“徽州八大姓”之列,在经营棉布字号方面也很突出。

   就单个字号存在的时间而言,超过10年的,自康熙九年到乾隆四年70年间是佘允谦1家;自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五十九年62年间是吴元震1家;自康熙九年到五十九年51年间是程源高、朱紫阳2家; 自康熙三十二年到乾隆四年47年间是程益隆、程震大、金鼎盛、吕咸亨、吕双元5家;自康熙九年到五十四年46年间是程益高1家; 自顺治十六年到康熙四十年43年间是程益美1家;自康熙四十年到乾隆四年37年间是程广泰、 赵信义2家;自康熙九年到四十年32年间是程义昌、程益美、汪元新3家;自康熙三十二年到五十九年28年间是程益新、程元贞、周正和3家;自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四年25年间是吴益大、金双隆、张震裕、邹元高4家;自康熙三十二年到五十四年23年间是金义盛、方德和、郑元贞3家;自康熙四十年到五十九年20年间是程同言1家;自康熙五十九年到乾隆四年20年间是邵一美1家;自康熙四十年到五十四年15年间是吴益和、金德裕、金元隆、金正源4家。以上共33家。在已知姓氏的235家字号中占14%。其余虽不到10年,但在碑石中出现2次的有29家。上述所说字号存在时间,只是依据立碑时间而言,字号实际存在时间会长些。而且碑石也没有及时、如实地反映字号的创立及存在情形。如创设于康熙三十八年的陈万孚字号(注:《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转引自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310-316页。),康熙四十年的碑刻无其名,直到康熙五十四年的碑刻中才出现。该号乾隆二十一年后仍存在,但只在康熙五十九年的碑刻中再次出现,乾隆四年的碑石就没有反映。一个实际存在了至少五六十年的字号在碑刻中只在间隔短短的5年中出现两次, 说明字号的实际存在时间要比碑刻中列名的时间长得多。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推定,创出一个牌子不易,字号一般不会旋开旋歇,通常会经营十数年,不少字号会长达几十年,个别会长达百年左右。

   就单个字号的规模而言,至今缺乏实证,陈士策的万孚字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讯息。万孚字号创设于康熙三十八年,最初布匹染踹都是外发加工,后来因质量不佳影响销路,字号兼开染坊,到康熙五十九年分家。经20余年经营,店主在分家书中说:“逐年所得微利,尽为店屋所费,故少余蓄。但基业粗成……子若孙如能照式勤劳……逐年常利可必。”雍正三年正月盘查店内及染坊银钱货物,除该还各项外,净计实银31120.08两。内拨存众银两5850两,每年硬利1分2 厘行息。其余实银25270.08两,作9股均分9房,每房分得本银2807.787两。乾隆二十一年,又因“人多用广,货贵利薄”等,“将全业暂并长房,计价作本生息”。这个万孚字号开张经营的时代正是苏州字号的兴盛时期,它在康熙五十四年的72家布商中列名第15位,在康熙五十九年的43家布商中列名第26位,在全体布商中实力大约居于中等。这样的字号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由分家书所述,可知字号除了房租、工本等开支,余剩不多,利润较薄,但只要精心经营,仍可获取常利。分家后众存银两每年硬利1分2厘行息,则字号赢利必须或必然高出此数。万孚兼开染坊,用于支付染价的开支应该有所下降。万孚自开染坊,店银共31100余两, 其他不开染坊的中等字号,规模应该略小于它。综合考虑,盛清苏州单个字号的规模资本银当在3万两上下,年利润率应当高于15%而低于20%。 单个字号批销布匹的数量,按照《布经》的说法,重水布难踹,“好踹手一日只踹八匹”;对水布较重水布好踹,“好踹手一日踹十二匹”;松水布更好踹,大概日产量更高些。如以踹对水布产量为估算标准,则苏州踹业兴盛时,全体踹坊1万余名工匠日产量约为12万匹。也就是说, 清前期苏州字号提供给市场的高标准棉布在日均12万匹左右。平均到每家字号,约为2000余匹。嘉庆时,钦善听苏州布商说,松江一府,秋天售布一日达15万匹(注: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则松江所产名品青、蓝布匹主要是在苏州踹染加工的。

  

  

  

   这数十家字号的开设者籍隶何地?同样未见人提及。顺治十六年,《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中列名的37家布商,排名最前的席时、席行,是苏州近郊著名的洞庭东山的席氏棉布商人。另有程益高、吴元震两家字号,后来在可以认定为徽商字号的康熙年间的碑文中屡屡出现,其余程、朱、金、吴等姓中当也有不少徽商。康熙九年,苏州府应字号呈请立碑,“为此饬谕徽商布店、踹布工匠人等知悉”(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4、80、82页。),直接将字号与徽商布店视为一体。道光十二年和十四年的两块禁止踹坊垄断把持碑,均“发新安会馆竖立”(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4、80、82页。),显然应新安商人请求而立,字号与籍隶新安的商人等同为一,字号的地域性不言而喻。乾隆元年,松江府的布商呈请官府禁止苏州府的布商冒立字号,列名的字号布商6家,领衔的吴舆璠自称,“切璠原籍新安,投治西外开张富有字号”。其余5家中的朱左宜店、朱汝高店、李元士店分别以“紫阳辅记”、“紫阳甫记”、“紫阳□记”为招牌(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7页。)。可知其时的松江字号,大部分已由徽商所开。乾隆十三年,苏州城重建横跨运河的渡僧桥,捐款建桥的8个布商,6个是安徽休宁人,董理建桥工料的2人, 也是休宁人(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02页。又, 张应俞《杜骗新书》“乘闹明窃店中布”条中的布号商人吴胜理也是休宁人。),捐款者中的金双隆字号,在康熙五十四年的碑文中就曾出现过。凡此种种,说明清初江南的棉布字号,徽商开设者不少,但其他地域商人如洞庭商人等也很活跃。而进入康熙年间,徽州布商已居于主导地位,以致官府发布告示直接“饬谕徽商布店”,碑文直接竖立在新安会馆。可以认定,在清前期经营棉布字号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甚至主要系休宁商人。

徽商开设棉布字号,也有实例可证。康熙三十八年,休宁人陈士策在苏州上津桥开设万孚布店字号,后发展成万孚、京祥、惇裕、万森、广孚5号, 字号招牌无形资产“计值万金”(注:《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陈万孚字号,在康熙五十四年和五十九年的两块碑石中均曾出现过,直到乾隆二十一年仍然开设,至少存在了五六十年。笔记所载著名的益美字号的事例:“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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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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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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