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23: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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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上海作为南北洋航运中心,既是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化下的产物,也是清廷商品流通政策变化下的产物,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帮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上海的海运业者,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其中势力最大者,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单个大船商,通常拥有数十号船只。上海海运业内部,船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运业人员,船商与客商、与豆业字号,与豆行、饼行、油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上海,船商不仅在航业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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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清廷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等处22个海口分关。从此,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尤其是北洋航线,商品贸易获得合法地位,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各地地域商人纷纷以上海为据点,展开商业竞争,上海由而迅速崛起。

   有关上海航运业史的探讨,学界研究成果已经极为丰夥,其中以松浦章全面探讨上海沙船及其运输活动的著作、资料集和系列论文,杜黎和萧国亮论述鸦片战争前上海沙船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辛元欧考察上海沙船的型制,郭松义和邓亦兵考察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等成果,最值得注意①。然而论者的重点时间上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内容上主要在沙船的型制、沙船运输业及其沿海贸易活动、沙船运输业的劳资关系、沙船活动的盛衰等,而于清代前中期上海作为航运业中心时期船商的情形、上海城市活跃的地域航业势力等还殊少着笔,有关情形还不甚清晰。本文着重对清代前中期上海的船商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拾遗补缺,期能深化清代沿海贸易和清代前期上海航业史的研究。

   民国初年上海豆业自称:“上海为海疆岩邑,昔时浦江一带,登莱闽广巨舶,樯密于林,而尤以南帮号商与北五帮号商之沙船、卫船从关东、山东运来豆子饼油为大宗生意。吾业行商,当买卖机关,分销各省,营业为全市冠。”②上海豆业的这种兴盛局面,实际上形成于清代前中期。嘉庆时,张之象称:上海“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刘河淤滞,辄由吴松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率以番银当交会,利遇倍蓰,可转瞬懋迁致富。”③稍后时人包世臣描述道:“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④;“自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人称“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⑤。乾隆早期,每年四、五月南风时,刘河、川沙、吴淞、上海各口,闽粤糖船前往贸易,九、十月间置买棉花回船⑥。或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⑦。“浙省商船赴北运货,皆进上海口,在苏销售。”⑧嘉、道时期,“关东船商,每年装运豆石赴江南售卖,习以为常,行走直同内河”⑨,“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⑩。其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空前繁忙,上海开始以海运业中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以中心城市的形象跻身于江南城市群体之中。

   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人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道光十八年(1838),两江总督陶澍奏报,据地方官查明,当时“城内城外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安徽、太湖各处商民共建会馆一十三处”(11),说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沿海各省和南方各省的地域商人在上海就均已建立了会馆。然而上海的大规模商品流通,是凭借海运的优势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评论其时上海的市面谓:“今试综各业而考之,上海市面,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故南市以沙船号家为第一大生意,而花布糖米、北货以类从焉。北市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利者也。沙船揽载,自轮船夹板遍迹海滨,久已减色。”(12)稍后,《字林沪报》也称:“沪上分南北两帮,南市则本帮各聚焉。大宗贸易实恃沙船,至于近日,而沙船不可恃矣。”该报又称:“凡百贸易,萃于南市,南市之商家,推沙船为巨擘,最盛时多至二三千艘,帆樯所至,货物流通,若油豆饼诸项,由此进口。”(13)媒体一致认为,在鸦片战争后作为最大的通商口岸之前,上海一直以沙船运输业为最大的生意,其他棉花、布匹及北货等都是从属于沙船运输业的,沙船航运业在上海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上海是以航运业中心而迅速兴起的。同治三年(1864),上海沙船商郁森盛,领衔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具禀,要求北洋豆货仍归上海商船转运,谓“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西洋各国议准通商,上海一口最为繁盛,良由沙、卫各船群聚贸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凑。”(14)可见开埠后相当长时期,上海仍是以沙船运输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因为海运业的发达,与当时其他城市如周邻的著名工商城市苏杭不同,上海的商业活动者,特别是从事海运航业者,就地域来源而言,展示出与其他业城市不同的特点。

   在上海经营的船商,有共同议事场所即商船会馆。商船会馆位于马家厂,列于民国《上海县续志》会馆公所条之首。商船会馆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会馆,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会馆遗址。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在上海的船号众商共建,而非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的编者所说仅系崇明、无锡船主商号所建(15)。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大殿、戏台,添建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1814),无锡海商铸钟鼎,崇明海商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1844),船号商共建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成为建筑巨观。同治元年借驻西兵。撤防后制造局租住于内,五年后迁出,但殿厅圮毁。七年重修。光绪十六年(1891)飓风,戏台损坏,费洋银744元重修。十七年继续大修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费豆规银1876两。次年,更易戏台新梁,又费豆规银890两。会馆大殿崇奉天后,乾隆中期重修后,南北两厅分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和福山太尉褚大神,官方每年祭祀天妃的活动就在此举行。会馆所需常年经费来自船号商抽缴庙捐。会馆馆产租息所入,用来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泥夫每年争竞,官方遴选夫头以资督率。会馆事务延请董事主持。办事处称商船公局,在会馆之左,办理水手伤亡的承善堂也设在其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设商船小学校(16)。

   上海的油、豆、饼业另有公所萃秀堂。萃秀堂又称东园,在上海县庙豫园,建于道光年间。咸丰三年(1853)受战火遭损。十年,驻扎西兵,残毁尤甚。同治七年(1868),承粮管业,地基广达10余亩。同年大加修葺,禀县给谕,勒石保护,“以萃秀为二十一业之领袖”。萃秀堂外有三穗堂、仰山堂、格思堂和神尺堂四间议事厅。堂中亭榭池沼,回廊曲折,均极园林之胜,而大假山层峦叠嶂,尤为县中独有之境。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米业合组之豆米业小学校分设于此。堂馆所需经费于代客买卖时抽取货捐,豆油每石银1厘8毫,豆饼每片银2毫8忽,后因轮船盛行,沙船锐减,捐数寥寥,于是同业每月捐银1两。公所原由司月轮管,清末推举董事一人会同6家司月办事(17)。

   船商与豆业论市交易之所则为采菽堂,俗称豆市,在豆市街万瑞弄。原来租用市房,光绪七年购屋改建对照厅6间(18)。

   在上海的船商和从事油、豆、豆饼业交易的店家、行家、经纪人,就在上述几个同业组织内开展活动。而各地海商或海运业者,又以同籍为范围,有其地域性商业会馆。

   山东及关东船商在上海活动较早。据碑文载,顺治时山东商人即联合关东商人,两帮集资在上海县城西置义田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道光五年(1825),山东登州府方爱仁,济南府孟广钰,沂州府宋鸿志等广记、永春、六吉、益顺等商号联衔清理,丈量地亩为25亩多,呈文备案,上海县立碑保护(19)。鸦片战争起,太平天国期间,山东商人多避难航海而归,势力大损。光绪后期,山东商帮在上海贸易者复归众多,前往清理义地,地亩数基本仍前(20)。山东商帮在上海主要从事北洋贸易,其内部又分成几帮。道光七年(1827),商船集议山东关东各口贸易规条,在规条上作出承诺的,有(山)西帮商人胡升恒等4号,胶帮商人孙丰聚等6号,登帮商人初元丰等7号,文莱帮商人王元兴等5号,诸城帮商人陈广盛等2号(21),共计24号商行,单就数量而言,其时山东商人占有绝对优势。道光二十六年(1846),山东商人广记、六吉等21家,又联名创建会馆,并先在宝山县境内购置田22亩备造登莱公所,南市公估局等首先输助3000两,怡顺昌等3家捐银万余两,众商捐银6万多两。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建造会馆,于三十二年完工。会馆落成,制定规则50条,对会馆运营作出详尽具体规定。会馆创办时,捐款者有关税帮、公估帮、洋货帮、杂货帮、祥字帮、黄县帮、沙河帮、福绸帮、丝业帮、铁货帮、孤山帮、仁川帮、营口帮、崴口帮、银钱帮、周村帮、青岛帮、即墨帮、胶州帮、元釜山帮、潍县帮、洋杂货帮,共22个地域帮或行业帮,商号多达91家。其中关税帮商号最多,为15家。后来捐款者中又有涛洛帮。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有谦祥益等280余家商号捐款(22)。由这些帮别,可知山东商帮在晚清的上海的地位。其经营的行业则以豆、洋杂货、丝绸等业为主。到光绪时,山东人自称在上海经商已200余年。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商人建立会馆,到三十二年完工(23)。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山东商学各界热心捐款,“一人独捐千元者且有数家”,一时之间集至“数万之谱”,显示了山东商人的实力(24)。

   江苏海州青口船商。青口系江苏海州属下一镇。康熙年间开海后,青口商人即大力经营江苏沿海豆石业,运抵太仓刘河镇发售,嘉庆十八年(1813)因刘河淤塞,改将豆船停泊上海。青口镇字号商人乃与徽州商人公议发起饼油山货公积金。道光二年(1822)以4000千钱在大东门外契当住房一所,建为祝其公所,奉祀关帝和天后。三年后加价4000千钱,转当为买,在上海县衙备案。道光十三年(1833),生意兴盛,公所提取公积金4000千钱归青口放赈。咸丰兵燹,公所被焚,内部管理混乱,帐册散失。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经整顿,恢复管理(25)。可见嘉、道时期为该青口商人的全盛时期,咸丰战乱后即渐趋衰落。

   江苏淮扬商帮,在上海主要从事船运业,建有淮扬公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淮扬公所同人联名控告船牙管帮私收埠规,具名者有44人(26)。

浙江宁波商帮,是鸦片战争后上海人数最多、实力最为雄厚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域商帮,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又以买办、金融、轮运、成衣业、木业制造乃至进出口业等最为出名,其实观其形成和初起,宁波商人是因从事沿海运输起家并日臻发达的。在清代前期的上海和沿海商品流通中,宁波商人从事船运业极为活跃。宁波地方文献称:“航业为岛民所特长,南北运客载货之海舶,邑人多营之。”(27)后人追溯,开埠前,上海著名的沙船字号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惟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28)。咸丰、同治年间,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帆船航运业也达到了极盛。《申报》称:“上海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宁船也数百号,每年统计进口沙宁船何止六七八千”(29)。光绪中,宁波人自称:“吾郡□图之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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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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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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