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中国历史不应等同于汉民族发展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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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人数最多,文明起源最早,文化发展最快,一直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但我们不能用汉民族发展史代替中国发展史。因为,中国古代“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的涵义以外,还有指称“中原”的涵义,应该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应该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应该包括受汉族国家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后来政权也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中国古代的“中国”还有“继承性中国”的涵义,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可见,中国古代,汉民族仅仅指一个单一的民族,而“中国”则不仅包括汉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认识汉民族发展史,仅仅是认识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认识中国历史则需要认识属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发展史,不能用汉民族发展史代替整个中国发展史。我们在认识中国各个民族历史时,尤其要注意从“继承性中国”的内涵中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即从“后人看中国”中去认识“中国”,才会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

   关 键 词:汉族  少数民族  上溯法

  

   关于何谓中国的问题,学界虽然几经讨论,但还是有人主张用华夏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认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国外学者公开宣称只有华夏汉族才是“中国”,大力宣扬“长城以外非中国”,“汉族以外非中国”,等等。新清史学者也用汉族代表中国,认为“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①等等。国内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说只有华夏汉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但字里行间仍然宣传华夏汉族是中国的观点,有关“华夏中国”“汉族中国”的说法又成为流行语言,甚至有人说“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全是古代中国的领土”②,显然是在用汉人所建立的唐王朝代表中国,认为不受唐王朝管辖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国。按此逻辑,辽金不受宋朝管辖,辽金的领土不在宋朝版图之内,辽金也不是中国。这种思路,无疑是将汉族王朝等同于中国,视“中国”为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自然就不是中国了。于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朝是中国吗,清朝是中国吗?又成了人们比较关心的扑朔迷离的疑问。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人数最多,文明起源最早,文化发展最快,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民族,并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但我们不能用华夏汉族发展史代替整个中国发展史。因为,汉族发展史仅仅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中国历史则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词并非仅仅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还有指称“中原”的地理涵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指称政权的“国家”涵义,以及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即继承性“中国”)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涵义,等等。按照这些“中国”的涵义去认识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中国”一直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绝不仅仅是华夏汉民族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的“中国”。

  

   一、具有“中原”涵义的“中国”,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中国”一词具有指称“中原”的涵义,虽然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但也有用以指称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亦即“中原之人”的意思,也就是说,应该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

   有人认为,炎帝、黄帝出自西北的氐羌或北狄③,后来进入中原,与中原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华夏民族。古代文献也记载说“大禹出于西羌”④,后来进入中原,建立夏王朝,成了中国圣人。商人源于东夷⑤,后来进入中原,建立商王朝,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国王朝。西周“文王生于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⑥,后来进入中原,建立西周王朝,成为中国人所羡慕和赞赏的典型的“中国”王朝。可见,夏商周时期,就有大量少数民族的先人进入中原,与中原土著居民即华夏族先人融合形成了华夏族,并逐步发展和壮大了华夏民族,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国”民族的主体。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中国”就应该包括这些进入中原并成为“中国”民族始祖的少数民族。

   秦人原来也是西戎之人,后来进入中原,统一各国,按“中国”指称“中原”的涵义,也成了中国。两汉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有很多,拱卫京师的军队有“越骑”“长水宣曲胡骑”“池阳胡骑”“乌桓胡骑”等⑦,都应该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据陈连庆研究,“西汉一朝所使用的少数民族士兵,包括匈奴兵、西域兵、南越兵、西南夷兵和羌胡兵”⑧。越人进入中原者有很多,史书记载,在闽越发兵围攻东越时,东越即请求汉朝出兵相助,并“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⑨,大量进入中原。匈奴人进入中原者更是无法统计,除上述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兵以外,还有赫赫有名的匈奴人金日碑等人,都成了“中国人”的一分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刘曜建立前赵、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氐人苻健建立前秦,羌人姚苌建立后秦,鲜卑人慕容皝建立前燕、慕容垂建立后燕、慕容德建立南燕,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拓跋珪建立北魏、宇文泰拥立元宝炬建立西魏、高欢拥立元善见建立东魏、高洋建立北齐、宇文觉建立北周,等等。如果按中原就是“中国”理解,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应该是“中国”。

   人们都认为,建立隋王朝的杨坚家族和建立唐王朝的李渊、李世民家族都是汉族,其实,杨坚家族和李渊、李世民家族都与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坚家族在北周时期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杨坚本人又娶鲜卑独孤氏为妻,因此,宋末元初人郑思肖曾说“普六茹坚小宇那罗延,僭称隋,僭谥文帝,普六茹译姓曰杨,夺伪周宇文辟之土,而并僭陈之天下,本夷狄也”⑩,谓隋文帝杨坚为“夷狄”。唐朝皇帝李渊、李世民家族,也与少数民族密不可分,李氏家族在西魏时被赐姓大野氏,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为鲜卑独孤氏(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也就是说,李渊身上有一半少数民族的血统。李渊又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北周上柱国窦毅与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生之女)为妻,所生之子李世民也娶鲜卑长孙氏为妻,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之时,已经很少汉人血统了。如果我们将李渊、李世民的身世再向前追述的话,恐怕李世民身上少数民族的血统会更多。基于此种认识,宋人朱熹才说“唐源流出于夷狄”(11),宋末元初郑思肖也说“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12)。退一步讲,即使杨坚、李渊、李世民不算夷狄,但他们所继承的后周本来就是鲜卑人掌控的天下,入隋以后,自然有大批鲜卑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臣下之民。

   五代十国时期,在占据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之中,就有三个朝代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建立者是少数民族沙陀人,可以想见,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会很少。与五代同时兴起的辽王朝,有大量的契丹等少数民族进入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中原地区。继起的女真人,灭亡北宋,占据整个中原地区。史书记载,“金人据有中原,诸州皆屯戍女真、契丹军”(13),“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14),将女真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往中原地区,并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标榜自己就是“中国”。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到元朝时都被称为汉人了。

   元朝时期,有大量的蒙古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很自豪地以“中国”自居。明朝虽然恢复了汉人统治,但仍然接收了原来中原地区包括众多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同时,又将大量蒙古和女真等各族人迁入中原,仅洪武四年(1371),就“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15),到正统元年(1436),“京师达人(主要指蒙古人,也包含女真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16),中原地区并没有成为汉民族一个民族独自居住的地区,仍然是多民族聚居区。清朝统一全国,更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据说,满族入关时,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当时盛京管辖整个东北)迁移北京的人流,“凡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踵,不绝于道”(17),后来,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无法计算。

   可见,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原”地区都不仅仅是汉人聚居区,而是有大量少数民族杂居期间。因此,用一国之中心或天下之中心的“中原”地区指称“中国”时,不仅指称中原地区的汉族人,也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个涵义的“中国”概念,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概念。

  

   二、具有“懂礼”涵义的“中国”,包括“懂礼”有文化的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汉族和中原的涵义以外,还有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涵义。一般认为,“中国”懂文明,知礼义,有教养,文化水平最高。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夷文化差异最突出的表现是是否懂“礼”,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是“中国”,不符合“礼”的要求,即是夷狄。韩愈曾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8),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的种族如何,只要遵循“中国”之礼就是“中国”(华夏汉族),遵循夷礼就是夷狄。因此,“中国”(华夏汉族)和四夷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春秋时期的吴国,虽然是西周正统姬姓周太王及其后人所建,但由于他们没有奉行“中国”之礼,也不是中国。“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19),晋虽然被视为“中国”,但不奉行“中国”之礼,就变成了夷狄;楚虽然属于夷狄,但奉行“中国”之礼,就变成了“中国”。中国古代历史上像这样发生民族变化的事例很多,少数民族变成“中国”(华夏汉族)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按“懂礼”的涵义去认识“中国”,也应该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秦还被视为西戎,南方的楚、吴、越还被视为南蛮,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交融,到了秦朝统一全国,都变成了“中国”。两汉以后,北方的匈奴不断进入中原,受汉族文化影响,本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到了隋唐时期,全部变成了汉人。乌桓、鲜卑也是这样,进入中原以后,受汉族文化影响,与汉族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到了隋唐时期也变成了汉人。

隋唐时期,在民族不断发展变化(即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对不以地域论民族、不以种族论民族而以文化论民族的思想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如,皇甫湜曾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20)。陈黯曾作《华心》说,“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辩在乎心,辩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21)。程晏也作《内夷檄》称,“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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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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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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