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

——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2 次 更新时间:2016-08-08 11: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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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内容提要: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关 键 词:复数“中国”     单数“中国”统一     疆域  

  

  

  

学界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不一,主要原因还是在“以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有人主张以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有人主张以中原王朝代表中国,也有人主张以中原统一王朝的疆域代表中国的疆域,等等。笔者认为应该以华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共同代表中国。按此认识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无疑存在一种“多中国”现象。罗志田先生曾指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中国’实是一个外延未严格界定的实体和概念”。这一论述颇给人以启发,但他同时又认为:“到中国的概念变为单数时,大致已是夷夏以地分的局势基本固定之后了”,到了秦统一以后“复数的诸夏已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夷夏关系由以众对众变为以一对众”。也就是说,到了秦统一之后,复数的“中国”就已经变成了单数的“中国”,并将“中国”限定在“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①这一认识恐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为,秦统一以后各个政权仍然没有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中国”一词既是地域概念,又用来指称政权,同时又是一种美称,不仅汉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自称“中国”,“中国”的概念仍然存在复数现象。直至元朝,“中国”才由复数转变为单数,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便为探讨统一多民族中国以及中国历史疆域形成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

  

   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很多,但并没有出现用“中国”一词作为国号的政权,说明“中国”一词在古代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②不是某一个民族或政权独有的称呼。

   中国古代,华夏族和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的汉族虽然都没有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大多自称“中国”,这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同时,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积极地认同于中原政权(华夏族和汉族政权),常常以华夏、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也自称“中国”。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曾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称“乐产③《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中原)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④《汉书》、《后汉书》沿袭司马迁的说法,《资治通鉴》引注也说:“匈奴,淳维之后,本夏后氏之苗裔。”⑤这些文献均认为匈奴是夏桀之子的直接后裔。司马迁等人有关匈奴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没有为后世匈奴人否认。据《晋书》记载,魏晋十六国时期,建立汉政权的一支匈奴人即承认司马迁等人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以“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⑥“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⑦因此,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政权之时,拒绝其叔父刘宣恢复“匈奴”国号的建议,特定国号为“汉”,声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就是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要继承两汉之统,光大两汉之业,“遂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⑧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政权之时,也“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特定国号为“大夏”。他曾明确表示“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建立大夏政权,目的就是要“复大禹之业”。⑨赫连勃勃强调自己是“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的后人,视自己所建政权为“中国”。

   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据赵旧都”,⑩是以战国时期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为继承对象,(11)并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西晋金德之后的德自居,试图跻身为“中国正统”之行列。据《晋书》记载,石勒曾担心“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这完全道出了他意欲为“中国正统”的意愿。徐光曾劝慰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他明确表示石勒没有完成全国统一,也可以称“中国帝王”。(12)这说明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一直以“中国”自居。

   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建立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则更加具体地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表示慕容鲜卑即是东胡之后,也就是高辛氏之后。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后代,东胡族是帝喾少子厌越的后代,也就是黄帝的后代,由东胡族分出来的鲜卑族自然也就是黄帝之后了。以“炎黄子孙”自居的慕容鲜卑后来建立燕国,声称“远遵周室,近准汉初”,(13)即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慕容儁“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并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14)后来他又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后赵水德之后的木德自居,也希望跻身于“中国正统”行列。

   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也声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15)有扈氏为大禹之后,也就是说氐人也称自己为黄帝的后人。苻坚建立前秦以后,也按“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慕容燕木德火德自居,也标榜自己的政权为“中国”正统。《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苻坚听说天竺佛教徒鸠摩罗什很有才学,“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苻坚派兵“讨定西域,苻融以虚秏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谏以为不可”。这两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是指占据中原地区的前秦。

   《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建立后秦的羌人“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即帝舜,他们认为“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也说,羌人“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16)轩辕即黄帝,说明不但羌人把黄帝看成了自己的始祖,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承认羌人是黄帝的后裔。羌人姚苌建立后秦,也是以秦为继承对象,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之意。

    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更是以“炎黄子孙”自居,标榜自己是“中国”正统。《魏书•序纪》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人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他们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17)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拓跋鲜卑人建立以“魏”为国号的北魏政权,是因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胡三省注称:“战国之时,魏为大国。中国谓之神州。”(18)这显然是以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魏国和三国时期汉人建立的曹魏为继承对象,是自称“中国”的一种表现。何德章认为拓跋鲜卑以“魏”为国号,按“五德终始”学说,先以继承苻秦火德之后的土德自居,后改为承晋金德为水德,都是为了与晋争夺中华正统。(19)所论甚是。北魏自称“中国”,不但得到境内人士的认可,也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赞同。如,蠕蠕(柔然)豆仑可汗时,“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20)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西魏末年“突厥以(史)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咸曰:‘此中国神智人也’”。(21)这里所说“中国”应该指宇文泰建立的西魏政权,说明蠕蠕、突厥等少数民族承认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西魏等政权是中国。

   五代十国时期,以沙陀人为统治者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也都自称“中国”。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勗以唐朝的继承者自居,特定国号为“唐”。沙陀人石敬瑭建立后晋,以先秦时期华夏人建立的晋国以及汉人建立的西晋、东晋为继承对象,后晋大臣景延广曾对契丹说:“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22)认为石敬瑭是契丹所立,石重贵则是“中国”自立,完全以“中国”自居,这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沙陀人刘知远“居于太原,及得中国,自以姓刘,遂言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国号曰汉”,(23)也以“中国”自居。建立北汉的沙陀人刘崇“以(汉)高祖之业一朝坠地”,(24)欲绍袭高祖之业,也以继承汉人建立的两汉政权自居,视自己的政权为“中国”。

   宋辽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自称是“中国”。《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25)刘辉在这里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就是指辽人,主要指契丹人,而“诸蕃”一词则指辽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契丹人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正统王朝,用契丹文字称自己建立政权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或“大中央辽契丹国”,所使用的“大中央”一语就是“大中国”的意思。(26)契丹自称“中国”,不但得到以后各个朝代的承认,也得到境外各个政权的承认。姚从吾先生曾指出:“大陆邻邦,如俄罗斯、波斯(伊朗)等国,称我国为Ki-tan或Ki-tai”,“确是导源于第十第十一世纪建立辽朝的契丹,或西辽(喀剌契丹)”;又说:“蒙古文中‘中国’与‘乞塔’有时不分,更与‘契丹’有关。至于英文德文China以外,在诗歌或书名中,有时也称我国叫Cathay或Kathay,它的意思是指‘古代北中国’,自然也是契丹的转译”。(27)笔者也曾探讨辽人自称“中国”问题。(28)

   与辽宋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其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也是自称“中国”之汗的意思。(29)喀喇汗王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又译马哈茂德•喀什噶里、马合木•喀什噶里等)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在对“桃花石”进行释义时,曾用“上秦”指称宋朝,“中秦”指称契丹,“下秦”指称喀喇汗王朝控制的喀什噶尔等地。(30)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31)又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3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称宋朝、契丹和喀喇汗王朝为“秦”,就是称这几个政权为“中国”的意思。

党项族李元昊建立西夏,以“夏”为国号,也是袭用历史上“夏”的国号,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之意。王炯、彭向前认为,西夏文献中记载的西夏国号“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即是西夏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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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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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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