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 次 更新时间:2016-09-24 16: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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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摘 要:拉铁摩尔创建的“双边疆”理论,主要强调生产方式和民族的不同,忽视边疆概念中“国家”政权的硬件条件,难以解决中国古代复杂的边疆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两种边疆的“双边疆”,“中国的边疆”又存在中国内部的边疆(内边疆)和外部边疆(外边疆)区分的另一种形式的“双边疆”。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各个政权的“内边疆”不是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分立时期的各个政权的“外边疆”只代表中国边疆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边疆的全部,只有各个政权“外边疆”合起来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的边疆在中国古代没有完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与中国的边疆是不一致的,只有实现大统一的元朝和清朝的边疆才与中国的边疆重合在一起,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疆。

   关键词:中国;古代;双边疆

  

   研究中国民族史,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历史上哪些民族的历史属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范畴,哪些民族的历史属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对中国历史疆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关中国历史疆域的研究,学界发表了众多成果,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人提出的“双边疆”理论又被炒的火热,对此,笔者也想就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拉铁摩尔、巴菲尔德“双边疆”理论及其困境

   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较早地提出了“双边疆”的理论,他以清代长城内外与蒙古地区为例,认为有一个“帝国从中心向外发展的限度”的边疆,中国长城就是“一个被认为是防御性的、用以隔绝少数民族的帝国界线,实际上有两种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而“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①],于是,又形成了另外一重边疆。在这些边疆部落中,属于农牧混合区的“过渡地区”(或称“过渡地带”、“边缘地带”、“边缘团体”、“边缘社会”)是内边疆地区,这些边疆部落的外缘即典型的游牧地区是外边疆地区。也就是说,拉铁摩尔将长城及其邻近地区视为内边疆,而将蒙古草原游牧地区视为外边疆。

   应该说,拉铁摩尔所提出的这种“双边疆”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这一理论,将长城以外的蒙古草原游牧地区、东北地区、西北的绿洲与沙漠、西藏高原纳入外边疆讨论范围,与西方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长城以外非中国”的理论有所不同,承认了清朝对长城以外的“外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事实。其次,拉铁摩尔将边疆地区分为“内边疆”和“外边疆”二个层级,分别探讨这两个边疆地区的相同和不同,尤其是对二个层级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拉铁摩尔所提出的“双边疆”理论,虽然应用于清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应用于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研究,则暴露出一定的理论缺陷。首先,这种“双边疆”理论,不具有应用于整个中国古代边疆研究的“普适性”,难以解决中国古代极其复杂的边疆问题。众所周知,关于“边疆”概念,是相对于国家统治中心区域或内地而言的概念,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统治的领土边缘地区[②],也就是说,“边疆”概念是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的,只有有了国家政权,才会有边疆,如果没有国家政权,就没有边疆。马大正曾指出,“边疆”有一个“硬件条件,就是这个地区它具有跟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③],也强调边疆是一个国家政权与邻国交界的地方。中国古代的某些时期,由于邻国还没有来到与中国接壤地区,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与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边疆”的认识,应该说,中国政权远离中心区域(或称内地)的边缘地区仍然可以视为边疆地区,边缘地区活动人群所到达的地方,就应该是那时的边界线[④]。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古代有没有明确的与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只要有政权,就会存在这一政权管辖的边疆地区,只有没有政权建立才会没有边疆,也就是说,谈边疆问题,必须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离开国家政权是不存在边疆问题的。

   然而,拉铁摩尔创建的“双边疆”理论,所强调的却是生产方式和民族的不同,忽略了“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⑤]。严格地说,离开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去谈“边疆”问题,其理论是不成例的。如果我们将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应用于中国清朝这一统一的国家政权统治时期,还能说得过去,但他试图将这一理论推衍至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则是忽略了中国古代同时存在多个国家政权的事实,即忽略了“边疆”学说中“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推衍至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就会大打折扣。比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有的政权北部边缘地区到达长城一带,有的政权根本没有到达长城一带,那么,这些政权长城内外的“内边疆”和草原游牧地区的“外边疆”的“双边疆”又该如何表述呢?是不是这些政权不存在边疆呢?显然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再如,辽宋夏金时期,辽朝占据了今北京、山西大同以北地区,长城在辽政权统治范围之内,如果按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将辽政权长城一带视为内边疆,长城以北游牧地区视为外边疆的话,那么,整个辽政权是不是就都成了边疆了,已经没有中心区域了。那么,只有与中心区域或内地相对应才出现的“边疆”概念又该如何界定呢?显然,离开具体的国家政权去谈长城内外的“内边疆”和游牧地区的“外边疆”的“双边疆”,是不合适的。

   其次,拉铁摩尔“双边疆”理论,虽然与西方一些学者的“长城以外非中国论”有所不同,但仍然没有脱离其影响的藩篱,仍然是囿于蒙古等游牧民族不属于“中国”的成见而提出来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清朝统一了蒙古游牧地区,拉铁摩尔所说的长城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可拉铁摩尔还是一再地强调长城的内边疆属性,实际上,他也将长城视为“中国”的边疆了。比如,他在书中使用了“中国的世界”与“亚洲内陆的世界”两个概念,主张“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问题,一定要从亚洲内陆及中国这两方面来看”,“亚洲内陆部分,可以分为绿洲部分和草原部分”,“中国是巩固、辽阔、统一的,它发展到北方并建立了长城边疆,给整个亚洲内陆历史以特殊并有力的影响”,又说“长城以外的王朝的起源与中国王朝非常相似”[⑥],等等。说来说去,仍然将长城以外的亚洲内陆地区说成是非中国地区了。拉铁摩尔的这种思想意识,到了巴菲尔德时期,则表达的更加清楚了。巴菲尔德继承了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但进行了一些改造。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以“近似于一个绝对边界”的长城为界线,将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分开,边疆游牧帝国在处理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属于“外部边界战略”问题,而边疆游牧帝国(草原联盟)在利用中原奉贡的基础上处理边疆游牧帝国内部分立政权或各派事力关系的问题,属于“内部边界战略”问题[⑦]。明确地将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说成是两个国家,并以游牧帝国为中心,依据亚洲内陆向外发展的理路,提出了“内部边界战略”和“外部边界战略”的“双边疆”战略的思想,这与拉铁摩尔以中国为中心,依据中国向外发展的理路所提出来的“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理论是不同的。可以说,拉铁摩尔还存有“中国中心论”的影响,而到了巴菲尔德时期则完全转向了“亚洲内陆中心论”(即以内亚为中心的“内亚”视角),完成了从“中国中心论”向“内亚中心论”的转变。他们依据这种从“内亚视角”看中国的理路所提出来的“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理论,表面上看是在谈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实际上已经将“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关系纳入中外关系讨论范畴了。显然,无论是拉铁摩尔将长城内外视为“内边疆”,还是巴菲尔德将长城内外视为“外边疆”的“双边疆”理论,都不适合中国古代政权发展的历史实际,存在认识中国边疆问题的理论困境。

   近年来,杨军先生又提出了中国古代存在郡县区的内边疆和郡县区以外的非汉族居住区的外边疆的“双重边疆”理论[⑧]。这种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重视国家行政管辖的“双重边疆”理论,比起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过分强调生产方式、民族而忽略国家政权管辖的“双边疆”理论,显然要进步得多。但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极其复杂,笔者又在杨军先生“双重边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以及“中国的边疆”的一种新的“双边疆”理论及其研究思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二、中国古代各个政权都有自己的边疆

   中国古代,政权众多,难以历数。笔者在《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一文中将中国古代的政权分为占据中原的统一的或大体统一的“国”、分裂时期的“国”和边疆民族政权三类,认为这三类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⑨],设有管理民众的一套官僚机构和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具备一般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国”或“国家”[⑩],当然,这些“国”和“国家”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但称之为古代国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1]。

   这些政权既然可以称之为古代国家,那么,这些政权就应该都有自己的边疆。如上所述,属于第一类的“国”或“国家”,虽然有的政权一时外缘边界不甚清晰,但史书中还是留下了有关这些政权所控制疆域的记载。如:《尚书•禹贡》称夏禹时期的疆域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2],战国时期的吴起曾称夏桀时期的居住范围是“左河济(黄河与济水),右泰华(华山),伊阙(今河南洛阳)在其南,羊肠(今山西太原)在其北。”[13]《战国策》记载了商朝的疆域:“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14]汉代贾捐之称商朝和周朝的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5]。周朝的詹桓伯曾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16]秦朝的疆域“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西带,皆临大海”[17]。汉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18],“南兼百越,东定三韩”[19]。隋朝的疆域“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20]。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21]。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2]。明朝的疆域“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23]。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24]史书对各朝代疆域的记载虽然各有不同,也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已充分说明古人已经认为这类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既然这些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就都有各自政权远离中心区域的边缘区域的边疆。

属于第二类的“国”,即分裂或民族政权并立时期的“国”,虽然疆域变动频繁,但多经过政权之间的“分疆画界”[25]、“画野分疆”[26],疆域常常是比较清楚的。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洹水下游入河之水),北有勃海”[27];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28];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29];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30];韩国北“有巩、洛、成皋之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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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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