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博:“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0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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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博  

  

   摘要: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篡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 萨尔普遍史” 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对西方认识中国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西方人崇敬中国,19世纪则开始贬低中国。 这一论断在学界颇为流行 。如美国史家史景迁 ( Jonathan D.Spence) 在其著作中讨论了 18 — 19 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认识的变化,另一位启蒙史学研究者约纳坦 · 伊斯拉尔 ( Jonathan I.Is-rael) 也曾提到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赞赏。这一论断同时反映在史学史中,受反思西方中心论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前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其中18世纪由英国学者乔治 · 萨 尔 ( George Sale) 主编的《普遍史》( 以下简称“萨尔普遍史”) 重新回到学者们的视野之中 。一些学者认为该书相较于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史著作更具有平等性 。如格奥尔格 · 伊格尔斯 ( Georg Ig- gers) 曾评价该书具有平等观和全球意识,只将欧洲视为许多文明中的一种。诚然,从体例上看, “萨尔普遍史”相较于其他世界史更为平等,在书中经常可感受到他们在范围、材料上选择的平等性,该书也有一些篇幅讨论中国历史 。但是,若仔细考察该书的出版过程和文本内容,则会发现该书讨论中国并非仅是对中国感兴趣,而是应对当时欧洲思想界本土问题的一种策略,带有强烈的现实动机和西方视角。

   在讨论该问题之前,笔者将简要介绍“萨尔普遍史”及其影响。“萨尔普遍史”全称为《普遍 史 : 从创世至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Earliest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Compiled from Origi-nal Authors and Illustrated with Maps,Cuts,Notes, Chronological and Other Tables) ,是一部由英国学者、东方学家乔治 · 萨尔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世界史,由于其面面俱到,囊括已知世界的历史知识,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该书甫一出版便被翻译为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行销欧洲大陆许多地区,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杰斐逊、吉本、伏尔泰等众多名流都曾阅读过该书,该书是其一代人了解世界,尤其是异域的重要知识资源 。通过考察“萨尔普遍史”中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可以了解当时人如何从欧洲自身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纳入传统知识框架之中。

   有关欧洲的中国历史观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都有相关研究,现有论著多集中于两大领域。 其一为汉学史研究,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起源是汉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因此在研究中许多学者着力于早期耶稣会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另一领域则是放诸欧洲思想史脉络分析,探讨近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其中以法国学者维吉尔 · 毕诺 ( Virgile Pi- not) 和安田朴 ( René Etiemble) 的研究为代 表。在后一领域中,探讨如何将中国知识纳入世界史框架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中范克雷(Edwin J.Van Kley) 在《欧洲“发现”中国与世界史的书写》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中国上古史如何刺激欧洲人重新认识世界历史,并讨论了“萨尔普遍史”如何协调中国上古史与传统圣经叙事。范克雷的文章成为探讨中国上古史与世界史书写的重要作品,后世学者的研究多绕不过该文 。范克雷的研究文本主要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欧洲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相关论著,但由于篇幅所限并未能具体展开 。德国学者安德烈亚斯 · 皮谷拉 ( Andreas Pigulla) 将视角放在欧洲启蒙史学,他借助 约恩 · 吕森 ( J?rn Rüsen ) 的“学科范型”( disziplin?re Matrix) 分析“萨尔普遍史”、加特勒和施洛策尔世界史书写中的中国形象。其后,皮谷拉在《18—20 世纪德意志世界史书写中的中国》一书中,将研究时段延伸至 20 世纪,探讨在启蒙史学到历史主义史学这一转型过程中,历史学家如何在世界历史书写中建构中国形象。

   “中学西传”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早在20 世纪30—40年代便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耶稣会士与中国 。1949年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曾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此类研究重新兴起,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增进。这些研究或关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抑或将其放在汉学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但鲜有人针对欧洲的中国历史观进行讨论 。随着“中学西传”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欧洲的中国历史观尤其是“中国上古史论争”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如吴莉苇分析了中国编年史在欧洲思想近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还原了耶稣会士著作所依据的中文文 献 ; 吴义雄和陈喆则探讨了19世纪前后期西方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

   以上研究或将欧洲的中国历史研究放在汉学发展史的框架下来认识这一现象,或将其置于近代欧洲思想史脉络去分析中国历史资源对欧洲思想转型的影响 。这些论著时间跨度较大,所涉及材料也较为多样,使人们对当时的思想状态有一个较为宏观全面的认识,但少有论著对“萨尔普 遍史”进行深入和专门的研究。唯一例外的是,皮谷拉在文中详尽研究了“萨尔普遍史”和加特勒与施洛策尔的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但他基本是从整体上把握这几部作品中的中国历史观 。本文的取径有所不同,本文关注“萨尔普遍史”的出版过程,旨在结合该书中有关中国的具体论述的变化和当时的出版背景,分析“萨尔普遍史”的中国部分,并进一步讨论编者如何借助中国历史资源回应欧洲本土思想困境。

   近代欧洲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萨尔普遍史”

   神秘的中国,一直是西方憧憬的对象 。早在古典时期,便有诸多关于中国的描绘,如希罗多德转述的有关希伯波里安人(Hyperborean) 的传说,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笔下的赛里斯 ( Seres) 。但是当时并未有人真正到过中国,这些描绘多是西方人的一种想象 。中世纪时期,尤其是13—14世纪,东西方之间有了实质性的交往,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见闻的游记,如鲁布鲁克的威廉 ( William of Rubruk) 的《鲁布鲁克东游记》,曾经出使蒙古的柏朗嘉宾 ( Giovanni dal Pian del Carpine) 的《蒙古行记》,以及在欧洲享有盛誉的《马可波罗游记》均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虽然较之古典时期对中国的描绘更为具体和真实,但是很多作品仍然真伪难辨,学界至今仍在争议,而且这些作品多是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描绘,而不是系统论述中国历史 。欧洲人真正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并将大量中国知识带到欧洲则是 16 世纪以后的事情。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 ( Michele Ruggire)和利玛窦 ( Matteo Ricci) 进入广东肇庆,这一事件被视为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开端,自此以后许多耶稣会士心怀“中华归主”的愿望来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其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地区 。耶稣会士的到来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有关宇宙、自然和人的知识,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葛兆光曾形象地将其称为“天崩地裂”; 另一方面,他们也将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带到欧洲,这些知识在欧洲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其中对中国历史的讨论是这一争论的核心 。早在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 ( Juan Gonzalez de Mendo?a) 出版《中国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del gran Reyno dela China) ,主要依据曾经到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传教士游记编辑而成,描绘了从尧到万历时期的历史。随后一些耶稣会士也出版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著 作,如曾德昭 ( Alvare de Semedo) 的《大 中 国 志》 ( Imperio de la China) 、卫匡国 ( Martino Martini) 的 《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柏应理 ( Philippe Couplet) 的《中国帝制历史年表》 ( Tabula chronologiea Monarchiae Sinicae) 以及在当时享有盛名的《中华帝国志》均是此类代表 。传教士还将许多中国著作翻译出版,如耶稣会士宋君荣 ( Antoine Gaubil ) 曾翻译《尚 书》 ( Chou -King) 并在巴黎出版,当时在中国非常流行的《通鉴纲目》(Tung-chien kang mu) 也被翻译成法语流行欧洲。除此之外,欧洲还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游记,游记多为商人、使节所写 。由于他们所接触的对象大部分是处于边缘的中国人,因此视角与耶稣会士有所不同,所描绘的是一个处于中央权力边缘的中国。这些有关中国的知识传入欧洲后,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愈加丰富具体,同时也冲击了欧洲传统的世界观 。后者在当时世界史书写中表现最为明显 : 如何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书写框架,成为当时书写世界史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传统普遍史以“六大时代”和“四大帝国”为书写框架,在这类普遍史书写中中国没有位置。随着大量中国历史知识传到欧洲,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将之纳入世界历史框架中,有人试图将中国历史记载与圣经相比附,有人试图依据圣经记载批驳中国的上古史,在当时许多普遍史书写都会提及中国,如霍尼乌斯的《诺亚方舟》、塞缪尔 · 舒克福德(Samuel Shuckford) 的《世界的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 The 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of theWorld) 都对中国历史有所描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萨尔普遍史”。据波拉克研究,“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史部分共引用了 38 位学者的著作,皮谷拉认为该书使用了当时欧洲所见的有关中国的所有记载。通过分析“萨尔普遍史”中的中国描绘,不仅可以看出近代欧洲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还可以折射出在中国历史知识的冲击下欧洲世界观的转变。

   虽然“萨尔普遍史”对非西方世界的描绘,可谓是当时世界史著作中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但它的中国史部分只占其总量百分之一不到。“萨尔普遍史”的第一版正文部分并未涉及中国,在 1750 年增加的第七卷的增补版中才详尽论述了中国上古的历史 。在“萨尔普遍史”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主要分布在古代史部分的第七卷增补版和近代史部分的第八卷,在书中编者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两部分,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是夏朝的建立 。编纂者认为 :

   禹继承了舜的王位,并立即着手登基。自此以后中国的王位由禹的家族所世袭; 并建立第一个中国的王朝,人们称其为夏 (Hya) 。夏作为这个依然持续的王朝体制的开端,被欧洲的历史学家视为一个新的时代,也即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古代史部分主要讨论了自伏羲到大禹的历史,涉及中国上古的古迹、政制、法律、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和编年 。其中主要依据卫匡国、杜赫德等早期耶稣会士的著作,列举了自伏羲以来中国上古诸圣王的功绩,并根据约翰 · 韦伯、舒克福德等人有关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记载的研究来讨论中国上古圣王与圣经记载的关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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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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