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21-09-20 15: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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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始走向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天下”和“中国”观念最终完成了分离。

  

   关 键 词:中国古代/“天下”/九州/“中国”/王朝国家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项目编号:15ZDB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有关中国古代“天下”“中国”的观念问题,是如何认识古代“世界”与“中国”、天下体系与中国体系、天下秩序与中国秩序,以及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大问题,因此,早已成为学界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先后出版了众多引起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成果。①但这些成果虽然认为古代的“天下”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多数成果仍然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指世界,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认为“中国”的概念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等等。其实,中国古代的“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古代“中国”的内涵虽然很多,但如果从多层次视角来认识的话,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和京师等。古人用“天下”指称世界(大九州)的内涵少有人在实际中应用,又没有用“天下”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相当于狭义“中国”的内涵,因此,古人所说的“天下”,就成了一个用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成为古人实际应用中等同于“中国”的概念。日本人安部健夫曾对中国人的“天下”观念进行论述,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天下”所指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谓的世界,而是“中国”的观点,②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天下”与九州、四海“中国”观

  

   中国古代确实提出了“天下”等于世界的观念,但采信者较少,更多的人则是用“天下”指称“中国”。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中国”,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之“中国”,这方面的史料有很多。

  

   战国时期的邹衍,是较早将“天下”、“九州”和“中同”连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学者之一。③邹衍将“天下”分为九个大州,而儒者所说的“中国”也称“赤县神州”,只是“天下”九个大州之中的一个,在“天下九州”之中像“中国”这样的州还有八个,后人称之为“大九州”。“中国”虽也分为九州,但每一州不过是“天下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被后人称为“小九州”。邹衍又认为被称为“中国”的“小九州”,四面有海围绕着;被称为“天下”的“大九州”,四面有更大的海围绕着。在邹衍所构建的“天下九州”(大九州)和“中国九州”(小九州)体系之中,“大九州”是“天下”,指世界;而“小九州”则是指“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

  

   邹衍对“天下”的构想,是他当时对世界的一种认知,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并为汉代的一些大夫所引用,④但由于时代和科技等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对邹衍的“天下”构想,尤其是他的“天下九州”(大九州)学说,并不赞同,如汉代的桓宽、王充等即认为邹衍“所言迂怪虚妄”。⑤后人虽然多数没有采纳邹衍“大九州”的“天下”学说,⑥但对其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学说则少有人怀疑,并认为邹衍所说的“中国九州”(小九州)即是“禹之序九州”,也就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九州”。⑦这也是古人通常所说的“九州”,并将这一“九州”(小九州)视为“天下”。⑧如《礼记·月令》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⑨即将“天下”与“九州”并举,视“九州”为“天下”。汉代王充《论衡》称,邹衍之书,言“《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⑩明确将邹衍用“大九州”指称的“天下”改变为用《禹贡》“小九州”指称的“天下”。唐徐彦为《春秋公羊传》“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作疏称“据九州之内言之,亦得谓之天下矣”,(11)即认为《公羊传》所说的“天下诸侯”是指九州之内诸侯,明确称“天下”为“九州之内”。宋陈埴称《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12)认为《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是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天下”和“九州”就成了同义词。元脱脱等人编写的《辽史》称《禹贡》“九州”为“帝尧画天下为九州”。(13)明章潢称“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别五服”,(14)也称《禹贡》“九州”为“天下”。可见,中国古代很少有人将邹衍所说的“大九州”视为“天下”,而都是将邹衍所说的《禹贡》九州(“小九州”)称为“天下”。

  

   如上所述,邹衍称“禹之序九州”是属于“赤县神州”的“中国”,这里所说的“天下”也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天下”“九州”“中国”就有了相同的意思。古人正是取“天下”“九州”等于“中国”这一内涵,经常称“天下”为中国九州。如唐人《初学记》曾引用《河图》曰:“凡天下有九区,别有九州。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15)将“禹之九州”(即“天下九州”)明确说成是“中国九州”,用“天下”指称“九州”并指称“中国”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唐孔颖达为《毛诗·大雅》“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作疏称“中国是九州”,(16)又为《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作疏称“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17)均称“中国”为“九州”。《尚书·禹贡》称“九州攸同……成赋中邦”,唐孔颖达疏称“‘九州’即是‘中邦’,故传以‘九州’言之”。(18)“中邦”即是“中国”,后人则有直称“成赋中邦”为“成赋中国”者。(19)这也是以“九州”为“中国”的意思。“九州”为“天下”,“九州”为“中国”,“天下”也就具有了等同于“中国”的意思。

  

   等同于“天下”的“中国九州”,也就是《禹贡》九州,其包括哪些地区和人民,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虽然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天下”“九州”“中国”这一体系之中,“九州”“中国”仅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和中原政权,“天下”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但从上述“天下”等于“九州”、等于“中国”的体系来看,中国古代的“天下”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者中原及其政权和四裔及其政权所构成,用“天下”指称“九州”的“中国”,不仅仅是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的概念,而是一个以华夏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概念。

  

   如等同于古代“天下”和“中国”的《尚书·禹贡》“九州”(20)概念,就不仅仅是指华夏汉族及其政权或中原及其政权。《禹贡》在其构建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九州”体系中,冀州是中心,为“帝都”(21)之所在。有关冀州的地域范围,《禹贡》并没有明确表述,但冀州条下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等记载。孔安国传称“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引“马云:‘岛夷,北夷国’”;孔颖达疏称“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又引“王肃云:‘岛夷,东北夷国名也’”,又称“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均谓禹治水已达“岛夷皮服”之地,遂将“岛夷皮服”之地划归冀州。按此构想,则知冀州地域范围十分广大,已达“岛夷皮服”的东北夷之地,并非全部在中原范围之内,亦非全部在华夏族地域范围之内,应该包括“岛夷皮服”的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尚书·禹贡》“九州”的青州条下还有“嵎夷既略”“莱夷作牧”等记载。孔颖达疏称“嵎夷、莱夷、和夷为地名,淮夷为水名,岛夷为狄名”,孔安国传称“莱夷,地名,可以放牧”,即这些被称为“夷”的地方可以放牧,与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还是有所不同,说明青州也应该包括嵎夷、莱夷等少数民族地区。徐州条下有“淮夷蠙珠暨鱼”等记载,有人认为“淮夷是二水之名”,郑玄则认为此句的意思是“淮水之上夷民献此珠与鱼也”,认为淮水之上有夷民。按此理解,徐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还应该包括淮水之上的夷民。扬州条下有“岛夷卉服”等记载,孔安国传称“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引正义曰“上传海曲谓之岛,知此岛夷是南海岛上之夷也”,说明扬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居住之地,应该包括南海岛上之夷。雍州条下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的记载,孔安国传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孔颖达疏称“三危为西裔之山”。雍州条下还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等记载,孔安国传称“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孔颖达疏还称“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总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美禹之功,远及戎狄”,(22)说明雍州境内也不完全是华夏人居住之地,应该包括西裔的戎狄。墨子曾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23)将禹平水土称之为“通四夷九州”,将“四夷”与“九州”并列,显然是认为大禹治水时已达四夷之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24)的“九州”,也应该包括禹治水时所达到的四夷之地。可见,《禹贡》“九州”之“中国”,并非仅仅限于中原,亦非仅仅限于华夏,也应该包括周边四夷之地。沈长云认为《禹贡》“九州”是战国时期形成的观念,“扬州,是越国的领土”,“荆州,是楚国的地域”,“楚国西面的巴蜀地区称作梁州”,“雍州,属秦国”,(25)即认为“九州”包括被人们视为戎蛮的越、楚、秦等地。

  

学界一般认为,《尚书·禹贡》所记“九州”与《周礼·职方》《吕氏春秋》等书所记“九州”为同一体系。《周礼·职方》所记载的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的“天下”“九州”,也不仅仅指中原或华夏居住区。如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浸五湖”,贾公彦疏引“越传曰,禹到越,望苗山,会诸侯,爵有德,封有功者,更名苗山曰会稽山,因疾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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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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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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