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王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18-02-09 23: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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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王观  

   [提要] 本文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虽然袭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并未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全部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我国历史和民族问题实际对其思想和理论进行了适当地调整和改造,不赞成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民族理论,开启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民族理论构建最大的不足是没有区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不同,混淆了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民族 狭义民族、广义民族 中华民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作者简介: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观,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大学助教。吉林 长春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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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被誉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之一。学界对这一时期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主要关注点在于汉民族形成问题,很少有人从民族理论构建视角进行探讨。其实,这一时期民族问题大讨论,表面上看是要解决汉民族形成问题,实际上调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的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


   1903年,梁启超把欧洲政治理论家伯伦知理提出的民族具有八种特征的民族概念介绍给国人以后,引起了国人对民族问题的关注。1913年,斯大林提出了“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p.294)的民族定义,同时提出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以及“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1](p.295-301)等观点。即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只有部族,没有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接受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对斯大林所强调的民族四个特征全部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以及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等相关论述存有疑问,开始了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历程。

   1950年,《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期刊登了张志仁和刘桂五有关民族“问题与解答”的文章,刘桂五在回答张志仁所提出的汉民族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是否可以称为民族的问题时说,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的“各民族虽然没有完全具备民族的特征,但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不过它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而是正在朝向这个方向发展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萌芽,汉族才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2]。实际上,刘桂五在这里已经表达了与斯大林不甚一致的民族形成的思想。华岗在1951年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绪论》的中国古代历史部分使用了“民族”一词,也表达了与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不相一致的民族形成的思想。又在《答陈郊先生》一文中强调斯大林“只说资产阶级民族是‘兴盛的资本主义时代底产物’,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由于国防的利益,即抵御外族侵略的必要,便已出现过中央集权,有了国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语言、文化的共同性,因而也就出现了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虽然有人对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论述表示怀疑,但并没有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在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中寻求适合自己观点的答案,再加上大多数人维护斯大林的相关论述,致使“理论界一致认为,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都是这样讲的”[4]。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学者试图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1953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发表了《论中国的民族形成》一文①,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不可能有民族,中国民族“是在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即认为中国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过程同步,是作为受压迫的民族而形成的。1954年,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②一文,不赞成格·叶菲莫夫有关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认识,正式拉开了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序幕。

   范文澜虽然不同意斯大林和叶菲莫夫等人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但他并不反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衡量中国汉民族的形成,并认为在中国秦汉时期,民族四个特征初步具备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

   范文澜的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形成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高潮。195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行学术讨论会,就范文澜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进行讨论。多数人不同意范文澜的观点。有人认为范文澜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找,很难吻合。有人认为秦汉时代方言仍占优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不过是只有统一的书面语而已。有人认为秦汉时代统一的民族市场并没有形成,不具备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特征等等”[5]。

   虽然大多数人不赞成范文澜的观点,但在具体论述汉民族形成问题时,仍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杨则俊即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他认为“十六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民族市场的出现是汉族由部族转变为民族过程的起点”[6],即认为汉民族是从十六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开始逐步形成的。张正明也认为汉民族是在明代后期形成的[7]。杨则俊、张正明虽然维护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在具体表述上与斯大林的认识也有所不同。章冠英则发表文章,公开支持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的领主经济具有不同特点,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反映,“在中国,可以把地主经济、中央集权和民族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形成。他认为秦汉以后形成的民族是“独特民族”,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民族是“资产阶级民族”,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形成的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8]。

   由范文澜开创的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学术讨论,虽然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大多数人仍然维护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构建并没有完成。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


   范文澜提出的中国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虽然获得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但还是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到了50年代末期,就在一些人想为这一时期颇具声势的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以及范文澜的错误划上句号之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主持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时,需要解决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按照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几乎都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称之为“民族”,“只能称之为‘部族’”。当时,“在我国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对于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本民族为“部族”,特别反感,“有人认为,不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而名之为‘部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岐视,绝对不能接受”[9]。致使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讨论,隐现出了演化为政治问题的趋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牙含章以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进行了多年探讨,认为50年代出现的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主要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外文著作中“民族”一词翻译的不科学和不严密造成的,遂于1962年春召开了“民族”一词译名统一问题的座谈会。牙含章在会议上指出,汉语表示“民族”这一特定含义的词只有一个,而在英语、德语和俄语中则有较多同类语。如俄语中的“”,都可以作为“民族”一词使用,“在列宁和斯大林前期的俄文原著中,讲到民族时,对这几个词常常通用,但略带一点倾向性,即讲到现代民族时,多用‘’,讲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时,多用‘

   ’”[10]。而我们在50年代以前,多将“

   ”一词译成“部族”,而将“”一词译成“民族”。牙含章建议取消“部族”的译名,将“

   、”二词都译成“民族”,或将“

   ”一词译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

   ”一词译成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或现代民族。这样就可以解决少数民族不愿意称本民族为“部族”的问题了。

会后,牙含章(笔名章鲁)连续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③两篇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形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形成于古代,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就说过‘部落发展成了民族(nation)和国家’”,明确提出了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观点”。“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9]。同时,他又认为,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观点和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并不矛盾,认为恩格斯讲的是一般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问题,而斯大林讲的是“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问题,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涉及到汉民族形成问题,牙含章则认为“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④,所论与其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部落时代的观点并不一致,也就是说,牙含章认为民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不一定同时形成。牙含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引发了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第二次高潮,中国民族理论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次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高潮与50年代主要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不同,主要是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形成问题兼及汉民族形成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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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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