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22-09-09 0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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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一

   我们可以说,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

   一、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渊源于希腊,亦可称为希腊精神。

   二、团体组织精神,或叫做国家精神,渊源于罗马,亦可称为罗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称为希伯来精神。

   此三种精神配合成为今天的西方。英国、美国以宗教精神调和国家组织与个人自由的冲突;苏维埃只有一种国家精神,抹杀了个人自由,并将国家精神升化到带有宗教的色彩。

   至于科学则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能。虽说科学也另有一套寻求真理的精神,但其运用到实际人生方面来,则仍必依随于上述三种精神之某一种或某两种,才能决定其真实的态度与价值,故不得与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齐列之地位。

   有人问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中国历史上、社会上、多方面各色各类的人物,都由这种道德精神而形成。换言之,中国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中国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正因为中国人物都由此种道德精神所陶铸。即如我们上面所讲,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各项事变乃及各种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项事变与创造此各种制度的各类人物,其所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必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因此,我称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国的历史精神”。即是没有了此种道德精神,也将不会有此种的历史。

   我们所谓的中国道德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不尽同,也与他们的团体精神与个人自由精神不尽合。我们常觉得自己既没有宗教,而在团体组织与个人自由两方面,其表现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实际这种看法,只是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既是以这一种道德精神来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今天此一种精神堕落,自将显得一切无办法,都发生了困难。如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从新唤醒”,我想当前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讲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此刻暂不为此“道德”二字下定义,也暂不为此道德二字定内容,我姑先举出两项重要的道德观念或道德理论来作具体的例子。第一个理论在孔子前,第二个理论在孔子后:

   春秋时,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会见晋国上卿范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务外,谈到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范宣子问叔孙穆子说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孙暂不直答,却反问说:“你如何看法呢?”范答:“我们范家,自尧、舜以来,经夏、商、周三代,直迄现在,相传两千余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们只看范宣子这一说法,便可推想,中国人在那时,已不信人死后有灵魂之说,而完全是一种站在现世间的看法。叔孙却告诉他说:“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谓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二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信耶稣的人说:“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心里。”叔孙穆子的话,我们也可替他透进一层说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如果别人心里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别人心里没有你,你也就等于没有活。正如儿子心里没有父亲,那末这个父亲等于没有做父亲。

   孔子之后,孟子发明了“人性善”的理论。他说,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我想我们可以用孟子的理论,来解释叔孙穆子的“三不朽”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何要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这已显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了。但纵使别人心里常有了你的德、功、言,这于你究有何关系呢?我们若用孟子的话来回答此问题,正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愿如此做,只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乐与满足。而且向善既是人类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里的共鸣。你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会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我们试问:除却我们的行为,还在哪里去找我们的生命呢?行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为消失了,便是生命没有了。我们只有“向善”的行为,才能把握到人类“天性”之共同趋向,而可以长久地存在。我们也只有这一种生命,决不会白浪费、白牺牲,将会在别人的生命里永远共鸣、永远复活。身体不是我们的生命,身体只是拿来表现我们生命的一项工具。“身体”仅是一件东西,“生命”则是一些行为,行为一定要有目的,有对象。我们凭藉了身体这项工具,来表现行为,完成我们的生命。

   譬如我现在在此讲演,这是我的行为,也即是我的生命。行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达点。此到达点,即是所谓“目的”与“对象”。若果讲演没有人听,便等于没有讲,等于没有这行为,亦即等于没有了这一段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藉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如讲话则必求达到听的人心里。身体则只是一工具,只限制在物的世界里。衣与食则仅是维持工具的一种手段,只是一种生活手段,却不能说衣食即是生命。衣与食的对象,限制在自己的身体上。身体坏了,一百年八十年的谋求衣食,吃辛吃苦,全浪费,全牺牲了。所以为自己身体谋求衣食,这决无所谓道德精神。除非是以衣食为手段,而別有生命的期图,这才说得上有道德的意味。

   但如孟子说,人性既是共同向善的,社会上为什么还有很多罪恶呢?据孟子意见,罪恶的来源,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环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由这两条路,陷人于罪恶。这只是外面的事势逼迫人、引诱人,不是人天性爱好如此做。孟子之后有荀子,主张“人性恶”的理论,他说人的天性生来都是倾向于恶的,人类之所以能有善,由于师法教导和法制刑律的管束。倘使今天没有学校和教育,没有政府和法律,试问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代表孟子来回答荀子这一个质问。人类在最先,本无学校和教育的,怎样会产生学校和教育的呢?人类最先,也本无政府和法律的,又怎样能产生有政府和法律的呢?人类从“无”教育变成“有”教育,从“无”政府“无”法律产生“有”政府、“有”法律。这即证明人性之“向善”。荀子说:教育和法律,都由圣人而产生的。但圣人也是人,人类中有圣人出现,便可证人性之向善。

   根据上述,我将再一提掇,中国人传统的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

   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

   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换言之,人类只有凭藉此肉体所表现的生命,而没有在肉体生命之外的另一种的灵魂生命。人类只有在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西方人认为肉体和灵魂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于两个世界里;而且又认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罪恶。这两点,恰和中国人观念正相反。

   我此下再将根据上述两点,来解释中国的道德精神。

   二

   今天共产主义最重要理论之一,便是要推翻“唯心论”,来建立他们的“唯物论”。“唯心论”是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派别,它的产生,在求弥补宗教上信仰之摇动与缺陷。自从哥伯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生物学,连接着近代种种新科学的发现,把宗教传说里上帝创世的旧信心动摇了。但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了上帝,全部人生将没有一归宿,于是乃有近代“唯心”哲学之产生。他们大多认为世间一切现象之形成与主宰者是人的“心”。进一步,则认为此宇宙之最先创始,亦是先有了心,然后再有物。马克思则不认此说,以为这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玄想。换言之,则是一种不合科学的空论。世界最先只是物质的,并无一个先于物而存在的心,所以说“存在先于意识”。马克思实是站在一种唯物哲学的立场而来提出他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马克思不信有上帝创世,也不说有另一种先于物或外于物的心或精神之存在。所以他自己说,他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至于十九世纪西方其他的科学家,亦大都抱有唯物的观念,他们大体也都抱一种反宗教的无神的主张。直到近三十年来,西方物理学家又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研究物质,分析物质,到最后发现了原子能,他们对物质经过了长时期的严密考查之后,终于感到是没有物质那样东西之存在。于是又回头来想重新创造一种新神学,认为这个世界在其最后的本质上,或是最先创始的过程上,还是有一个非物质的神之存在。最近西方有很多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依然不断努力在研究此一问题之可能的进展。所以在他们的思想界,旧的唯心论,所谓上帝创造人类之旧迷信,已为科学所动摇。而新的唯心论,今天的科学界,还正在想创造。这是西方思想上一个大问题。

   可是我们站在中国立场来讲,则问题并不在此。纵使新的宇宙原始的心发现了,这还是宇宙之心,并非我们所要讲的“人之心”,二者之间还是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道德精神,则并不要讨论世界究从何处来?世界一切物质的最后本质是什么?这些全属宇宙问题,而非人生问题。道德精神则在人生问题中出现。它单要研究如何拿我们人类自己的心,来拯救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一切灾难,而努力领导此整个人世界得以不断的上进。

   因此中国的“人性论”,根本和西方哲学上的“唯心”“唯物”之争辩无关。中国人只信仰或主张,人之生性都可以向善的路上跑。证据何在呢?能近取譬,只在人之心。人心最大要求是“爱”和“敬”,实际上二即是一,爱的中间包有敬,敬的中间包有爱。人生的最高满足,并不是锦衣玉食底一切物质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爱与敬。此又包括着两面,一是人爱我,人敬我。又一是我爱人,我敬人。应知此二者是同样能使我们感到最高快乐和满足的。这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仅是人的生活上一种实际经验,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辩论。

   任何一人从小到老,只有这“爱”与“敬”的心地,无论是你对人,或是人对你,只此最易使你感到满足。为何呢?正为爱与敬是一种人心的表现,这一种表现,不论是人对己或己对人,境界总是一样,总是使你亲自跑进这爱与敬的圈子,而感到一种“实获吾心”的无上快乐与满足。但我们要获得人家对我之爱敬,这好像不容易。若我们自己肯发心去爱人敬人,则其权操在我,并不困难。人爱我,固使我进入爱的境界,感到爱的享受。其实我爱人,何尝不是使我进入了爱的境界,感到了爱的享受呢?所得到的都是在同一境界中,都是人生最高的愉快,无上的满足。

   我们此刻可不必接受耶稣教上帝创世的理论,但同样可以来体认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时的内心境界,确为耶稣生命上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因为在那时,他的心已深入了“爱”的境界,获得了最高的享受。无论如何,他是在博爱人类而牺牲了自己。耶稣这一段生命,这一刹那时的生命,便可以“永世不朽”。所以耶教传说认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忽然又复活了。这一复活,照中国观点看,是耶稣精神永远存留在世界上,复活在别人的心里。耶稣精神就是上述的那种爱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道德”精神。耶稣的信仰,人生根本是罪恶,人类的祖先犯了罪,才始堕落到人间,耶稣代表着上帝意旨降生到世间来传道,他对人类一切的爱,莫非是上帝的意志。这些意见,在不信耶稣的人,可以不接受。但耶稣那一段真实人生,尤其是他最后十字架上的一段生命,却十足象征了中国观念中所谓道德精神之表现。所以在道德精神里,可以欣赏到宗教精神,也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

人生问题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决的,却是一个“人死”问题。因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恃,只有中国观念,认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别人的心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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