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工业革命、市场需求与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1 次 更新时间:2024-06-23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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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崛起之前,不仅西北欧而且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有漫长的商业资本主义史。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得以率先开出工业资本主义,是以世界体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详下)。甚至可以说,没有世界体系中长达千年的持续经济扩张,没有世界体系中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商业资本的逐渐积累,西欧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如此,若要讨论通常所谓“现代性”,则应有工业资本主义来充当其主要标识。否则现代性概念会失去衡量尺度。

无论如何,讲现代性,首先得界定一下“现代”一词。“现代”的英文为modern,“指目前的时代,或不远的过去,或非古代。”权威性的《朗曼英语辞典》如是说。这个定义似乎太空泛了一点。不妨给一个更严格的界说,如,现代始于1500年,直到目前也没有结束;如果要再严格一点,则现代始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这期间,先是英国,然后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发生了工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但工业革命不启动则罢,一启动便不可收拾。事实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美国乃至全球,人类生活方式及品质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既然现代性需以工业革命来界定,就得问:工业革命本身有何关键性特征?及至18世纪中叶,人类首次具备了大规模开采利用地下矿物能源(20世纪中叶以后更广泛利用核能)的能力。这当然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但要大规模利用地下矿物能源,还得有跟从前相比高效得多的技术手段,否则工业革命与之前中国和中东等地居民零星开采利用地下煤矿和石油就没有区别了。所以,不妨先看看到瓦特蒸汽机的意义。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大规模开采利用地下矿物能源的高效技术;准确地说,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地下矿物能源高效地转化为机械能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技术。这听起来简单,实则非同一般。此前,尽管世界各地都曾广泛使用畜力(中国、欧洲和印度部分地区都利用过煤炭,中东地区甚至利用过渗到地面的石油)、水力和风力,或者说,把畜力、水力和风力转化为机械能,用以加工农副产品并生产少量的工业品。但是,由畜力、水力和风力转化而来的机械能终究有限。因此,在瓦特蒸汽机普及以前,世界各地只能把煤炭(以及由煤炭转化而来的焦碳)和石油这些有机矿物当燃料使用,且使用规模非常小。

瓦特蒸汽机发明以后,地下蕴藏的巨量的化石能源开始被大规模转换成机械能。蒸汽机可以移动,没有水车和风车受地点限制而不能移动的缺点,所以,地下蕴藏了几千万年至几亿年的太阳能,现在不仅可以通过这种巧妙装置转化成机械能,而且利用起来十分方便。[i] 这就使大规模的制造业成为可能。不用说,瓦特蒸汽机使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随着工业革命在各地的展开,蒸汽机不仅使大规模生产廉价商品的生产成为可能,而且使火车这种廉价快捷的交通运输手段成为可能。从宏观上看,工业革命使人类劳动生产率乃至整体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均财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使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前所未有地加快了速度,同时还使世界各地农村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涌入城市,尽管在工业化初期,许多国家曾出现过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和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

无论如何,工业革命的意义决不可以低估。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统计,在1000-1820年间,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50%,人口增加了4倍;但1820年以后,世界发展比之前活跃得多,至1998年,人均收入竟提高了8倍以上,人口增长了5倍以上。[1]与此同时,人类整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1820年到1999年不到两百年期间,世界预期平均寿命提高了整整四十岁,从26岁提高到66岁,[2] 而在1000年至1820年将近一千年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提高了两岁,即从24到26岁。[3] 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显然,工业革命是一直“滞缓扩张”着的世界经济的一次大突破,标志着先是西欧后来扩大到中欧、美国乃至全球的“密集成长”的开始。[4]

但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后来又有内燃机和电力引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末,更发生了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在使用互联网,有谷歌、百度、微博、推特、微信、脸书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此外,今天喷气式商用大飞机遍满全球地飞行,高铁在中国日本法国等国广泛运用,更有宇宙探索的稳步推进和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同工业革命初期相比,今日交通和通讯手段不知先进多少倍。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主义之发达,也决非工业革命初期的人们所能想象。源自华尔街的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产品让人眼花瞭乱,跨国投资银行牵头的资本贪婪达到了一个令人目眩的危险高度。[ii] 难怪西方左派称当代资本主义为“晚期资本主义”。这大概是“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说法出笼的深层经济原因。

然而实际上,互联网等新技术和高度发达的金融资本主义并没能使人类生存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使人类生存样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是工业化。正是工业化使人类第一次得以大规模消灭贫穷。西欧和中欧的脱贫发生在1820-1900年之间,俄国、东欧和日本的脱贫发生在1870-1930年之间,亚洲四小龙的脱贫发生在1910-1960年之间,东南亚、中国大陆以及中东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脱贫则发生在1960-2010年期间。南亚诸国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仍处在脱贫过程中(南非已脱贫了),但此过程的不可逆转性显而易见。如此大规模的脱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在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尽管世界上很多地方仍有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富国和穷国之间更有很大的发展差距,甚至还有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工业革命的功劳不可抹杀。互联网等新玩意儿固然提高了生产率,但只是锦上添花,不具根本性。

大约受互联网、社交媒体之表面现象迷惑,“后现代”近年来成为不少学人的新欢。这未免有点操之过急。“现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那么容易被打发掉?西方和中国都有人喜欢拿“后现代”说事,甚至不惜以唱衰现代来炒作后现代。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明摆在那里:后现代必须以现代为前提。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后现代”,它也只是现代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离开现代,哪来的后现代?今天的人们距“后现代”实在太近,能不能准确认识其意义仍是一个问题。[5]无论如何,“后现代”概念是否成立目前仍无共识。但如果现代性一定得有一个明确标志,该标志非工业革命莫属。但话说回来,工业革命虽史无前例,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识,却并不等于现代性本身。毋宁说,工业革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一个内涵。工业革命为现代性所涵括,反过来讲则不行。

但工业革命不可能是凭空发生的。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和普及启动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使大量人口史无前例地摆脱了贫穷,那么瓦特不就是人类的救星了?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历史上出现过太多发明创造,但绝大部分却未能流传下来。早在蒸汽机发明之前一千七八百年,亚历山大城一位叫希罗的工程师便已发明了一种蒸汽动力装置,利用它可以从远处打开或关上神庙笨重的大门。除此之外,诸如抽水泵、原始的温度计和经纬仪一类的发明也未能流传到后来时代。[6] 这还只是西方历史上的发明。据唐代诗人刘禹锡,早在唐朝中期,中国人便发明了一种从远处汲水输水的自来水机械装置,[7] 但当时和后来都未得到普及。据元朝王祯,14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一种纺车,与欧洲工业革命时同类机器差别不大,有32个纺锤,一天能纺58.5公斤(130磅)线,但至1600年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竟已不为人知。[8] 同样,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历史上也有过无数发明创造,但也不受关注,最终也未能流传下来。除了少数科学史专家,一般人对历史上众多发明创造一无所知。

发明创造 — 多么神圣伟大,惊天地动鬼神!竟然没能流传下来,造福子孙后代。为什么?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对这些发明并没有产生真正强劲的需要。发明总是走在需要的前面,也走在能够对之加以大规模利用的工业能力形成前面。正是因此缘故,发明往往落空。在瓦特蒸汽机问世之前,其他多个版本的蒸汽机早已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使用了。可这些蒸汽机的效率太低,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生产需要。至18世纪中叶,终于有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对之进行重大改进,大大提高了效率。只是此后,才决定性地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瓦特出身贫寒,早年是机械修理工,并非爱因斯坦式的理论天才,却善于在实践中观察、思考并动手解决问题,对既有蒸汽机进行了重大改进。[iii]瓦特蒸汽机意义重大,使高效廉价地采掘煤矿成为可能,人类利用地下矿物能源的能力大大增强,由此触发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总体生产力得到爆炸式的释放。1750-1900年,英国工业使用的动力从75000马力(其中90%来自水力)增加到近1000万马力,即使同时期英国人口增长了5.5倍,其人均动力也增加了惊人的25倍![9] 1700年,英国从煤和木材燃料中所获总能量约为同时期清朝所消耗能量的1/12,到了1850年,英国煤产量增长了近20倍,而1800万英国人消耗的能量几乎是当时全中国4亿人口消耗量的一半,也就是说,英国人均消耗能量约等于中国人的10倍。英国人很快就把蒸汽机动力的舰船用于鸦片战争和其他霸凌性战争中。到了1900年,英国煤炭相当于全世界总能量的25%,而消耗这些煤炭的英国人口还不到全世界的3%。[10] 然而,重大技术发明不可能不扩散。很快,瓦特式蒸汽机和其他相关发明便为其他国家所广泛采用,工业革命很快从英国辐射到欧洲其他地区乃至北美、亚洲。

问题来了:为什么瓦特蒸汽机不早不晚,恰恰在18世纪中叶问世?为什么它不在世界其他地区,而恰恰在英国问世?对于这样的问题,除了用此时此地存在着对它的真正需求来回答,真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低版本蒸汽机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使用,说明当时已存在对高效瓦特式蒸汽机的广泛市场需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一场重大技术革命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强烈的市场需求,而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技术“必须等待有明确的、坚定的要求,经过再三的请求,然后才介入经济生活。”[11]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看看18世纪英国人对棉花的需求与工业革命的密切关系:“英国人1737-1740年消费了170万磅棉花;1741-1749年为210万磅;1751-1760年间为280万磅;1761-1770年间为300万磅,其中,1769年人均棉花消费量为300克,足以使每人每年换一件衬衫;这个数字很可能是临界量,因为英国恰恰在这时开始实现机械化。”[12] 以上数据表明,在英国纺织业全面实现机械化之前,英国市场对棉花棉布的需求有一个稳步且较迅速的增长过程;只是在这种需求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工业革命意义上的机械化才得以发生。可以想见,此前英国纺织机械方面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技术革新或发明,对于满足市场需求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假如市场需求没有那么持续、有力地增长,效率更高的纺织机械就没有必要被发明出来,现实中也就真不会被发明出来了。这与市场需求推动蒸汽机不断改进,直至瓦特式蒸汽机问世的情形是相似的。

总之,发明本身远不如对发明的需求来得重要。可以说,需求是发明之母。没有市场需求,发明就会失去意义。有价值的发明一定得满足实实在在的社会需求。从个人作用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来看,个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固然重要,可是从根本上讲,启动重大技术革新乃至工业革命本身的,是有着强劲需求的市场;这个意义上的市场又与贸易、金融和管理等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之所以没能率先开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不够,或其社会和政治制度有根本缺陷,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没能达到产生强劲市场需求的程度。当然,其他方面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例如最有可能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江南地区(尤其是现属于上海市的松江县)距离大型铁矿和煤矿太远。重大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的出现,也可能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技术发明毫无关系:“绝大多数重要发明如纽科门的蒸汽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织机和瓦特的往复式蒸汽机,都完全是由技术工人所发明的,而完全没有借助于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1600-1700年间的那些重大科学发现,从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对月球表面和金星位相变化的观测,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对太阳系的解说,与棉纺织工厂和冶铁工厂一点关系都没有。”[13]

问题是:自从有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不一直就有商品交换,不一直就有市场?哪个民族历史上没有市场?可为什么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市场 — 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 — 未能引发工业革命?市场的确一直存在,在中东、欧洲、印度和中国都一直存在,但能够启动工业革命的市场却并非一直存在。那么什么样的市场才能启动工业革命?它必须是一种以庞大需求为后盾的足够大、足够强的市场。古希腊罗马的商品经济貌似非常发达,但其市场规模与18-19世纪的欧洲甚至跟明清时代中国江南相比,实在是太小太弱。希腊超级大国雅典鼎盛期的人口仅约26万至40万,这么一点人口所能支撑的市场能大到哪里,强到哪里?罗马情况好一些,但也好不到那里去,与雅典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足够大、足够强的市场并非全靠人口数量来实现。换句话说,启动工业革命的市场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富裕人口。在各经济体系中,华夏世界历来人口最多,但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能力却从未达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水平。历史上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总体来说并不是那么富裕,从人均收入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据某些研究,至19世纪初,西欧人均收入大约已是中国的3倍以上,而此时中国人均收入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中国人口的平均购买力不及西欧的三分之一,意味着在中国这个文明体里,人均生活资源拥有量很有限,能够维持人口的生存和再生产已勉为其难,再要从中产生较大的市场需求,并用这种市场需求来引发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从实际发生的历史情形来看,相当数量的人均财富量的确是启动工业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大量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用新型机械生产出来的产品便没有人来消费,也就不可能有瓦特对蒸汽机进行重大改进的动力了。如果有一个奇人,发明了一种比蒸汽机更奇妙的机器,却没有一个有消费能力的市场来享用这种奇妙机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则最后奇人奇器都将归于寂然。故从根本上讲,工业革命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相当数量有消费能力的富裕人口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1500年以后西欧人均收入的提高,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靠的是近乎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在1500年以后大约两百五十年间里,工业革命虽然还没有真正发生,为较为强劲农业和手工业所支撑的商业资本主义却一直在成长和扩张,也就是说,近乎现代的资本主义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崛起于西欧。西方世界体系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并非真正诞生于这一时期,而有着一个非常漫长的演进过程,[15] 但他们所谓资本主义其实并非指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基于赢利动机的广义资本主义。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自人类文明诞生时便已存在,从其原初形态演进到现代形态,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这种观点仍属于历史唯物论的范畴,但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唯物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资本主义是对封建社会的扬弃,封建社会又建立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上,等等。实际上,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早已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摈弃了。无论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无论资本主义是否有一个长达五千年的发展过程,抑或是1500年至1800年期间在西欧迅速发展起来并实现突破,使大量富裕人口 — 大量能制造并维持强劲市场需求的富裕人口 — 得以产生的关键仍然是资本主义,准确地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程度(如18世纪的西欧)时出现的一种有着较高效率、较大规模的准现代资本主义。

如果采用稍稍宽泛一点的资本主义定义,很难说西欧直到1500年才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换句话说,1500以前,西欧一直有资本主义。此即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资本主义。尽管迄于1000年左右,威尼斯仍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威尼斯人贩卖黑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鞑靼人等奴隶,甚至海匪般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掠妇女儿童为奴,[iv] 所以其早期资本积累非常不光彩,但如果采用这么一种资本主义 — 如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为私人拥有,资本与劳动已有明显的分离 — 的定义,那么早在1500年前某个时候,威尼斯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也并非不可采用一种更宽泛的资本主义定义,如,不仅私人而且国家都利用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来组织生产和营销。如果采用这个定义,那么威尼斯早在12世纪初期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西方学界讲欧洲的早期现代性或早期资本主义,都离不开威尼斯,而作为一个城邦共和国,威尼斯早在12世纪初便有了庞大的国营造船企业。[16]

例如阿森纳尔(Arsenal)创建于1104年,是威尼斯最大的国有造船企业,雇佣的工人多达数千人,而12世纪到16世纪这四百来年中,威尼斯总人口从仅6万多人增长到大约17万人。有证据表明,当时国家是威尼斯的主要造船者,是极重要的经济行为体。它与私人企业密切合作,把国有帆船租给私人企业,负责组织武装护航船队,确定护航时间表,开发适合威尼斯商业和地中海航海条件的船只,甚至帮助小商人以有限的资本参与国际贸易。[17] 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威尼斯国家在搞资本主义。必须注意,假如一个企业不赢利,即便是国有企业,它也是很难维持的,至少不能长久维持。威尼斯的国有企业究竟是如何赢利的?当然得走向市场,得搞资本主义。把国有帆船租给私人企业,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即便看上去更像是政府管理而非市场经济行为,这不也是在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形式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所处优越位置,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就得以同东方展开规模可观的贸易,在贸易中发展资本主义,在贸易中摆脱停滞,最后用自己的繁荣带动西欧和中欧,使欧洲整体性地走出中世纪。暂且不论威尼斯等地如何与中东城市开展贸易,也暂且不论这种贸易究竟多大程度上给意大利城市带了繁荣,中世纪末期威尼斯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尽管早在12世纪,威尼斯便出现了堪称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但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一种自由市场意义上的、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布罗代尔写道:“从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开始,尤其在十四世纪,威尼斯已经拥有经济活动的各种工具:集市、店铺、仓库、拉桑萨交易会、造币所、总督府、兵工厂、海关等等……银行家手里拿着笔和小本,随时准备签发银行划账单……转账银行甚至允许某些顾客透支,有时也改造某种银行券。客户存在银行的存款,不是借给国家,便是用于商业投机。里亚托广场举行的‘交易所’确定各种货物以及市政会议公债的行市(市政会议的收入最初来自税收,后来逐渐依靠公债 — 原作者注),还确定海上保险率。”[18]

由于航海贸易活动极其活跃,威尼斯共和国的资本流转不停,劳动与资本有了明显的分离,而即便坚持较严格资本主义定义的人们也认为,这种分离是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除了在其他历史经济体系中也常见的高利贷,威尼斯还盛行航海贸易方面的“协作契约”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在放款人的名义下,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资本家……几乎可以说威尼斯全体居民都给商人贷款,不断创建和重建遍布整个城市的商行”。[19] 在这种制度下,与本身出海进行长距离冒险性贸易活动的“合伙人”相对的“留在陆地上的合伙人”,即这里所谓“放款人”,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甚至是“纯粹”的资本家。

 

注释

[1] 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第15页。

[2] 同揭,第18页。

[3] 同揭,《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9页。

[4] Eric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转引自华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载卜正民、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古伟瀛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5] 阮炜,《子虚乌有的“后现代”》,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65-68、78页。

[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628-629页。

[7]  刘禹锡,《机汲记》,载《唐代散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8-129页。

[8]  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前的中国历史》,第388页。

[9]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

[10]  同揭,第191-192页。

[1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656页。

[12]  同揭,第657页。

[13]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5-156页。

[14]  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

[15]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5000年世界体系:跨学科研究法初探》,载安德列· 贡德·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1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125-127页;也参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第42-43页。

[17]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125-127页。

[18]  同揭,第130-131页。

[19]  同揭,第131-134页。

[i]  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地都曾经使用水磨、水车等机械装置,即把水作为媒介,用相对简单的机械装置把太阳能和地心引力转换成机械能,为我所用。但是,水能和风能必竟受地点限制,不能移动,非常不方便,所以利用规模一直非常小。中国或伊朗都发明了风车、风磨(参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422-423页),人类从此得以利用风能。这种技术的本质是以风作为媒介,用机械装置把太阳能和地球自转所致的空气流动能量转化为机械能。该技术后来传到欧洲,近代以降在荷兰等地得到了大规模利用和发展。但与水力一样,风力也受地点限制,利用规模更只有水磨的四分之一。

[ii]  这从美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可见一斑:“1966年,收入最高的10%的美国人攫取了美国工资增长额的27%,到了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45%,这意味着全社会工资的增加额有近一半落入高收入者的口袋,其中包括‘超级明星’、CEO以及高收入的专业工作者,如律师和投行人员。其中‘超级明星’、律师和投行员工的收入由市场决定。高收入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明星和CEO的工资要比律师和投行员工增长得快……1993年,美国高管的收入占到了公司利润的5%,这一数据在2002年上升到12.8%。这部分是由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管的薪水增加,部分是由于股票期权的收入。另外,企业高管获得的终身医保、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等补贴也是收入增加的推动力”。参《美国收入差距扩大》,《金融界》网2008年12月18日发布,下载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

[iii]  “瓦特的主要功绩是对蒸汽机做了重大改进,为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1763年经人推荐,瓦特来到了条件较好的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仪器修理工。一次,学校里一台纽可门蒸汽机坏了,请瓦特去修理。在修理过程中,瓦特发现,纽可门蒸汽机有两大缺点:一是热效率低,蒸汽的绝大部分热量没有用来做功,而是消耗在使汽缸的一冷一热上了。二是活塞只能作往复的直线运动,不能作旋转运动,这就限制了蒸汽机的使用范围。为了提高蒸汽机的效率,瓦特就在汽缸外面加上绝热外套,并单独设计了一个和汽缸分离的冷凝器,把作完功的蒸汽引入冷凝器中去冷却,这样就不必用冷水去淋汽缸,保持了汽缸原来的高温。1765年,瓦特已经基本完成了带有单独冷凝器的蒸汽机的发明。1782年,瓦特又发明了功率更高的往复式蒸汽机。它增加了气室,使蒸汽进入气缸时能自动变换方向,以推动活塞做往复运动。使同一汽缸可以达到两倍的功率。后来瓦特又进一步改进蒸汽机。他采用了英国发明家司蒂德发明的一种曲柄装置。它可以使往复的直线运动变成回转运动。再增加了飞轮和离心调速装置,不仅使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化为飞轮的转动,而且由于飞轮的转动平稳,能由飞轮的轴输出动力带动工作机的轴稳定转动。况且能对蒸汽机的转速实行自动调节。瓦特经过自己长期的努力,同时吸收了别人的成果,终于制成了性能比较优良的新一代蒸汽机 — 瓦特蒸汽机……它和纽可门蒸汽机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优点,不仅耗煤少,效率高,而且可以连续工作。瓦特蒸汽机……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英国工业革命,使世界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的蒸汽机时代”。参许一鸣,《詹姆斯·瓦特》,载《搜狗百科》,下载时间为2020年4月17日。

[iv]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60页。该书作者还引用松巴特等人的观点,说17世纪前期,荷属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班牙、葡萄牙商船、夺取其在美洲的殖民地和贩卖人口为能事;“在1623至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值已两部于造船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航各地。”参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143-144页。

(选自阮炜《文明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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