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端:左翼民粹主义是否可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3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35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   齐泽克   左翼激进政治  

郑端  

内容提要:后马克思主义标志人物拉克劳和墨菲的民粹主义理论成为欧洲近十年逐渐兴起的左翼民粹主义背后的理论源泉。但这种反精英、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民粹主义是否能成为有效的激进政治策略依旧存疑。这一提议特别遭到了左翼思想家齐泽克的强烈批评。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拉克劳和齐泽克关于民粹主义理论的争论,来揭示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和限度:左翼民粹主义能够通过不断构建“人民”概念联合已有的社会斗争,激活左翼政治;但代价却是左翼身份永远悬空,处于一种永恒的身份危机之中。笔者认为,双方的根本差异源于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和左翼政治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的政治策略都是在难以给出资本主义替代选项下的无奈之举。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  齐泽克  左翼激进政治  



近年来,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中的热门研究话题。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是右翼民粹主义。但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逐渐显现,比如希腊左翼激进政治联盟(Syriza)、意大利五星运动(M5s)以及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等,左翼民粹主义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①与右翼民粹主义往往诉诸各国已有的排外情绪而缺乏理论上的支撑不同,近十年来的欧洲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主要反对欧盟、资本精英和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其背后包含着一定程度理论与实践的自觉与反思。如何将左翼激进政治和民粹主义这一似乎难以控制的“猛兽”结合在一起,成了左翼民粹主义必然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点上欧美左翼民粹主义背后是有理论支撑的,其来源于阿根廷左翼思想家厄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提出的左翼民粹主义理论。


拉克劳被英国《卫报》称为“Syriza和Podemos背后的学术领袖”,②Podemos党的领导人Pablo Iglesias和 Errejón都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墨菲则在2018年发表《保卫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更是直接为左翼民粹主义“摇旗呐喊”。③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西方左翼政治无论是追求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还是追求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都仅仅在理性主义框架内和新自由主义妥协,而新自由主义话语却在撒切尔等人采用了民粹主义话语后得到了巩固,其结果就是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和右翼民粹主义夹击下,左翼在政治上节节败退。拉克劳根据拉美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认为左翼的政治应构建一种“人民”,联合社会中现存的各种斗争(种族主义、性别、环保等)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才能在各个议题上和新自由主义进行“阵地战”。这一提议在学界也得到了谨慎的支持,认为这是对抗右翼民粹主义、解决左翼政治僵局并打破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虽然其前景难以预测。④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批评,比如民粹主义理论家卡斯·穆德(Cas Mudde)从政治人口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白人工人阶级并非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流,所以左翼民粹主义夺回蓝领工人的理论前提就难以建立。⑤卡洛斯·代·拉·托雷(Carlos de la Torre)也从委内瑞拉、智利等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左翼民粹主义者在上台后可能有威权主义的倾向。⑥最为直接的反对声还是来自于左翼内部,其中以同属“后马克思主义”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批判最具代表性。自拉克劳在2005年发表《民粹主义理性》后,他先是在《批判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上和拉克劳互相发文在民粹主义理论上展开论战。然而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他又两次支持特朗普,以期他搅乱局势为左翼事业创造空间。在2020年的《一个敢直呼其名的左翼(A left that dares to speak its name)》中,他又评论了希腊Syriza党上台后对资本主义的妥协,继续坚持自己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批判。


那么左翼民粹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激进政治方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重新审视拉克劳和齐泽克的论争可以提供一个窗口。笔者认为,两人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左翼政治目标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异。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中现有的诸多压迫和不公。左翼只有产生出“人民”才能实现激进民主来激活政治、反抗新自由主义的一潭死水。这一“人民”的产生恰恰就要依靠民粹主义的逻辑。在齐泽克看来,左翼政治的最重要目标仍然是以一种“冰冷的理性”寻找好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他批评左翼民粹主义实际上是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之后,看似合理的一种选项,最终即使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也难以真正实现左翼反抗资本主义的目标,只能空耗人们的热情而带来更大的失望。这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观点其实恰恰为我们探究左翼民粹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划定了框架,而左翼民粹主义的现实似乎也映照了两人的思考。


一、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构建左翼政治身份就需要构建“人民”


在左翼政治的图景中,以霸权理论而著名的阿根廷左翼思想家拉克劳和他的伴侣墨菲一直都是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实际上,他们的霸权理论和民粹主义理论其实基本可以看作是相同的。⑦经历了庇隆主义的拉克劳的原初政治体验就让他看到了民粹主义政治巨大的潜力。在1977年拉克劳的第一部著作中他就提到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可能性。在2005年发表的《论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为他的这种将左翼政治和民粹主义政治的结合进行了本体论上较为完整的建构,使得民粹主义能够以一种更为理论化的方式介入左翼政治理论的讨论之中。


在这部著作中,他关注的是“人民”如何出场及其内在维度,使其能够成为激进政治的政治主体。他认为学界一直对“大众(mass)”和民粹主义的污名化和忽视其实是对政治(the political)的忽视。在历史上,所有具有改变性的政治运动其实已经采用了民粹主义,如大宪章运动。这一民粹主义政治逻辑其实也就是霸权,是“理解政治本体论构成的康庄大道”。⑧他定义下的民粹主义其实就是构成“人民”概念的过程。在拉克劳看来,人民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概念,而是应具体政治情势而被构建出来的。此构建过程可以大约描述如下: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各类无法被满足的社会需求(social demands)(住房、医疗、环保等等)会围绕着某个“空的能指”(可以是某个口号、旗帜或者领导人)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对抗某个共同敌人(精英/移民/体制)的对抗性的政治阵线。形成这个“空的能指”是一种“提喻法”的命名行为,也就是将被忽视的社会底层的人命名为民粹主义“人民”之名(比如法国的“黄马甲”、占领华尔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特朗普的“真正的美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意义的解释权会随着对“空的能指”意义的争夺而发生改变,同时也产生统一的政治身份和斗争形式。


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试图解决激进左翼一直以来无法找到革命主体的问题。在激进左翼看来,无论是奈格里的“诸众”还是巴迪欧的事件或者齐泽克的“过度认同(over-identification)”,都无法解答解放政治应该以一种具体怎样的形式出现的问题。这里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并非仅仅解释民粹主义运动是如何生成的,他更探讨了民粹主义适配激进政治的三个内在维度,分别是政治维度、情感维度和民主维度。第一点是他认为民粹主义政治直指本体论层面的政治。本体论层面的政治强调社会中的对抗性是无法消除的,任何试图遮蔽这种对抗性的政治理论,比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或者“第三条道路”最终都会导致去政治化后的新自由主义宰制。只有通过民粹主义政治构建一种跨越阶级的“人民”,才能“重新政治化”带来改变性的力量。第二点是他强调民粹主义中“情感”的重要性。拉克劳通过精神分析、政治本身以及语言学等不同视角分析了情感(affect)对于政治身份构建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因为其对抗性而是一种“失败的统一性(failed unicity)”,而“社会整体是示意维度和情感维度的不可分割的链接的结果”。⑨政治的目标就是通过将意义和情感结合起来,才能生成集体政治身份。第三点则是民粹主义对于民主构成性的作用。他认为“构成‘人民’是民主发挥功效的必要条件”。⑩而人民的生成在拉克劳看来都是由“庶民(plebs)”来代表“populus(全体人民)”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必然是“逾越性(transgressive)”的,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这意味着在拉克劳看来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也恰恰是激进民主的逻辑,通过将各种启蒙原则(自由、平等等)扩散至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中,使其受到的压迫变得可见,再由民粹主义/霸权政治使其成为“人民”的代表,生成民主的政治主体,使得民主能够不断更新,不再是一潭死水。


简言之,拉克劳彻底颠倒了人们对于民粹主义、民主和政治的常规理解。大部分学者将民粹主义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政治现象,或者将其看作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一种“病症”或者修正。拉克劳却认为民粹主义才是政治的真正本质,也是进一步激进化民主的唯一途径。


二、齐泽克的批评:无法对抗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诱惑”


同属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拉克劳和齐泽克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批判上曾属于同行者,但后来两人在理论上渐行渐远。当拉克劳提出左翼应采取民粹主义政治,并批评齐泽克的政治策略无异于“等待火星人”之后,齐泽克也对拉克劳民粹主义理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就如他2006年发表的文章名称一样——《抵御民粹主义诱惑》,(11)他批评的着重点在于拉克劳把民粹主义看作是唯一的左翼政治选项这一立场。在齐泽克眼中,民粹主义政治虽然充满活力,但其也充满破坏性。缺乏长远政治规划和目标的民粹主义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为左翼政治注入一定的活力,但其终究只是资本主义给出的虚假的政治幻象。民粹主义,无论其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实际上与资本主义日常运作中的暴力一起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对民粹主义做出了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之后,齐泽克反对的就是将民粹主义看作是左翼“常规”的政治斗争形式。实际上,齐泽克对媒体表示,相对于拜登和希拉里,他更支持特朗普;他也是“2025年欧洲民主运动(Diem25)”的发起者和顾问。(12)但在齐泽克看来,民粹主义只能是左翼政治的权宜之计,他认为民粹主义“在实践上能行,但在理论上不行”,(13)这句调侃经济学家的笑话被齐泽克反过来指出民粹主义在规范性上的缺失。在他看来,左翼政治需要达到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自觉,即能够指认出自己的真正敌人——资本主义,而民粹主义政治则势必无法达到这种自觉,所以他认为民粹主义政治虽然实践上有效,但理论上却无法承担其左翼政治的重任。一方面,齐泽克基本认同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理论在“形式—本体论层面”上的论述,承认分析和讨论民粹主义现象很重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右翼民粹主义占据了左翼本应该占据的阵线。按照齐泽克的看法,“纯粹的右翼种族主义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扭曲版本的工人抗议运动”。(14)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恰恰在于其永远潜在需要右翼民粹主义作为其补充。另一方面,他不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适合左翼的政治选项。在齐泽克看来,拉克劳从霸权转向民粹主义,实际上仍然深陷在一种补充资本主义民主“后政治”治理的“意识形态神秘化”之中,其本质特征仍然是对直面资本主义系统的革命政治的放弃。在这一基础上,齐泽克对拉克劳回到“人民”的政治道路提出了质疑。


齐泽克的这一批评也并非仅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进行质疑。他对拉克劳进行了三点理论上的批判。第一,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误认,故而其无法与政治等同起来;第二,齐泽克认为民粹主义有一种本质上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政治本身也完全无法保证其自身具有左翼的倾向;第三,他认为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的分析无法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视野。


1.作为“意识形态误认”的民粹主义


齐泽克对拉克劳民粹主义理论的第一点批判首先就围绕着拉克劳的理论化尝试。在他看来,民粹主义政治不是政治的普遍形式,而实际上恰恰是找错了“敌人”的一种意识形态误认(ideological misidentification),是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马克思认为虚假意识形态就是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15)而拉克劳强调的民粹主义政治在其形而上学构成上恰恰就是一种以特殊性命名普遍性的“提喻法”过程。从最基本的层面,齐泽克认为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和他的民粹主义政治计划都是意识形态误认,他认为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需要“物化”理论的补充来摆脱这一层误认。齐泽克这种判断的根据其实来源于他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中的诸多分裂和对抗;他认为社会中的对抗性并非像拉克劳所认为的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可认知性(unintelligibility)”,这些矛盾都产生于资本主义这个“母体”之中,而民粹主义将对抗性转化为一种敌我关系,“人民”将自身受到的苦难归因于意识形态上的误认,人民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必然包含了“物化”或者“意识形态神秘化”的过程。


这种最基本的判断上的差异也使得他认为拉克劳理论有两点缺陷:第一,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政治理论,仅仅依靠拉克劳理论中对于民粹主义形成的形式化条件,从表面而非深层去理解政治,使得民粹主义定义过于泛化;第二,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理论,民粹主义政治本身也包含了去政治化的危险。


首先,齐泽克认为拉克劳给出的民粹主义定义过于泛化,把许多不是民粹主义的运动也包含了进去。齐泽克对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改,他认为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其所反对的那个“敌人”的形象具体化。故而在齐泽克看来,各种反对“资本主义”或者“君主制”等等的社会运动并不能被称为民粹主义。在齐泽克看来,民粹主义必须将社会对抗性“物化”为一个有确定而具体身份的敌人,这一运动才能称为民粹主义。故而,民粹主义“就其定义而言已经包含了一种最低限度,最基础形式的意识形态神秘化”。(16)从齐泽克的视角,一方面将这些如此多样化的运动都称之为民粹主义使得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失去其解释力;而另一方面,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也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淹没掉了。包括英国宪章运动、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黑人平权运动这些拉克劳认为的民粹主义运动包含了各自完全不同的诉求,而其中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运动有着本质区别。


其次,齐泽克认为民粹主义政治未必像拉克劳所说的那样是解决西方普遍的“去政治化”的良方,反而其本身就有可能导致去政治化。齐泽克明确地指出:“民粹主义,远非代表政治的本身,永远包含了最低限度的去政治化,以及对政治的中和化。”(17)这是因为,在齐泽克看来,无论是真实的民粹主义还是虚假的民粹主义,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后政治化治理过程中的一种补充,并不会针对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充其量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帮凶。他认为,“难道民粹主义没有在渐渐地替换多元文化容忍作为后政治治理的自发性意识形态补充吗”?(18)


在政治层面,齐泽克认为现代民主中极具危险性的后政治倾向之所以能够存在,恰恰是民粹主义政治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源泉,因为后政治的治理就其自身是无法存在的。因而,对于齐泽克来说,民粹主义政治似乎还应该要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死水一潭负责。因为民粹主义让人们以“直接经验”层面来体验政治的对抗性,而无视他们真正产生对抗性的源头,那就是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制度。


2.民粹主义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在齐泽克看来,民粹主义从理论上和现实政治中都无法直面最根本的问题——资本主义,而他也指出,民粹主义政治必然包含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这就使得民粹主义政治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政治需要设置一个具体的“敌人”形象。虽然在拉克劳那里这一敌人的形象恰恰是政治身份形成的关键。然而,人民之敌在概念上却是“模糊而空洞的”,就意味着需要具体的身份来充当这一“敌人”形象。齐泽克认为无论是“精英”、“华尔街银行家”还是“腐败的政客”,其最终都仍然是一种“伪具体性”。对于身处于民粹主义运动中具体的人来说,正是这些具体的敌人阻碍了社会完满化,威胁到自我身份的同一性。只有消灭或者排除这些活生生的具体的敌人,才能让社会秩序和“人民”这一身份都得到恢复。显然,这样的民粹主义就保留了一种“长期的前法西斯主义的倾向”。(19)


不仅如此,齐泽克的这层批判也并非简单从道德批判的角度来进行的,他强调的是民粹主义逻辑总是依赖某种伪具体性的神秘化补充,而让人们无法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是资本主义体制本身。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和巴迪欧犯了同样的错误,与巴迪欧提出的“人不能对抗资本主义”而应该对抗作为资本主义化身的具体的行动主体一样,民粹主义中的敌人其实不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这个“母体(matrix)”。(20)按照齐泽克的拉康式的逻辑,处于真实界的资本主义入侵到符号界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对抗性,民粹主义政治将这些对抗性矛盾“伪具体化”成为要消灭的某个敌人,实际上遮蔽了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中切切实实的具体性。


3.“社会需求”理论的妥协性


齐泽克批评的第三点在于他认为民粹主义政治反而让人们忽视了真正的解放政治的可能性——阶级斗争。故而他批评拉克劳不应该以“社会需求”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因为这种提法预先排除了直接反对体制的斗争。齐泽克认为,拉克劳之所以把社会需求概念作为理论起点,是为了强调人民不是预先存在的,集体身份的形成只是提出要求这一行为的“表演性结果”(performative result)。然而,使用“需求”这一范畴本身就意味着“主体对着一个他者提出需求,而这个他者理应能够满足(这一需求)”。(21)换句话说,这就预先假设了主体与其身处其中的那个系统已经是一种对话和协调的关系了。换句话说,只要现有秩序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类需求,就没有打破这一体制的需求了。故而,齐泽克认为这种提法会将暴力革命的选项排除出去。在他看来,真正的革命行动必须超越“要求系统满足需求”这种视野,不是要求满足需要,“革命主体不再在向掌权者要求某种东西的层面上运作;他想要摧毁他们”。(22)


这三点批评其实就是齐泽克针对拉克劳提出的左翼民粹主义目标本身的批判。在他看来,民粹主义对于左翼的真正目标——对抗资本主义来说,最好也是无用的,最差反而遮蔽了反抗的真正道路。他认为民粹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逻辑消除了各类反抗运动可能的反资本主义本质,而建构以“人民”为核心的左翼民粹主义是难以持久的,最终现实中留存下来的只会是右翼民粹主义。他明确说道:“和拉克劳宣称社会不存在一样,人民也不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在其视野内,人民是确确实实存在的。”(23)民粹主义之所以陷入幻想,是因为人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同一性是一种建构。在现实层面,民粹主义存在的前提只是为自己树立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敌人,并“将敌人外在化为一种正面的入侵者/障碍”。(24)在“人民”自己的视角中,我所属于的“人民”是有具体的实体性内容的,“我”的确是“美国人”、“黄衬衫”或者是“百分之九十九”。以美国为例,右翼民粹主义对少数族裔的仇视使其拥有了持久的动力,而左翼民粹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却难以将“资本家/华尔街精英”具象化而最终无疾而终。美国19世纪的人民党虽然有着进步主义的诉求,但也部分因为其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基调而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普遍反响。


齐泽克也为这一民粹主义理论给出了自己的“药方”:那就是借由“物化”理论将民粹主义又变回了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拉克劳的理论中没有将资本主义具体化,所以无法构建出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人民。齐泽克于是提出了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其补充,按照经过物化理论补充后的拉克劳民粹主义理论公式,只有认识到自己具体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具体化为自身)的“人民”才能是左翼的政治主体,而一旦人民具体化为反资本主义的主体,它就不再是模糊和空洞的“人民”了,而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者了。正因为如此,它也不需要从未满足的社会需求进行连接,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自身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而连接起来,这种革命主体就直接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了。


齐泽克对拉克劳民粹主义进行的理论补充,实际上是勾勒出他自己设想的革命主体之形象。这个革命主体不能仅仅从既有的可以被满足的社会需求的特殊性出发,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身份政治”的领域内,而不针对体制本身。真正的革命主体所发动的革命运动的目标是要直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否则我们无论对民粹主义概念做什么样的辩护,它都只能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妥协的后政治共谋,是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并不反对人们对它的反抗和斗争,它反对的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即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齐泽克认为,真正的革命必须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意识到自己要直接摧毁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产生的对抗性“伪具体化”为某个具体的敌人。简言之,齐泽克提倡的是作为“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这种批判背后,反映出齐泽克更为激进的立场,但也意味着革命主体的稀缺。


三、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批评:革命主体不能“等待火星人”


拉克劳对齐泽克的解放政治道路的批评是一种先破后立。他认为左翼的普遍困境在于解放政治在现实中难以立足,而又不能坐以待毙,所以必须从理论和现实中找到一种具体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形式行动起来。所以他对齐泽克的批评最直接的落脚点就是对其革命主体理论的不满。他认为,由于齐泽克把政治理解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最后决战,类似于基督教式的善与恶的最终审判,反而成为地平线上那个永远达不到的远方,反而阻碍了任何政治上的行动。拉克劳认为,在现实中我们完全无法找到齐泽克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可能性。为此,他戏称齐泽克是将革命主体“火星人化”,齐泽克似乎在等待火星人入侵来终结资本主义。他认为在这一末世论式的革命理论中,“齐泽克无法为解放主体提供任何理论”。(25)


拉克劳批评齐泽克革命主体之“火星人化”,也是对齐泽克革命理论缺少现实关照的批评。在他看来,齐泽克革命主体的形象是十分模糊的,在现实中似乎难以找到具体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斗争形式来成为其化身。为了标榜自己理论的激进性,齐泽克既反对西方社会中多元主义的种种斗争形式(反性别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又反对传统左翼追求工人阶级经济平等的目标。因为,他认为前者没有直接指向资本主义这一母体,只是针对它的具体症状,而后者对经济层面的目标(工资、控制劳动过程、收入分配等等)又其实巩固了资本主义体制。以齐泽克的革命行动的视角来看,拉克劳追求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解体,而是要求一种体面和人道的资本主义。因而,现实中存在的真实的社会行动者和具体的斗争形式都达不到齐泽克所追求的彻底革命性行动的要求。似乎我们只能等待“火星人”的出现来替人类消灭资本主义。


拉克劳也为齐泽克那里革命主体难以出场找到了理论上的原因,那就是齐泽克将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又不愿承认各种抵抗“万恶”而不抵抗“源头”的各类政治运动(特别是身份政治)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拉克劳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方面,齐泽克认为颠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彻底内生性的“革命性的行动(revolutionary act)”,这一行动必须直指资本主义本身,而并不需要“投注到它自身以外的任何客体”;(26)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囊括一切、宰制一切的社会总体性,它处在符号界之外,并通过符号界不断地再生产(reproduce)自身,而所有的地方性的、偶然的裂缝都会迅速被资本主义总体吸收,然后通过虚假意识来遮蔽资本主义才是所有社会对抗性的真实原因。显然,一种内生性的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革命要求与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总体性概念之间存在着悖论。因为这意味着,有效的解放政治是无法在资本主义总体性内部产生,而又必须有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主体。


拉克劳认为齐泽克的理论之所以陷入自身的悖论,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做了片面的拉康化解释。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看作是拉康的真实界,它就是一种既扰乱符号化努力,又无法通过符号化系统加以理解的“原物”。拉克劳指出,齐泽克无法证明资本主义是如何超越出社会符号化系统的,“他(齐泽克——作者引)不得不抛弃所有‘部分性’斗争,因为它们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系统’(不管其具体意思是什么);而由于‘原物’是无法被把握的,他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就没有任何具体的历史行动者了”。(27)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中现有的各式各样的身份政治,比如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等等这些新出现的斗争形式,依照齐泽克的理论都属于部分性的斗争,而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斗争,故而这些都只能属于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的调整。因此,齐泽克理论的后果只能是“政治虚无主义”。换言之,只要没有出现最后的政治,即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母体本身的政治,其他一切政治行动都是无用的。


在拉克劳看来,齐泽克的问题在于其本体论基础是可疑的。齐泽克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试图将以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和弗洛伊德/拉康的潜意识结合起来。这两种本体论在拉克劳看来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以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并不存在“正确的意识”,主体如果没有所谓“意识形态误认”,就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意义;潜意识这一概念揭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如果接受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的前提,就必须放弃辩证法,特别是“物化意识”等概念。而要接受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就必须放弃精神分析的超历史的本体论化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概念,并相信经过辩证的批判可以把一切不自觉的潜意识转化为自觉的意识。


拉克劳认为,齐泽克为了调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体论,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的立场,“齐泽克为了结合这两者表演出了各式各样难以置信的扭曲动作”。(28)他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与拉康的“实在界”简单地加以类比。而这种折中主义其实是用黑格尔取代了拉康。


拉克劳的这一批评也延续了自《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以来他和墨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和辩证法的远离。他也将齐泽克的理论看作是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29)仅仅在表面上用了后结构主义的术语,但实质是将民粹主义身份看作是从属于阶级身份,仍然是德国古典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


四、齐泽克和拉克劳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看法的核心差异


可以看到,围绕着民粹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左翼政治主体的问题,拉克劳和齐泽克之间的论争相当激烈。这展示了西方左翼激进政治的理论探索上所拉开的维度。双方围绕民粹主义的巨大分歧,其背后是对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和民主上有着基本的差异。齐泽克将民主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环节,意味着对民主“祛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步骤,故而也不能在民主之中来思考革命主体性的可能性。拉克劳则是将资本主义看作是“政治话语”的一种,认为要对抗资本主义,就需要利用内在的包含着民主维度的民粹主义政治来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化身——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各种后政治的制度主义话语进行政治上的阵地战。故而双方的差异来源于各自的政治计划将民主和资本主义分别放在了不同的位置:齐泽克将反资本主义看作目的,而民主则是(可能)阻碍其实现的一种不成功的手段;而拉克劳则将激进化民主看作自己政治计划的目的,而过分追求“反资本主义”的纯洁性也会阻碍实现这一目标。这一差异的实质仍然是双方在本体论上的基础性差异。


1.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分析解读:符号界还是真实界


拉克劳和齐泽克对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层面的位置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齐泽克将资本主义放在了不断入侵符号界的“真实界”领域,而在拉克劳看来,资本主义和其他客体一样,都只存在于“符号界”之中,因为真实界在拉克劳看来,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没有人能够知道其具体内容,更遑论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


对于拉克劳来说,资本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不是不断复制自身的一种总体性。资本主义和其他任何客体的地位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语言构成的,其实也是一种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本身,因为资本主义总是通过比喻和符号化而被霸权地构成的。拉克劳是这么论证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构造的统一性无法仅仅通过对商品形式中共谋之矛盾的逻辑分析得出,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有效性依赖于它与一个异质性外部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外部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不稳定的权力关系来控制,但它不能通过其自身内生性的逻辑来推导出来。”(3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对人施加的影响,并不是直接通过经济层面的商品形式来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所有的压迫和剥削形式其实都要被看作是某种话语和霸权的“效果”。这一效果的产生不是由某种永远不现身的“实在界”决定,而是由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多元决定”的,其中需要霸权构建出的权力关系才能发挥如此的效果。也就是说,资本从来不会未经中介地影响到我们,资本必须通过比如“消费主义”来让人丧失政治能力,通过比如“就业创造者”的话语来保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感受,也需要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话语和“平等”话语来作为我们将这些感受加以符号化并政治化的前提。


依这样的逻辑,拉克劳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之间有任何内在的链接。他关注的不是作为经济事实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外在的权力(比如撒切尔主义构建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而将自己展现为齐泽克所说的“城里的唯一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在这一点上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济层面的决定性。在拉克劳看来,经济层面并不能决定上层建筑,反而政治的(the political)维度对经济事实该被如何理解是构成性的。也就是说,拉克劳更关注的是要打破让“资本主义”发挥其作用的权力关系。


然而,对于齐泽克来说,资本主义就是真实界:它是我们和现实生活中各种客体发生关系的那个背景。资本基本上决定了社会中的个体能够拥有怎样的选项,它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实提供了框架。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在决定物质的社会过程这一意义上就是真实界”。(31)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地位的理解,齐泽克强调阶级斗争的本质地位。对于齐泽克来说,资本主义的暴力对于其他各种社会对抗性来说是构成性的:“整个人口阶层和有时一个国家的命运就会被资本唯我的、思辨的舞蹈所决定,它追求获利的目标时会以一种被幸运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看待它自身的运动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影响。这其中就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性的系统化暴力,比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为不可思议。这种暴力不再能够被归责到具体的个人和他们‘邪恶’的意图,而是纯粹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32)


在这种前提下,齐泽克就认为拉克劳将资本主义的问题泛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这种系统化暴力。齐泽克指出,只有回到阶级斗争,通过革命性的行动来不断冲击资本主义,动摇和撼动资本主义体系。而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而且证明资本主义表面上以为“民主”且“自由”,是为资本主义制造合法性的假象。然而,对于拉克劳来说,齐泽克并无法证明前文中他下的判断。


从拉克劳的视角来看,从资本的运作到国家和人民所遭受到的暴力之间,齐泽克略过了太多步骤,而恰恰在这些步骤之间,就是霸权斗争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留下理论空间,而仅仅谈到“全球化资本主义”产生的“错位”效果的增殖,拉克劳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也是模糊且不足的。


2.对民主态度的大相径庭:激进民主还是穿越幻象


拉克劳和齐泽克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差异,也就导致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大相径庭。虽然双方都认为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有着较大缺陷,也都认为需要思考自由民主以外的政治选项,然而拉克劳认为民主仍然需要激进化,而齐泽克则认为民主已然被资本主义“实质吸纳”,而一样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象。


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就确立了左翼政治的目标应由共产主义改为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而具体实现激进民主则需要霸权斗争/民粹主义的政治形式。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能够导向激进民主有两重相互交织的原因:本体论层面的民主就预设了等同链条,它正是民粹主义的内在维度,这种民主使得将各种异质性社会需求或者已经存在的政治斗争链接起来的霸权政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还有实体层面的民主话语或者民主价值。也就是说,人民主权以及人人平等话语是拉克劳、墨菲激进民主理论中试图拓展到各种社会身份的原则。基于这种理解,民主既是拉克劳的理论前提,也是他的理论目标。在拉克劳看来,左翼追求激进民主就是要试图从现有的多元主义的斗争之中生成一种左翼的能认识到自己历史能动性的民主的主体性。


对于齐泽克来说,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在此时此地寻找革命主体性,而是左翼首先要抛弃民主的幻象。齐泽克其实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而是反对将民主看作是政治唯一的可能性。在这点上,他要挑战的是左翼完全不加反思地将民主普遍化,作为自己追求的唯一目标。齐泽克认为,不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纯形式”。民主概念本身没有一种内在的保证,使其自身就是一种好的值得追求的东西。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民主不直接是我们欲望的客体。和拉克劳看待资本主义的态度类似,在齐泽克看来,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和其他任何客体一样的特殊客体,被注入了各种各样的恋物癖形式和缺点。齐泽克认为这些恋物癖形式就表现在民主实践中的诸多弊病。其中之一,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不平等问题等等并不仅仅是民主试图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不断产生恰恰是民主的特点。


与此同时,作为客体的民主总是已经带有了一种本质幻象(fantasy),那就是民主可以带来一种彻底缝合的总体性,或者说一种纯粹民主的社会。对于齐泽克来说,民主作为一种普通的客体,无法被升华为“原物的尊严”,就必然会被享受(enjoyment)所污染而最终逐渐腐败。对此,齐泽克是这么论证的:“没有一个中立的‘原点’以供社会能被以一个整体来考量……而阶级斗争恰恰就是这一深不可测限度、分裂之名称,它既无法被客体化又处于社会总体之中,因为它自身就是阻止我们将一般性的社会思考为总体的那个限度。”(33)也就是说,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这一真实界恰恰是通过民主这个符号界中的客体来对社会施展自己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成为展示资本主义暴力和权力关系的一个窗口。故而,齐泽克反对的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反对将民主看作目标,而阶级斗争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民主并非神圣。因此,齐泽克认为左翼政治如果仅仅追求民主(比如拉克劳和墨菲),就好比刻舟求剑,反而放过了资本主义这个罪魁祸首。


五、结论:左翼民粹主义的可能性


拉克劳与齐泽克的对话,展现了当今左翼政治话语的两种类型,更是体现了当代激进左翼面对政治困境和机遇给出的不同的解决方案。齐泽克运用后结构主义话语来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辩护,而拉克劳同样采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来为一种激进民主取向的民粹主义政治辩护。在双方的论争中,理论和实践的张力也不断交织其中。这种张力也在现实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照应,分别勾勒出了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潜能和危机。


在现实中,左翼民粹主义作为政治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西班牙的Podemos(“我们能”)党、希腊的Syriza(激进左翼联盟)和M5s(意大利五星运动党)都发展迅速,并先后成功进入各自国内的执政联盟。然而如同所有民粹主义政党或者非民粹主义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一样,关键在于执政后如何进一步保持政治活力,推进左翼的目标。这里有正面例子就是西班牙的Podemos党,虽然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其在选举成功后会失去动力,(34)但他们非常忠实地践行了拉克劳和墨菲的提议,将反建制主义进行了下去,禁止前政府官员加入自己的党派,联合了环保主义者、反歧视、女性解放运动,并在疫情中反对排外主义,推行全民基础工资(UBI)。在其去中心化的政治结构中,使得灵活转换议题、不断重新政治化变得可能。


另一个例子则是希腊的Syriza,在希腊债务危机后上台,他们反对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反紧缩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但在IMF的施压下最终违背了希腊全民公投脱欧的结果,选择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妥协,留在了欧盟并接受了紧缩措施。在包括齐泽克的许多学者看来,这最终暴露左翼民粹主义无法提供对抗资本主义替代选项的后果,反而使其接受了右翼政府无法想象的妥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帮凶。也有学者认为Syriza的失败恰恰在于其太想模仿右翼,总以军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来吸引右翼的选民。(35)最终,希腊左翼激进联盟似乎和其他政党并无太大区别。


如果说拉克劳设想的左翼民粹主义是Podemos,那么齐泽克设想的左翼民粹主义就是Syriza。拉克劳提到的左翼民粹主义的优点在Podemos上多多少少都实现了,包括激活政治热情,结合各类已有社会斗争形成左翼身份,推进各类左翼政策。而齐泽克提出的左翼民粹主义的限度也在Syriza中有所体现,因为缺乏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替代选项,其在重压之下出现了身份危机,背叛了左翼的承诺。


如果我们把这些左翼民粹主义的不同可能性看作一个整体,如何评价这种政治实践就需要考虑其最终代价是什么?在拉克劳看来,左翼政治面临衰退,阶级斗争没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保证,欧美的左翼必须在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脆弱性的基础上思考革命策略。资本主义也并非某种统摄一切的逻辑,左翼的目标应通过“阵地战”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要做到这点只有放弃左翼的清高,通过构建“人民”来为左翼形成一种解放的主体性,以期其能够反抗体制、打破新自由主义霸权,最终深化民主革命。对于齐泽克来说,不打破资本主义本身就无法在政治上有实际的进展,左翼民粹主义也因此注定失败。左翼民粹主义反而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剩余,成为为新自由主义霸权提供合法性的补充。笔者认为,齐泽克的批评若想有效,只有在提出一种西方激进政治替代选项的前提下,才能作为对比,认为左翼民粹主义不可行。在这点上,齐泽克的解放政治的主体、形式和目标都存疑。所以缺乏替代选项的不是左翼民粹主义,而是齐泽克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导致他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他对左翼民粹主义的态度是“不彻底为其背书,但我们应该将其看作是某种处于实践目的的妥协。我们应该支持它(当其还在最好的时刻时,如Podemos这样),但不抱有任何幻想,知道它最终会失败并希望这一失败能够带来某些新的东西”。(36)反而对右翼民粹主义,特别是特朗普的两次大选都有所支持,认为其能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并且带来美国民主党的左移。这种对民粹主义的态度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有学者就批评齐泽克成为西方精英污名化民粹主义无意识的“帮凶”,而阻碍了左翼在面对正在坍塌的新自由主义现状中找到一条政治上的出路的可能性。(37)齐泽克似乎认为左翼应该等待右翼民粹主义打破新自由主义霸权,而左翼只需要坐享其成适时出现即可。但美国左翼兴起的(较为)激进政治力量如伯尼桑德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不也恰恰就是左翼民粹主义者吗?然而,即使接受了拉克劳的左翼民粹主义也不代表着西方左翼的任务就已经完成。接受左翼民粹主义其实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即要接受左翼身份永远是悬在空中的这一现实。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左翼政治的意义永远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左翼民粹主义其实包含的前提就是默认了左翼处于一种持久的身份危机之中。


最终来说,拉克劳和齐泽克这一争论内容非常丰富,其分歧既涉及对精神分析的否定的、批判的潜能的不同理解,也涉及对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不同理解。然而两人的争论其实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实难以改变、西方解放政治面临巨大困境情况下对政治策略的讨论。故而他们的理论都有片面性:拉克劳的激进民主理论和左翼民粹主义理论把自己的理论定位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民主政治的激进化,而齐泽克试图把左翼政治拉回到反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轨道上。两者片面性的差异在于,齐泽克没有回答革命的主体是谁,他只能含糊其词地说:我们就是我们要等的人。他也没有回答如何从现在到达共产主义的那个历史终点的问题,只是模棱两可地说:我们要像我们已经处在世界末日那样采取行动。而拉克劳的问题是,政治始终在途中,无论是激进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被理解为某种目标状态,也不存在着一种衡量解放的客观标准,民粹主义的确有力量但其前进方向难以把握:左翼是否会在民粹主义之火中反噬自己,其追求的始终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游戏。


注释:


①参见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田野、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欧洲研究》2019年第1期,史志钦:《民粹主义何以在欧美愈演愈烈》,《人民论坛》2016年第13期;吴茜、李小玲:《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与左派政治的挽歌——从桑德斯两次竞选败北说起》,《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7期。See R.A.Huber,C.H.Schimpf,"On the Distinct Effects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Populism on Democratic Quality,"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5.4(2017):146-165.E.Eklundh,Populism,Hegemony,and the Phantasmatic Sovereign:The Tie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Left-wing Populism:Podemos and the New Political Cycle(Palgrave Macmillan 2018):123-146.E.Mavrozacharakis,S.I.Tzagkarakis,D.Kotroyannos,"Mediterranean Left-wing Populism:The Case of SYRIZA," European Quarterly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Mentalities 6.2(2017):40-53.等等。


②Dan Hancox,"Why Ernesto Laclau Is the Intellectual Figurehead for Syriza and Podemos."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feb/09/ernesto-laclau-intellectual-figurehead-syriza-podemos,2015-2-09.


③Chantal Mouffe,For a Left Populism(London:Verso Books,2018).


④See Agustín  G,Briziarelli M.Left-wing Populism and the Assault on the Establishment//Podemos and the New Political Cycle.Palgrave Macmillan,2018:281-294.J.B.Judis,"Rethinking populism," Dissent 63.4(2016):116-122.A.Kioupkiolis,"Podemos:The Ambiguous Promises of Left-w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Spai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1.2(2016):99-120.Samuele Mazzolini,"Laclau and Populism:Is Constructing a 'People' a Viable Option for the Left?".https://www.academia.edu/17719403/Laclau_and_Populism_Is_Constructing_a_People_a_Viable_Option_for_the_Left,2015-9-18.


⑤Cas Mudde,"Why Copying the Populist Right Isn't Going to Save the Left."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9/may/14/why-copying-the-populist-right-isnt-going-to-save-the-left,2019-5-14.


⑥Carlos de h Torre,"Is Left Populism the Radical Democratic Answer?" Ir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7.1(2019):64-71.


⑦参见Benjamin Arditi,"Review Essay:Populism Is Hegemony Is Politics? On Ernesto Laclau's on Populist Reason," Constellations 17.3(2010):488-497.郑端:《以人民的名义——论拉克劳民粹主义理论的政治介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8年第2期;彭玉峰、汪行福:《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到〈民粹主义理性〉——论拉克劳思想的民粹主义转向及其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


⑧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67.


⑨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111.


⑩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169.


(11)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51-574.


(12)Diem25是由前希腊财政部长、左翼经济学家瓦鲁法克斯创办的跨国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试图以草根运动使得欧盟更加民主。齐泽克是此运动的顾问和发起者,并多次表示对这一运动的支持,认为其是“此时此刻,朝正确方向的正确一步”。参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XBKenA_d0o&ab_channel=DiEM25.


(13)Slavoj ,A Left that Dares to Speak Its Name:Untimely Interventions(Polity Press 2020) 67.


(14)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5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5页。


(16)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51-574,557.


(17)Slavoj ,"Schlagend,aber nicht Treffend!" Critical Inquiry 33.1(2006):185-211,198.


(18)Slavoj ,"Schlagend,aber nicht Treffend!" Critical Inquiry 33.1(2006):185-211,198-199.


(19)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57.


(20)Slavoj ,A Left that Dares to Speak Its Name:Untimely Interventions(Polity Press 2020) 65.


(21)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58.


(22)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58.


(23)Slavoj ,"Schlagend,aber nicht Treffend!"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197.


(24)Slavoj ,"Schlagend,aber nicht Treffend!" Critical Inquiry 33.1(2006):197.


(25)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238.


(26)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237.


(27)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238.


(28)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235.


(29)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232.


(30)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London:Verso,2005) 235-236.


(31)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66.


(32)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32.3(2006):566.


(33)Slavoj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Second Edition,Radical Thinkers(New York:Verso,2008) 125.


(34)参见Gillespie R.Spain,"The Forward March of Podemos Halted?"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2.4(2017):537-544.J.Zarzalejos,"populism in Spain:An Analysis of Podemos," European View 15.2(2016):183-191.


(35)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jul/08/syriza-demise-greece-alexis-tsipras.


(36)Slavoj ,A Left that Dares to Speak Its Name:Untimely Interventions(Polity Press,2020) 67.


(37)G.Venizelos,A.Galanopoulos,T.Z.de Barros,"Is there a Leftwing Anti-populism? Meet Slavo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udies 13.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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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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