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什么是系谱学

——福柯政治哲学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9-05-19 23: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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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  

   内容提要:在当代社会中,福柯是最为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福柯的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交汇于他的系谱学之中。福柯的系谱学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权力、知识和身体。这样,系谱学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基本论题:一个论题探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这也被称为“真理政治学”;一个论题探讨权力与身体的关系,这也被称为“生物政治学”。虽然福柯的系谱学始终关注的是权力,但是他只提供了一种关于权力的分析,而没有提出反抗权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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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一个是政治哲学的突然崛起,另外一个是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就历史而言,这两个事件具有不同的源流:前者肇始于美国,然后推及世界;后者发生于法国,随后传播到全球。就逻辑而言,这两个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政治哲学的焦点是正义,其性质属于实践哲学或者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后现代主义的焦点是话语或知识,其性质属于理论哲学或者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哲学,而且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也都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政治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是重合的。这种重合不仅是指某些政治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而且更是指某些后现代主义具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这种重合的例子最典型地体现在福柯(Michel Foucault)身上。福柯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者,而且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虽然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就以“知识考古学”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名扬天下的则是“系谱学”。福柯的系谱学由三个基本维度构成:一个中心,即权力;两个基本点,即知识和身体。这样他的系谱学就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基本论题:一个论题探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这也被称为“真理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一个论题探讨权力与身体的关系,这也被称为“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质言之,福柯的系谱学就是他的政治哲学。

  

   一、真理政治学

  

   系谱学探讨的一个基本论题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知识的态度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全面的和总体的理论已经不合潮流,局部的和无中心的理论开始成为时尚。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不再是研究的有力工具,而变为障碍。第二,这种重视局部的思想方式已经压倒了传统的认识论主义,现在重要的东西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不是知识,而是现实。

   伴随着这些变化,原有的正统知识等级体系出现了松动。在正统的知识体系中,全部知识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楷模。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知识是不完备的、有局限的和不合格的。它们不仅比科学低劣,而且也被迫向科学看齐。但是现在,这些人文知识开始抗争,要求在知识体系中占有合法的一席之地。福柯的系谱学正是站在这些“不合格”知识的立场上,批评科学的霸权主义,反对以科学为楷模的知识等级体系,试图将这些原先低人一等的知识从科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系谱学与科学不同。科学在知识中关心的是真理,并且以揭示真理为己任。系谱学在知识中关心的是权力,并且努力提供一种权力分析。但是,福柯的系谱学与传统的政治学也不同,尽管两者的主题都是权力。对于西方正统的政治学,权力主要是合法性问题,例如,在中世纪,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国王的王权,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的主权。这种正统政治学的权力观念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是否拥有合法的权力进行统治,另一个方面是被统治者是否有义务服从统治者的权力。福柯反对从合法性探讨权力,而主张从压制和约束的角度看待权力。福柯试图表明权力是一种“约束技术”,而它作为一种“技术”同知识或真理紧密相关。

   如果西方正统的政治学和福柯的系谱学所研究的都是权力,那么两者有何区别?一般而言,这种区别也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具体来说,系谱学在研究权力时,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显然是后现代主义的。①

   第一,福柯认为,关于研究权力,重要的问题不存在于权力中枢(中央),而存在于权力的终端、末梢和最终目的地,即权力之局部的、基层的形式和机构。对于系谱学,重要的事情不是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而是权力在微观形式上的运行。不要把权力看作某种东西,因为权力的存在就在于它的运作。权力的运作在时空关系上是局部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性质上是流动变化的。系谱学的目的就是识别、分离并且分析这种权力运作的政治技术及其网络形式。

   第二,福柯认为,权力分析不应该在意识或意图的层面上进行,不应该从内在的观点来思考权力,也不应试图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谁拥有权力?他的目的是什么?相反,关于权力分析,应该注意的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它的实际运作和运作的结果,从而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权力是如何表现为压制的?人们是如何服从统治的?权力在微观层次上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个问题上,福柯的核心思想是:权力是有意图(目的)的,但不是主观(主体)的。权力是有意图的,这体现为政治行为的计算、协调和决定等。但是,权力不是主观的,不存在任何背后的动机之中,权力也不属于任何主体。福柯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没有主体的权力”,而“没有主体的权力”表达了后现代主义关于微观权力和权力网络的一种深刻洞见。

   第三,福柯提出,不要将权力看作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而应该把权力视为一种流通的东西,一种以连锁形式发挥功能的东西。权力不存在于任何人的手里,而是通过网络组织被使用和实行。传统的政治学主张个人拥有权力,并将权力看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但是按照系谱学,个人是权力的后果,不仅权力构造出个人,而且个人也是权力的工具。福柯承认权力同统治有关,也不否认阶级统治是一种现实,但他认为统治不是权力的本质,把人们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于权力分析也没有重要意义,因为所有人(包括统治者本身)都是权力的工具。

   第四,福柯提出,权力分析不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不是从中心点开始推演权力,以求发现权力渗入基层的范围和再生产自身的程度,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分析,它从最细微的机制开始探索它们如何拓展、转变、更换和扩张为更普遍的机制。因此,对于探讨权力如何发挥其功能的机制,真正需要的是历史性的东西,从最底层开始的东西。这里需要注意,福柯在“自下而上”中强调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分析权力的思路。人们的思路一旦转向微观权力,那么重要的东西便不是主权或合法性(谁拥有权力),而是权力的技术(权力如何运作)。

   第五,虽然福柯承认权力同知识或观念相关,但他认为权力不是意识形态的。福柯反对把权力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认为,权力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权力运行需要“观察方法”“记录技术”“调查程序”以及“控制装置”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权力所涉及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这里福柯意在反对传统政治学,因为这种政治学关心主体、阶级、利益和意图,而意识形态是这些东西在观念层面上的表达。

   由此可见,福柯的权力观同正统观点是直接对立的。正统的权力观把权力理解为法律的主权,而法律的主权则与国家机构相关。这种正统的权力观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确立的,它被用来为王权辩护,就此而言,它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当然,正统权力观也可以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为现代的议会民主提供支持。但福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毕竟不同于封建社会,在它内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即“约束权力”,而用正统的政治学理论是无法解释这种新型权力的。这样福柯实际上主张,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套权力机制,一种是法律—主权的权力,另外一种是“约束权力”,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互还原。法律—主权的权力的基础是权利(合法性),“约束权力”的基础是知识。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对“约束权力”的分析,在这种意义上,它也被称为“知识政治学”。

   福柯的政治哲学无论是被称为“生物政治学”和“真理政治学”,还是“身体政治学”和“知识政治学”,其实质都是为了表明它是一种“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是相对于“宏观政治学”而言的,而福柯反对的“宏观政治学”主要有三种,即资产阶级的正统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针对这些“宏观政治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正统政治学,福柯提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既不是围绕主权问题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围绕法律和禁令问题建立起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砍掉国王的脑袋:这正是政治理论中还有待于去做的事情。”②

   福柯的政治哲学试图用“微观权力”或“约束权力”去对抗“宏观权力”或“主权权力”,但是我们知道,“宏观权力”一般来说远比“微观权力”重要。这样我们需要追问,福柯用“微观权力”反对“宏观权力”的理由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往往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从实践角度讲,讨论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抗权力。福柯认为,就反抗权力而言,宏观权力并不重要。他以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例,来说明宏观权力的局限性。首先,革命运动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必须组织成为政党,而这些机构具有同国家一样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机制。其次,革命能削弱国家机构,但无法消灭国家机构,作为权力机制的国家机构在任何革命之后都会保留下来。最后,为了使国家机构正常运转,革命者必须求助于技术人员和专家,必须求助于资产阶级。③福柯以此表明,只要在基层、局部或微观层面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任何宏观的变化都不是真正的变化,也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

   启蒙以来,真理一直被认为是普遍的、客观的和纯粹的。尼采第一个提出了与启蒙针锋相对的主张:没有普遍的真理,真理总是某些人的真理,真理既不客观也不纯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福柯的系谱学继承了尼采的衣钵,并且加以发扬光大。无论是按照尼采的系谱学还是福柯的系谱学,在谈到真理的时候,都会首先问一个关键问题:谁的真理?

   福柯认为,没有客观的和纯粹的真理,因为真理不在权力的外面,而处于权力之中。真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事物,它同权力相互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真理是一种制度。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制度,都有关于真理的普通政治学:“它接受其为真理并使其发挥真理功能的话语形式;能够使一个人区别真假陈述的机制和步骤;每一种真理被认可的方法;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负责说出什么被当作真理的那些人的地位。”④

福柯试图通过他的真理政治学来倒转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政治学认为,权力与知识是不同的东西,权力追求利益,知识追求真理。即使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这种关联也是外在的,即像培根所说的那样,知识能够产生出力量(权力)。相反,福柯的真理政治学主张,权力和真理的关系是内在的,两者密不可分。一方面,权力在知识层面同利益层面一样会产生出后果,即权力产生出真理的效果。另一方面,真理以权力的形式发挥其功能,并且传播权力的影响,即真理产生出权力的效果。没有知识,权力无法运作;没有真理,权力无法实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为了实行权力,我们必须谈论真理、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揭露真理,我们必须像生产财富一样去生产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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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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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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