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什么的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5 次 更新时间:2019-08-06 0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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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  

   内容提要:当代关于自由的争论都是围绕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的。这种争论使自由理论处于一种两难处境:如果按照消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纯形式的,它对很多人来说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如果按照积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纳入自由之内,从而自由随着人的能力而变化,那么这种自由观念又明显是不正确的。这种困境促使一些哲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念,以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本文主张换一种思路,不再考虑“什么是自由”,而是思考“什么的自由”。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发现有四种自由,即本体论的自由、道德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

  

   关 键 词: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  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

  

   在当代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比自由更为重要。在关于自由的当代讨论中,没有任何文献比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更有影响。自伯林1958年发表这篇文章以来,关于自由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展开的,并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阵营由自由主义者构成,他们一般都是消极自由的支持者,并且对积极自由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对立的阵营则属于积极自由的支持者,他们通常也是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除了这两个阵营的对峙之外,还有一些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阐发出第三种自由观念。本文将论证,无论是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的支持者,还是第三种自由的倡导者,都不能解决关于自由的这场争议。因为他们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应该追问“什么是自由”,而应该追问“什么的自由”。

  

   一、两种自由观念

  

   实事求是地说,伯林把自由区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这是极富洞察力的,尽管它不完全是原创的。①这种区分是明确的,所谓消极的自由,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受别人干涉的领域是什么?”所谓积极的自由,回答的问题是“谁应该统治我?”这种区分也是模糊的,因为伯林有时把消极自由简略地表述为“免于什么的自由”(free from),把积极自由表述为“去做什么的自由”(free to),而且这种简略的表达方式更广为人知和更加流行,这样它就掩盖了两种自由概念所包含的复杂内容。

   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是指没有干涉,即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干涉,他就是自由的。就此而言,自由意味着没有障碍,意味着存在一个领域,人们能够在其中不受阻碍地行动。如果别人阻止某个人做他本来能够做的事情,那么他就是不自由的。(参见伯林,第189页)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与通常不被看作自由主义者的霍布斯也是一致的。而且,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也大都接受了消极自由的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自由主义的自由意味着没有干涉。

   对于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自由与人的能力无关。伯林有时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概括为“免于什么”与“去做什么”,就是为了强调不能把做事情的能力包含在消极自由的观念之中。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如果你被阻止去某个地方旅行(如巴黎),那么你可以说自己缺乏自由。但是,如果你因没有足够的钱而不能去这个地方旅行,那么你就不能说自己缺乏自由。伯林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左翼人士一直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纯粹形式的,即这种自由只对富裕阶层的人们才有意义。伯林把自由与能力分开,这是为了证明:如果你因客观障碍(如体力、智力或者资源)而不能去做某种事情,那么这不意味着你没有自由;只有当你因主观障碍(如别人的故意干涉)而不能去做某种事情时,这才意味着你没有自由。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把自由与能力区分开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伯林的上述观点为这种区分提供了肯定的论证,那么他所谓“退居内在城堡”的说法则提供了否定的论证。(同上,第204-210页)这种论证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很多欲望,但是只能实现其中一些;一个人欲望越多,他没有能力实现的东西也就越多;如果这个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就会减少他的欲望,以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如果自由包含去做事情的能力,那么这意味着对于一个理性的人,他只要通过缩减他的欲望,他就会获得自由;如果他像某种佛教说的那样完全弃绝自己的欲望,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但是,对于伯林来说,这种欲望的减少甚至弃绝,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自由的反面。这也表明,人们为什么不能把做事的能力包含在消极自由的观念之内,否则他们单靠减少欲望就可以获得自由。

   伯林把自由区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两种自由观念所追问的问题是不同的:消极自由关心的问题是“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而积极自由关心的问题则是“谁统治我”。虽然这两个问题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伯林认为后者有可能把人类引向歧途。要理解这种引向歧途的可能性,就要理解积极自由观念的意义。引起麻烦的地方在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观念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伯林关于积极自由的论述,那么可以区别出它有三种含义。

   积极自由的第一种含义是,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如果积极自由观念所回答的问题是“谁统治我”,那么这种含义意味着“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由自己来决定如何生活,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自己行动的根源,而不是被别人强迫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引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由别人来指导。简言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同上,第200页)如果我能够确实感知到我是在自己决定自己,那么我就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我并没有真正自己决定自己,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当然,我要真正地自己决定自己,这需要某些条件,即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第一种含义的积极自由包含了做事的能力。

   积极自由的第二种含义是,我是自己的主人,这是指理性而非欲望在统治我。如果积极自由意味着“我统治我”,那么这个统治我的“我”是指理性而非欲望。这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之关键在于高级自我与低级自我的区分。如果自由意味着我的行为是由我自己支配的,那么这有可能是由我的欲望支配的。但是,如果我是由欲望支配的,那么我就不能说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欲望的奴隶。只有由理性来支配欲望,或者说高级的自我来支配低级的自我,我才能够说是自由的。也就是说,高级的、理性的自我代表了真正的我。这种观点可以有更大的扩展,即真正的“我”不是个体,而是某个群体(阶级、种族或民族)、社会或者国家。正如理性作为真正的自我可以把意志强加给欲望一样,阶级或民族、国家或社会作为“真正的自我”也可以把意志强加给每个人,并且以这种名义来压制人们。(参见伯林,第201-203页)显然,这种含义的积极自由可能会把人们引向歧途。伯林也正是从这种含义的自由观念里引出专制主义,从而促使他对积极自由持一种拒斥的态度。

   积极自由的第三种含义是,这个统治者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我们”。从第二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中,我们就能够看出自由的主体能够轻松地从个人扩展到群体。对于群体来说,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体的承认要求,即人们作为群体(阶级、种族或民族)的成员要求得到承认,而这种承认意味着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同上,第229-230页)另一方面是群体的政治行动,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并共同地做出政治决定,这就是民主或者人民主权。(同上,第235页)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我们使用贡斯当的区分更为合适。他把自由区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参见贡斯当,第46-47页)“现代人的自由”是指个人拥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这相当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是指人们以集体方式直接行使主权的行为,这相当于伯林所说的第三种含义的“积极自由”。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现代人的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个人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与第三种含义的“积极自由”属于集体自由。

  

   二、自由观念的困境

  

   两种自由观念之区分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是由积极自由引起的。自由主义者拒斥积极自由的观念,而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大都坚持积极自由是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需要对积极自由的观念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自由主义拒斥积极自由,主要出于两种理由。一种理由涉及到能力问题,因为消极自由实质上是要求不做什么,而积极自由则是要做什么,这样它会涉及做事情的能力。但是在伯林看来,能力与自由是无关的,否则就会发生退却到“内在城堡”的问题。(参见伯林,第209-210页)另外一种理由涉及专制主义,而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普遍理性的积极自由会控制个人的激情或欲望,用集体意志来压制和统治个人意志。另外一方面,积极自由会表现为民主政治,而自密尔以来,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最大担心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最为珍视的消极自由必然会受到摧毁,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犯。总而言之,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相容的,是相互冲突的,前者会侵犯后者的领域,会干涉个人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这意味着积极自由的观念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积极自由要求人们不仅具有自由权利,而且也要求人们具有做事的自由能力;第二,积极自由的观念体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理想,而这种理性主义理想会导向专制主义。我们下面先讨论专制主义,然后再更深入地分析能力问题。

   自由主义反对积极自由,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会导致专制主义。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积极自由的观念有三种含义:第一,自由意味着我是自主的;第二,自由意味着实现理性的统治;第三,自由意味着实行民主。自由主义者拒斥整个积极自由观念,而非仅仅反对它的某种含义(如第二种含义),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积极自由的三种含义之间存在逻辑联系。

   这种逻辑联系是这样的。积极自由首先意味着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控制自己、引导自己并且自己做出决定。但是,如果我是由欲望或冲动支配的,那么我能够说是自己的主人吗?这种由激情支配的我能把自己引向幸福的未来吗?我是自己的主人,这能否意味着我可以不按法则行事?我们对这些问题认真思考之后,就会做出否定的回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做自己的真正主人,那么我们必须用理性来支配欲望或冲动,我们必须用理智抑制自己的激情,我们必须按照法则行事。这样我们就从第一种含义的积极自由转化为第二种含义的积极自由,即理性的统治。理性与欲望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它是普遍的。特别是对于德国唯心主义来说,理性是普遍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性与所有人的理性是一样的。这种普遍的理性揭示普遍的法则,而我们按照法则行事,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它也会把我们引向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自由的未来王国。这样我们就从第二种含义的积极自由转化为第三种含义的积极自由,即民主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论是作为理性的统治还是民主政治,积极自由都会侵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都会导致专制主义或多数人的暴政,在这种意义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相容的。

这种专制主义的批评依赖于积极自由三种含义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依赖于这样的假设:第一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会导致第二种含义的积极自由,第二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会导致第三种含义的积极自由。这种假设的实质是,“理性专制主义”与“多数人的暴政”内在于积极自由的第一种含义之中,即内在于“我是自己的主人”之中。这种假设是成问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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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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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第2018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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