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 王丹: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9-03-25 23: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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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敬忠   王丹  

  

   [摘要]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分析严格遵循经济学学科的分析范式,将农民界定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将农业视为可以从生产要素角度进行拆解的经济部门。该视角坚信,农业的发展即是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致力于减少资源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在农地要素方面,产权变革与市场流转是该视角关注的重点。虽然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的农政变迁历程,但学术界对其质疑始终存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要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出发,建立解释自身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农政问题;农政变迁;国家发展

  

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被合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政策文件、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流行术语。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确定。在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向一直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和农民所呈现出来的“问题”领域常常十分迥异。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三农问题”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叶敬忠2018)。而在国际学术传统中,与中国的“三农问题”概念本可建立直接对话的一个常用概念是“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农政问题”由考茨基1899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Kautsky,1988),并将其作为其重要著作的书名——《农政问题》。此外,列宁1899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亚诺夫1923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也是研究农政问题的经典之作。从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之作开始,国际学术界围绕“农政问题”这一概念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学术成果。

  

   对“农政问题”的学术脉络进行知识考古可以发现,农政(agrarian)概念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而农政问题则可界定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发生哪些转型以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与“三农问题”概念相比,“农政问题”概念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框架,扩展了“三农”研究的视野,构成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四维一体。与农政问题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分别是农政转型(Agrarian Transition)和农政变迁(Agrarian Change)。前者是指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转型过程,后者则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尤其关注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

  

   在百余年围绕“农政问题”的知识传统和理论脉络中,农政转型和农政变迁一直是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已形成五大经典理论视角和框架,即马克思主义、恰亚诺夫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基于此五大理论框架的农政研究成果是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基础,需要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考察的是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二、理论溯源: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农业相关问题的分析本质上属于经济学学科领域的范畴。经济学对农业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诞生于18世纪中期的重农学派,该学派认为,与工业、贸易和各种职业相比,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因为它“生产了剩余,生产了超过资源耗费的价值的净产品”(斯坦利?L.布鲁等,2008:27-29)。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也是之后诸多经济学家攻击该学派的主要切入点。1776年《国富论》出版,在该著作中,亚当·斯密(2017:645)将重农学派的上述信条称为“这种学说最大的谬误”。自此之后,经济学发展流派中鲜有对农业进行特别关注的。直至20世纪中期,以“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核心关切点的发展经济学开始兴起(张培刚,2001:3),农业作为一个能够促进工业化的经济部门重新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目光。李桂娥(2013:25-27)、郭熙保(1995:3-5)等的研究呈现了此阶段农业在经济学领域内地位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唯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取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消极的,农业的发展几乎完全被忽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家对农业态度的典型体现,在该模型中,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在于其能够为工业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农业被消极对待的倾向开始发生转变,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发展了二元经济模型,强调工业和农业可以实现平衡增长,农业不仅能够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还可以提供农业剩余,在此基础上,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逐渐被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经济学家开始重估农业的作用。舒尔茨(2013:150)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并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假设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民主题,指出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来提高传统农业生产的效率。舒尔茨的研究对以经济学视角分析农业、农民问题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农业发展本身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且经济学对农业相关主题的研究不断增加(郭熙保,1995:6-10),在农村就业、乡城人口流动、粮食政策、农业可持续增长、农地制度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经济学自身也经历着流派分支的发展与理论体系的演变。农业正式被视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新古典经经济学的复兴时期,该阶段的农政研究成果大多有较为明显的新古典经济学倾向。新古典经济学以稀缺性和人之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基点,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够实现社会的优化与均衡。它重点研究消费、分配、价格、市场机制等微观经济理论,主张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实证研究(崔绍忠,201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支在20世纪70—90年代逐渐形成并走向盛行,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尝试对主体面临的特定环境约束和主体拥有的特定环境信息等方面进行修正,致力于将微观经济理论一般化(卢现祥,2004)。通过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组织等概念的提出,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以制度的视角探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议题,从而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对宏观问题关注的不足。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也以“有限理性”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欧阳日辉、徐光东,2004)。不过,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保持了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竞争的核心地位以及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道格拉斯?诺斯,2002)。

  

   发展至今,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分支,与农政问题相关的理论脉络也逐渐显现。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研究论断在当前学术界占据重要位置,与其他学科视角形成了张力和对话。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理性个体,因此,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研究的切入点也是作为理性个体的农民。

  

三、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个别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基础之上,这种分析以“理性经济行为”的公理性假设为前提。在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理性经济行为假设是指最大化行为假设,即在一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人们选取能够给其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一个,这一最大化选择过程包含着人们对各种方案的比较。概言之,理性假设指的是人们总是选择最能为其带来最大利益的可行方案,而在对各种选择进行比较时并不发生自相矛盾。个人行为最大化的目的就是消费满足,即所谓的效用(樊纲,2015:24-25)。反映在对农民的研究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农民视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在此方面,舒尔茨的研究与论述极具代表性,他主张摆脱当时盛行的从文化视角分析农民的路径,提出从经济要素的角度理解农民,农民表现出来的“游手好闲”、“缺乏节约品德”、“不够勤劳”等特质实际上是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结果,“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的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非常低”(西奥多?W.舒尔茨,2013:25)。而均衡且有效率的传统农业正是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体现(西奥多?W.舒尔茨,2013:151)。

  

   舒尔茨将农民界定为追求效率最优的理性个体的观点,在迈克尔?利普顿 (Michael Lipton)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的发展,虽然利普顿质疑舒尔茨提出的传统农业均衡且有效率的假设,但在对农民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观点上,二者是一致的(Lipton,1968)。另一位将农民界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重要学者是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他提出一种强调个体决策与策略互动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理性意味着个体能够根据其倾向与财富做出决策,并预测该决定带来的后果;农民是理性的个体,他们会考虑风险投资,且只要存在经济上的差异与分层,农民就有改善自身经济水平的动机(Popkin,1979:18)。不过,在波普金(1979:31)那里,个体理性的发挥被加诸了一些限定因素,他明确提出个体理性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农民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考虑自己,也会考虑到家庭、朋友和村庄。

  

舒尔茨、利普顿和波普金关于农民理性的论述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农民研究的主要观点。然而,这一假设自盛行之初就遭到了其他学派的批判,波普金关于农民理性受到一些约束性条件的阐释,也主要是为了回应来自其他学派——尤其是“道义经济”学派的挑战。在波普金与斯科特之间形成的“理性小农”与“道义经济”的争论成为农民研究的经典论题(郭于华.,2002)。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理性小农的观点被不断加上各种限定因素,以形成对现实的更大解释力。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2006:83)总结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农民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三个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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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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