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聪志 叶敬忠:小农户生产的现代性消费遭遇——基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观察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0-12-06 00:26:49

进入专题: 现代性消费   消费扶贫   巢状市场   小农生产  

贺聪志   叶敬忠  

   【内容提要】 消费扶贫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家庭经营的贫困小农户很难被直接纳入。基于在河北省柳村开展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本研究呈现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消费扶贫的微观组织过程。研究发现,当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城市消费直接遭遇时,在食物的标准与文化、便利性、供需平衡、互动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连续性,导致消费扶贫在开展和持续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些不连续性不仅折射出全球性食物体系与地方性食物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也表征了被建构的城市现代性消费与快速变迁的乡村小农生产之间的某些断裂。为此,本文建议消费扶贫应创新纳入贫困小农户直接参与的方式,在技术、市场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配套措施和支持。

   【关键词】 消费扶贫,巢状市场,小农生产,城乡联结

   一、引言

   近来,消费扶贫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2018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9号),正式将消费扶贫置于政策高度。自政策提出以来,各地已涌现出多元化的创新实践,构建了综合线上线下功能的消费扶贫平台,实现了对消费扶贫强大的社会动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消费扶贫带动的扶贫产品销售已突破1000亿元①,所释放的巨大扶贫潜力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创造对穷人有利的市场,是农村减贫的一个重要策略(Akram-Lodhi, 2017:303)。消费扶贫政策的出台代表着国家贫困治理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主要抓生产扶贫,到介入流通领域,开始重视市场在减贫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可能产生的分配性效果。消费扶贫正是试图运用干预手段,为贫困人口构建融合市场和道义基础,更具包容性的市场体系,让市场更好地服务社会。这项政策对于帮助化解产业扶贫风险、精准帮扶贫困人口增收和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家持续释放政策和市场红利,但消费扶贫在实践操作中,大量动员起来的资源被导向带贫企业,而很多自主经营的贫困小农户(包括带贫合作社)被排斥在外。同时,很多措施虽然可以短期见效,但很难保障持久、稳定的扶贫效果,也容易引发诸多问题。例如,在消费端,情怀和公益不能长久,很多实践常常只是完成任务式的一次性行为,甚至成为“变相摊派”“强求消费”;在生产端,企业捆绑贫困户的扶贫方式若缺乏灵活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则容易使消费扶贫异化为“消费扶企”“消费扶商”,而真正贫困的群体受益微薄②。

   为什么消费扶贫在实践中往往直接“扶”企、“扶”商(带贫主体③),而很难直接“扶”小农户?为什么产消衔接难以长期持续?对此,人们普遍认为是缘于小农及小农农业特性而造成的组织挑战,如“小农户的产品样多、量少”,“小农户太分散、不好组织”等,这样,小农户身份便成为一种排斥的维度。其实,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在很多地方实践中,互联网平台、合作互助、“地产地消”、下沉到乡村的物流体系等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应用,在回应这些问题和挑战方面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

   笔者在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展十年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正是针对小农户生产的消费扶贫探索。试验发现,这类消费扶贫的困境和挑战在于小农户和城市现代消费者的衔接上。双方互动过程中常常出现的诸多不连续性是小农户和城市消费者的对接很难开展,信任很难建立,实践很难持续的主要原因。

   本文基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通过对该试验的日常组织和互动过程的微观研究,呈现小农户生产和城市现代消费遭遇时所存在的种种不连续性与断裂以及回应的过程,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借此思考当下如何推动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消费扶贫,建立更稳定、长效的生产-消费关系。基于该试验已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叶敬忠、贺聪志,2019),在结尾部分简要指出城乡联结过程中出现的不连续性问题。本文为续篇,将重点对这一不连续性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本文的研究是一项行动研究,笔者长期跟踪观察和参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全过程。本文采用发展社会学的行动者视角(Long,2001),分析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中多元主体在微观层面的互动过程,揭示其中的不连续性。行动者视角强调将不同行动者及其实践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关注不同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双向互构。该视角对行动者能动性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农民在艰难境况中的适应性、建构性,进而为小农户的多元存续提供想象空间。

   二、“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及进展回顾

   (一)基于小规模农民和农业的替代性农业实践和市场形式的兴起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小农户和小农农业的存在意义和未来命运这一经典农政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处于宏大社会变迁中的小农受到高度关注。经典现代化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流发展经济学将小农视为变迁的阻碍,是应该消亡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范德普勒格,2013:2,20)。现存的小农和小农农业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类别,将伴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而最终消亡;小农经济将被更有效率,更具优越性的,由企业雇主和农业雇工组成的农业经济体系替代。这种转型被视为进步的、自然的过程(Bernstein, 1977;王道勇,2009;黄宗智,2020)。这种认识论进一步转化为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去小农化”的发展方向(Araghi, 1995)。它同样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忽视、边缘化,甚至排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和扶贫战略主要以产业化发展、产业扶贫为主导,是这种认识论的外在体现。产业扶贫范式常常以“小农能力不足”为前提假设和基础逻辑,旨在以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模式来改造传统小农,用规模经济来提高效率和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解决农村的落后与贫穷问题。具体措施包括重点推进规模化的“龙头企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将贫困小农户整合进来,依托它们带动脱贫(汪三贵等,2017;吴重庆、张慧鹏,2019;黄宗智,2020)。在过去的发展和扶贫实践中,大量的政策和扶贫资源瞄准并投向规模化产业及其经营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对小农户的自主经营发展缺少扶持。不可否认,产业扶贫产生了巨大的减贫效益,然而在实践中也常常遇到一些瓶颈和困难。例如,“产业发展的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常常与贫困小农户生产性资源的分散性、微型性和多样性相矛盾”(叶敬忠、贺聪志,2019)。很多地方或难以建立起产业,或即使建立起来,贫困小农户也很难被实际纳入生产经营环节,只能以资产收益等方式被带动。此外,产业扶贫在落地和实践的过程中,频频出现产品滞销和价跌现象,同时很多贫困小农户在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分配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甚至出现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去能化”④。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减贫效果,也常常使产业不可持续(黄承伟等,2017;林万龙等,2018)。而对于当下大部分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小农户来说,他们或完全被排斥在“高附加值、劳动与现代投入(‘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之外(黄宗智,2020),或只作为雇工或廉价原材料的提供者,被整合进高度商品化的产业链和主流大市场之中。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农业与食物领域正越来越被各种“食物帝国”和其他大中间商所控制(帕特尔,2008:9)。伴随企业和金融力量日趋垄断和集中化,市场生态对很多小农户愈加不利。这个过程不仅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和依附性境地,同时也使其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频遭破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对主流发展范式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和生态后果的反思,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种反向的话语和实践探索,以使发展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探索尝试重构生产-消费体系和地方治理机制,以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实践来创造一种“替代性经济”(Harvey, 2007:235),借此拓展小农户的自主性和生计空间。这个过程生发出了各种新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出现了基于小农户和小规模生产的有机农业、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多功能农业、农夫市集、生态餐厅、农民/消费者生态产品合作社、食物枢纽(food hubs)、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s)等各种新型农业实践和市场形式。2010年,这样的实践和探索在国内开始兴起。它们源自乡村或城市的动员,有的由社会群体驱动,有的由制度体系内部推动(如巴西、欧盟的一些新政策议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和引导了一场重拾小农身份的“再小农化”过程,并从针对生态问题和纯粹市场伦理的道义回应,逐渐向文化和更深层次的变革发展,改变着“发展”被定义和实践的方式(Carolan, 2016:296)。在学理层面,伴随工业化农业的深化和各种替代性路径的兴起,包括实体主义、后结构/现代主义在内的一些理论视角开始“重新发现”并肯定小农、当地人的智慧和实践价值。持这些理论视角的学者对过往的一些线性观点(如进步和农业现代化只有单一标准,小农只有单一类别,小农的演变只有单一轨迹)提出了质疑。他们倡导超越过往的传统理解,重新思考和定义农业与农村的发展,重新审视和评估21世纪的小农和小农农业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其文化性、社会性、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性、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韧性等,为小农和小农农业未来多元化的存在留出空间(Altieri et al.,2012;van der Ploeg,2015;Friedmann,2016)。各种替代性农业实践和市场形式的兴起,被视为“新小农阶级”“新型小农经济”和“新农村发展范式”的表征(范德普勒格,2013;Schneider & Gazolla, 2015;文图拉,2016;黄宗智,2020)。

   (二)巢状市场的概念与方法

   为回应工业化农业和全球性商品大市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际上越来越形成了这样一种认同,即建立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从关系和互动的角度切入,重构小农与市场的联结,构建更多样化的,对小农户更具包容性的市场渠道(Schneider et al., 2016)。同时,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即很多农民以其所嵌入的文化和地域特色为策略,发展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差异化的新产品和服务,在农耕之外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他们与寻求更健康食物的城市消费者合作,建立起直接联结,从而在主流大市场所定义的范式和规则之外,构建新的市场形式。这种生发于农业调整和流通方式的革新过程,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接对接的、实名的、有相对固定的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的“另一种市场”,被称作“巢状市场”(叶敬忠、贺聪志,2019 ;van der Ploeg et al., 2010)。

围绕这种新的市场流通和分配形式及其所创造的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巢状市场代表着一种“旁路”(by-pass)(van der Ploeg et al., 2012),其构建的目标是打破主流无限市场中食物帝国等中间环节的控制,绕过主流商品市场通道,“重新联结被区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被割裂的社会与生态关系,创造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拥有、合作互惠的地方性市场”;其核心是重建市场嵌入社会的特征,并通过市场来重建社会信任和共享价值。巢状市场象征着产品、服务、货币和信息等新的流动形式。与人们习以为常的主流大市场相比,巢状市场是在哲学基础、价值伦理、逻辑过程和运行规则等方面十分不同的另一种结构(van der Ploeg, 2015;叶敬忠、贺聪志,2019)。在主流市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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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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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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