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 汪淳玉 叶敬忠:资本下乡与隐蔽的水权流动——以广西大规模甘蔗种植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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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   汪淳玉   叶敬忠  

   【内容提要】 针对资本下乡现象,学界侧重于考察土地流转所带来的人地关系变迁,对土地流转背后较具隐蔽性的人水关系变迁关注不足。农业资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更为青睐有水源保障的土地,其作为新的用水主体进而也重组了村庄既有的水分配格局,促使水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发生流动。本文以广西大规模甘蔗种植为例,揭示了农业公司在甘蔗种植过程中的用水策略和逻辑,认为农业公司的出现挤压了当地农户的水资源获取空间,并以威胁当地生态环境安全、村民利益及社区发展为代价满足自身盈利和增殖的需求。在资本下乡热的背景下,普通农户的水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此外,农业扶持政策和补贴分配不能仅以经济效益和规模效应最大化为中心,资本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对水资源的需求和使用方式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该纳入政策设计和决策过程中。

   【关键词】 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水权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量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并从事农业生产,被学界称为“资本下乡”。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本在村庄的出现不仅改写了人地关系,也重塑了人水关系。资本下乡现象虽然已经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焦点主要是“人地关系”变迁,对土地流转背后较具隐蔽性的“人水关系”讨论不足。

   关于资本下乡所带来的人地关系变迁,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下乡的动力机制。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自上而下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预期的政府强制力,在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体现为“政治任务”或者“政绩”;二是自下而上源自资本自身的积累动力(王海娟,2015;严海蓉、陈义媛,2015;曾红萍,2015)。第二,资本在土地流转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和运作机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资本倾向于利用村级组织力量以及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来实现对土地的获取(冯小,2014);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农作物种植环节风险大且利润低,资本为了保证盈利空间对生产组织形式和产业链进行了重构,例如资本在逃离种植环节的同时,将家庭农业整合入产业链,或者进入销售环节,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控制以获取利润(陈靖,2013;陈义媛,2014)。第三,资本下乡对村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这主要存在积极派和批判派两类观点。积极派认为村社自主性作为村庄的保护机制可以对资本进行制衡(陈靖,2013;陆文荣、卢汉龙,2013)。批判派认为应该对资本进行节制,因为资本下乡改变了地方阶层结构并加速了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谢小芹、简小鹰,2014;赵祥云、赵晓峰,2016),对小农和中农产生了排挤效应(冯小,2015;杜园园,2015),侵蚀了农村的社会资本并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何智勇,2014;马流辉,2016),导致基层政权陷入合法性困境(冯小,2014;曾红萍,2015);此外,资本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方式容易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并破坏生态环境(刘成玉、熊红军,2015)。

   上述研究虽然有助于揭示下乡资本在村庄的运作逻辑和影响,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已有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土地的流转以及围绕流转土地的社会关系变迁,对于土地所承载的水资源以及围绕水资源的社会关系变化缺乏关注,容易遮蔽资本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对当地村民水权以及水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的是,资本下乡进行土地流转通常是“有选择”的流转,相对于村庄闲置的“荒地”和“空地”,资本更为青睐的是水源有保障、地力肥沃、地势较为平坦且适合规模经营的耕地。水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对于以盈利为目的且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下乡资本而言,是否有稳定的水源保障是资本在选择流转地块时考虑的重要因素(Woodhouse and Ganho, 2011)。本文旨在以广西的大规模甘蔗种植为例探讨资本下乡所带来的水权①流动现象及其给当地村民带来的影响。

   广西是我国重要的甘蔗产区,产糖量占全国食糖总产量的60%以上。2014年以前,广西各地的甘蔗生产主要以家庭经营形式为主。自2013年以来,受糖价下跌和甘蔗种植成本投入不断增加的双重影响,很多蔗农选择退出甘蔗生产,导致甘蔗种植面积连续下降。为保证糖厂有足够的原料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开始推行优质高产高糖糖料蔗基地项目(以下简称“双高”项目),旨在2020年之前建设500万亩糖料蔗生产基地,通过推进规模化、水利化、机械化和良种化,力争甘蔗生产平均亩产达到8吨、含糖量达到14%以上,以降低原料蔗生产成本,提升糖业的国际竞争力。②随着“双高”基地项目的推行,当地的土地流转也在加速。多家农业公司开始进入村庄流转土地并进行大规模甘蔗种植,不仅重塑了当地的原料蔗生产主体结构,而且“双高”基地的“水利化”要求也改写着当地的人水关系。本文将以2014年6月至2017年3月间在广西扶绥县DM镇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以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农业公司为切入点,在梳理DM镇甘蔗生产组织形式变迁并揭示其背后资本运作逻辑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农业公司资本在甘蔗种植过程中,如何获取水,如何用水,既有的水资源分配及利益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流动与重组,水权流动对当地农村发展带来了何种影响等问题。

  

二、“双高”项目的提出与糖业资本经营策略的调整

  

   (一)甘蔗种植的兴起和土地使用的变化

   DM镇的甘蔗种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并随着甘蔗收购商——糖厂的出现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兴起。DM镇的第一家糖厂始建于1987年,属于国有企业,后于2001年被洋浦南华糖业有限公司并购成为民营企业。经过三次扩建,生产线增加,目前该糖厂的日榨量从最初的800吨扩大为2.3万吨。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近50%的贡献,糖厂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避免糖厂之间对原料蔗的竞争,扶绥县政府制定了蔗区制度,即给县域内的每个糖厂划定了原料蔗的供应区域,糖厂不允许跨蔗区收购原料蔗,“糖厂不能抢别人的甘蔗”(W,扶绥县DM镇南华糖厂农务科科长助理,2014年6月24日),蔗农也不允许跨蔗区出售原料蔗,否则会被称为“黑蔗”,还将面临处罚。

   为调动农户种植甘蔗的积极性,糖厂和蔗区的蔗农之间签订了收购合同,糖厂承诺收购蔗区内所有蔗农的甘蔗,但并不强制要求所有农户种植甘蔗。在调查中,很多农户表示,“如果不想种甘蔗了,改种别的,糖厂也不会拿我们怎样,政府也不会拿我们怎样”(G,扶绥县LQ镇ZH村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3月7日)。在这种松散型订单农业模式下,稳定的甘蔗收购市场在带动DM镇甘蔗种植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种植结构和土地使用结构。在大规模种植甘蔗前,当地村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和木薯,人均耕地面积约为2亩。在这些较为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之外,村庄还有大面积的山坡地,被村民称为“荒地”,因为荒地地势不平,在种植甘蔗之前都处于闲置状态。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村民开始开荒,在荒地中“抢地、占地来种甘蔗”(H,扶绥县DM镇南华糖厂人力管理科科长,2015年3月5日)。由于当地政府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对于村民开荒持默许态度。村民主要在自己所在村庄界限范围内开荒,遵循的是先到先得的原则。村民大量开荒集中在1991年到1992年,到1996年左右,荒山基本被开发殆尽,“连石头山上都种了东西”(L,扶绥县DM镇BL村村民,2015年3月6日)。以BL村为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时,该村耕地面积为5050亩,开荒之后的耕地面积为18050亩,新增加的13000亩耕地都是开荒地。开荒后,村内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到12亩,户均耕地面积约为75亩。由于开荒遵循的是先到先得的原则且因农户开荒能力③不同,农户之间拥有耕地的面积出现了分化,多的达上百亩,少则二三十亩。虽然耕地面积的差异直接影响着经济收入,但总的来看,甘蔗种植改变了村庄整体的经济面貌,很多农户依靠甘蔗种植所得盖起了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甘蔗楼”。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家种植甘蔗,很少外出打工,“三留守”现象也较为少见。

   (二)独立家庭经营背后的隐性控制关系

   从农业经营模式来看,在“双高”项目实施之前,DM镇的甘蔗种植主要以家庭经营为主,除在收割季节需要雇佣劳动力之外,主要依靠的是家庭劳动力。从表面上看,蔗农拥有很高的独立性,如在种植结构方面,可以自由选择种植甘蔗或者其他经济作物如水果和蔬菜;在甘蔗种植过程中,可以自由决定选用何种蔗种、化肥农药等农资以及如何进行田间管理。但是,从甘蔗种植所嵌入的价值链来看,蔗农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自主性是有限的,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农资投入的商品化;二是蔗区管理制度对甘蔗销售渠道的控制。

   甘蔗的生长周期较长,通常是在3月种植,11月砍收。为了保证甘蔗的产量,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都会选择使用从市场购买化肥和农药。此外,蔗农所使用的蔗种不仅需要从市场购买,还需要在糖厂认定的含糖量较高的品种范围中选择,这也是蔗农与糖厂所签订合同中的要求。在村民的记忆中,产量低的本地品种,产量高但含糖量低的外来品种先后都被糖厂淘汰。若有农户无力购买化肥、农药和蔗种,可从糖厂无息赊用,甘蔗砍收后,糖厂会从付给农户的蔗款中扣除。由于糖厂所提供的农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农户更愿意自己想办法从市场购买。总的来看,伴随农资的商品化,蔗农不仅被卷入农业资本化体系中,其利润空间也受到来自上游农业资本的挤压。近年来,农资价格不断上涨,蔗农的被挤压感也愈加强烈,“利润都被肥料公司拿去了,种甘蔗不得钱”(W,扶绥县DM镇BL村村民,2014年6月24日)。有少许农户转种了水果和蔬菜,这些经济作物虽然利润高但市场风险较大。相比而言,甘蔗收购价每年都由政府统一定价,市场较为稳定,农户更愿意种植。

   在有关资本下乡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资本为确保自身的盈利空间会不断调整策略,比如逃离种植环节并且在土地控制的基础上,通过重构产业链从上游的农资供应环节或下游的销售环节创造盈利空间(陈靖,2013;陈义媛,2013)。在广西DM镇的案例中,“双高”项目实施之前,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糖业资本——糖厂并未直接进入甘蔗种植的生产环节,未改变土地的家庭经营模式,对农户的生产过程也没有强制性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糖业资本和农户之间是自由的合作关系。事实上,政府扶持下的蔗区制度安排通过锁定农户的甘蔗销售渠道将农户控制在甘蔗产业链中。正是这种隐性控制关系的存在,糖业资本才会选择与农户建立松散的合同农业关系。这种选择本身也是糖业资本的一种策略,因为不直接控制农户的土地,不进入生产环节,不仅可以减少投入成本,而且可以规避甘蔗种植在生产环节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糖业资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增加和提高含糖量高的甘蔗产量。这也是农户被鼓励开荒并扩大甘蔗种植面积的主要推动力。在糖厂鼓励和支持农户种植甘蔗的背后其实是糖业资本想通过扩大甘蔗种植面积,增加甘蔗产量来提高利润空间。在原料蔗的收购过程中,甘蔗种植面积较多的农户也更受糖厂青睐。甘蔗种植面积大于70亩或者甘蔗产量在300吨以上的农户被称为“大户”,由糖厂颁发证书。大户较于小户更容易获得蔗票④,可优先选择砍蔗的时间并可以提前做其他农事安排。

总的来看,保持家庭经营形态的蔗农看似具有独立性,但本质上已被整合到蔗糖生产的价值链之中。由于缺乏议价权和自由销售权,蔗农在原料蔗的价值分配中被边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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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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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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