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张永生: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修订本)》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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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进入专栏)   张永生  

1.1 什么是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典型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但是,这种新古典式的定义,同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市场的功能则局限在决定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上。新古典的这种定义,丢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定义,使之能同时涵盖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


在给出新的经济学定义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些经济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民盖房通常是多年前就开始自己积攒材料。材料备齐后则找一群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同一个木工,肯定是既做门窗,又做梁檩,还顺便给主人做几把椅子,而砌墙、装修等也多是由同一批泥瓦工完成。木工、泥瓦工、装修等也多是“全能型”工种,绝不会有很复杂的内部分工。盖房用的工具,也大都十分原始,极少会用上自动钉钉子的气动装备,最多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电锯而已。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农民是如何盖房的。通常,他们会将盖房的活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各种费用统一与建筑商结付。建筑商揽到这笔盖房业务后,先找专业公司设计好图纸,然后去找分包商,比如,专门处理地基的公司、专门砌墙的公司、专门做木工活的公司,每一类业务又都有众多相应的专业公司提供服务。仅就木工活而言,就包括5类:屋顶的梁檩是一个专业做大批梁檩标准件的分包商;做厨房的木柜及台桌又是另一个专业木工分包商;做楼梯也是一个专业公司;而室内的门窗、地板、墙脚又是一个专业公司负责;支撑房子的木架结构又是另一个专业公司。而且,每个专业分包公司都从其他专业公司购买很多材料和工装设备,专业工人用的工具,则五花八门,让人叫不上名字。这其间,建筑商除了将盖房的各项业务分解后转包给其他专业公司外,可能什么也不需再多做。


中国农民马上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请这么多的专业公司,费用一定十分昂贵。事实远不是这样。算起盖房的成本来,同样质量的房子,美国农民房子的造价往往比中国农民的还便宜。中国农民就很奇怪,我千方百计地省钱,尽量不花“冤枉钱”到市场上购买材料,为什么同样质量的房子反倒比美国农民房子的造价还高?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比如做梁檩,中国木工用的是原始的工具,除了电锯外基本上都是完全手工制作,而美国的专业分包商却专做大批梁檩,用的是很复杂的加工机床,一个工人一天做的梁檩,甚至相当于中国木工几个月的量。不用比较,谁的成本大、谁的成本小,已是一清二楚。


中国农民一定还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美国农民不去自己联系专业公司,而要将钱给这家“皮包公司”的建筑商去赚呢?当然,这个美国农民不是不可以自己去联系各个专业公司,但有两个原因使他宁愿将盖房的活全部承包给一家建筑商。第一,这个农民有自己专门的工作,或许,他一个人要负责耕种上百亩的农场,如果放弃手中的工作去亲自联系众多的专业公司,他的损失将会很大,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第二,他对这些专业公司根本就不熟悉,如果要自己去联系专业公司,他就得先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建房的各种材料和造价,然后再去调查和比较每家专业公司的情况,最后确定和哪些专业公司签订合同。在这些专业公司替他盖房的过程中,他还得去监督每一项业务的质量,简直不胜其烦。并且,在他花费大量精力掌握了各种“盖房要诀”后,他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盖第二栋房子,这些知识也就白白浪费。所以,他宁愿将不熟悉的盖房业务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他自己则去专心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家建筑商的生存之道就是专门从像他这样的人手中承揽盖房业务,然后将其转包给其他专业商。因为专于此道,这种工作对建筑商来说就十分轻车熟路,也许对于那位美国农民来说十分困难的事情,建筑商只须几个电话就可以全部解决。


在上面的例子中,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盖房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但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分工也概莫能外。分工越发达,则交易成本就越高。比如,无论是由那位美国农民还是由建筑商去同众多的专业公司签订合同,都涉及大量的交易费用,而中国农民自给自足盖房涉及的交易费用则很小。也就是说,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带来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又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类似这种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两难冲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而这也正是经济学存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两难的冲突,经济学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又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中,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经济活动中的“两难矛盾”有两类,一类是新古典的两难矛盾,即在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的条件下,各种产品之间的生产或消费存在着两难冲突。比如,数量一定的资源,如果多生产食物,就得少生产衣服。另一类情况是古典的两难矛盾,即资源稀缺程度本身不是固定的,比如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因而减少稀缺程度,但正如上面的例子显示的,这却无疑会增加交易费用。前一类两难矛盾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研究的重点;后一类两难冲突是一个组织结构问题,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研究的重点。


但是,无论哪一类两难矛盾,都需要人们去权衡折中,以选择最佳的折中点,这就是经济学中研究的决策问题。看起来,个人选择何种决策只是单纯个人的事情,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决策往往又交互影响和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全社会的后果。当然,这种个人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有一些更高层次的两难冲突。比如,买者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而卖者则希望价格越高越好。所以,在非人格的市场上,价格的决定也会有两难冲突。市场上自利行为的互动也会取得某种折中,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供求均衡。这里要特别提到“自利行为”,因为它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定。显然,自利行为同自私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一种自私行为往往会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利行为则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做出的谋求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决策行为。如果当事人因为行善而获得一种满足,增加一份效用,则自利行为可能是一种为他人谋利的无私行为。发生在市场上的各个决策主体交互作用的两难冲突,比单纯个人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要复杂得多。


经济学同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之间的差别与两难冲突的两个层次有关。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经济学则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通过这种两难冲突的折中,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有一个关于灯泡坏了的流行笑话,说的就是这种相互决策的两难冲突的折中。为了让宿舍重见光明,管理系的学生提出了各种购买灯泡的方案,物理系的学生提出了几种修理灯泡的意见,而经济系的学生则告诉大家,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灯泡修好。其实,经济学上“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做,就谈不上交互作用,“看不见的手”也就无从发挥作用。一个好的经济系学生会做如下分析,如果有些人要买质量好、用得久的灯泡而不管它有多贵,而另一些人要买便宜的灯泡,而买灯泡的钱又需要大家共同来分摊,他们的意见就会交互作用,达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经济学家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正是指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折中的结果。这个结果既不是管理系学生只顾个体的决策,也不是物理系学生只见物不见人的建议,而是每个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



1.2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在给出了经济学的定义后,我们接着要了解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研究经济系统时,先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然后将这些子系统组织成一个分析框架。组织分析框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不同分析框架对经济分析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无论经济学家选择何种分析框架,一般都是将经济分析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或用对策论(或称博弈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做出反应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人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考虑时间因素,则分别会有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


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及什么是应该的这类与价值判断有关的问题,而只问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在这个分析过程中,经济学家一般用所谓思想试验的方法。他们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因素做一些假定,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定与看得见的人的行为(如购买量)或现象(如价格)联系起来,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定为真时,则某种相应的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的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假说(理论)一般要用能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来证明其真伪,而有些假说(理论)是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伪的,有些假说则可能被证伪或证实。


用经验数据证明假说(理论)真伪的工作就叫做经验研究,它一般属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一个假说(理论)包括3个组成部分,即假定和结论、从假定到结论的逻辑以及分析框架。对被经验研究证伪的理论而言,只要其中假定与结论之间的数学逻辑严格而无懈可击,则这条逻辑链条就不会被推翻。因此,当一个假说(理论)被证伪时,我们就可以将逻辑不真的假定排除,集中考虑假定和分析框架的问题。所以说,数学的严格逻辑结构对思想试验非常重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知识的积累过程,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


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第三个层次所分析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分析这种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


今天,传统经济学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挑战,经济学正处于剧变之中,但迄今为止,对这四层次分析方法还不存在严重挑战。一些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应将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放到经济环境的描述中去。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层次所描述的制度环境(游戏规则)不应该只有完全竞争、私有财产,应该考虑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制度环境。甚至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应该作为内生变量,不但在第一个层次中出现,而且还会作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均衡)在第三个层次中出现。这就是所谓对游戏规则(制度)自发演进的研究。


非线性演进经济学对经济分析四层次法中的均衡和最优化概念提出了挑战(Nelson,1995;Conlisk,1996)。他们强调有限理性和计算成本,认为第二个层次的决策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将某个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在考虑到计算最优决策的成本时,人们可能会采取模仿、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决策。但是,这一挑战同样可以纳入上述四层次分析结构中,只不过意味着,在考虑到一些复杂的约束条件时,如信息不全和计算成本很高,最优决策方法也会多样化而已。奥地利学派和非线性演进经济学家(Kirzner,1997)提出的非均衡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已被近年发展起来的序贯均衡和动态对策论模型吸收。这些模型显示,人们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也会产生一些商品的均衡短缺,即需求不等于供给(Qian,1994)。同时,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的概念,也可以被新兴古典框架下的四层次分析结构吸收。我们建立的基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很多有趣的经济现象都可以自发地产生和演进,比如,通过自发的社会试验能得到关于社会组织演进的信息。


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是用数学组织起来的。数学所以能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严格的数学语言能显著提高对经济问题争论的效率,争论的双方都能找到分歧之所在。而在数学广泛应用之前,争论的双方往往对一些概念的定义不严格,因此同一个概念可做不同解释,使得争论双方搞不清楚分歧的实质。第二个原因同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条件有关。由于经济学中大量应用数学,使得一代一代的老师可以出答案惟一的试题,学生可以完全重复老师的推理,因而便于主流学派的形成。正是由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共享一个主流经济学,不仅促进了不同专业领域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而且使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分工,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在对待经济学数学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崇拜数学化而对非数学化的东西一概排斥;另一种倾向则是完全忽视数学的应用,认为数学不过是经济学家故弄玄虚和装点门面的工具。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1.3 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分工对于经济增长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大谈分工。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说明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惊人效果。


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贫穷,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万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为什么分工能如此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借用了法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认为分工有3大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想像的大得多。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也起因于分工,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在对分工的经济学意义做了系统研究之后,斯密提出了如下一些假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大小由运输的效率决定”;“资本是在各间接生产部门发展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尽管没有使用此词)。此观点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好处甚至可以在天生相同的人之间出现。他将工业与农业中生产率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工业中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而农业中分工的协调费用高于好处。因此,农业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不是因为人们偏好或收入、生产条件的外生变化,而是由于工业中的分工比农业发展得快,所以农业必须靠从工业进口机器来间接进口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斯密认为,分工能够通过市场来协调,因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强调“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每个人在主观上都为实现自己利益而不是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但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却能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一种和谐的效果,每个人为自己谋利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谋利,就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魔手牵引着。斯密进而得出结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量可以出卖……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富裕起来。”


在斯密之前,柏拉图早在公元前380年就论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Plato,380BC,p.120-126)。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90,p.260-261)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斯密之后,又有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着重研究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外生比较优势源自人们做决策之前的天生差异。雷(Rae,1834,p.164-165,352-357)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增加工具的利用率。黑格尔(Hegel,1821,p.129)和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835,p.170-174)指出,分工和专业化使每个专业操作简化,因而机器得以应用和发明。后者还指出,分工可以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67,vol.1,p.368)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阿马萨·沃克(Amass Wallker,1874,p.39)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中的分工,指出分工对新工具和新技术发明的作用。他认为,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分析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及其代价,从未使用过规模经济的概念。规模经济的概念,正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回避角点解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差别,对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不幸的是,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的概念却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重视。斯蒂格勒说(1976,p.1209-1210),“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鸿篇巨制开篇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怎么竟被视为一种失败?他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代经济学家霍撒克(Houthakker,1956,p.18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此论意味着,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不是经济学研究众多分支中的一个。相反,它是涉及所有经济学分支的经济学之核心。尽管作为古典经济学灵魂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是经济学真正的核心问题,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1.4 新古典经济学


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关注的是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但是,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后一部分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进行数学处理时非常得心应手。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之后经济学的主流。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部分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决策的分析,以及市场协调分工的职能,在主流经济学里就彻底地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我们用图1-1来描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中图1-1a中的圆圈1和2代表两个纯消费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圆圈x和y分别代表两个生产商品x和y的厂商。实线代表厂商生产的产品流向,虚线代表消费者卖给厂商的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



图1-1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有如下特点:第一,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消费者和生产者是绝对分离的,纯消费者自己不生产,所有消费品都从市场上购买。因此,市场和企业的存在是预先假定的。这就是说,人们在决策前,就生活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里。在这种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为基础的经济系统里,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以角点解为基础的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不能被分析,而供求也与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无关。第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水平只与厂商的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第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分析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只能是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某个变量取尽可能最大或尽可能最小的值。所谓内点解,则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所有变量都处于其可能的最小和最大值之间。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证明,所有的内点解都不可能是最优解,最优解只会是角点解。


新古典经济学讲述的是这样一些故事。首先,看消费者1或2如何进行最优决策。每个消费者在给定预算约束下将效用最大化。他面临的两难冲突是,不同商品的消费量因预算约束而不能同时增加,而不同商品在创造效用上有替代性,所以代表自利行为的最优决策是折中这种两难冲突,以找到效用最大的消费组合。与之相应的最优解就给出商品的需求函数和要素的供给函数。比如,消费者1有100元钱,那么100元就是他的预算约束,他最多只能消费100元的商品或服务。只要不超出100元,他就可以在食物和衣服(或其他商品)之间选择他认为最满意的任意商品组合。其次,看厂商x或y如何进行最优决策。厂商面临着两类两难冲突。一类是如何决定投入的最优组合。由于各种要素之间在创造同样利润或产出时有替代性,所以要在这替代性之间权衡折中找到最优投入组合。二类是如何决定产出的最佳比例。在给定资源约束时,各种产出不能同时增加,增加一种产出就要减少另外一种产出。对这种两难冲突的权衡折中,就会产生一个最优的相对产出比例。而代表厂商自利行为的产品供给函数和对要素的需求函数,就是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最后,看纯消费者1和2的决策与厂商x和y的最优决策在市场上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这种交互行为仍然是一种两难冲突。消费者在商品价格上升或当要素价格下降时,会减少对商品的购买量或要素的供给。而厂商的自利行为却正好相反,商品涨价就多卖商品,要素价格上升就少买要素少卖有关商品。这种厉害冲突经市场权衡折中后,就会决定全社会各种产品的生产、消费比例,以及各种资源在生产各种产品中的相对运用数量,这就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


现代大多数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采用的都是马歇尔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的上述标准假定。这些假定,特别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的假定,给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都无从解释。在标准的教科书里,我们被告知,没有企业,纯消费者就无法生存,所以企业是事先给定的,我们不知道企业从何而来。纯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分工”也是给定的,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怎样从自给自足的社会演进而来。


第二个后果是,一旦有了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则专业化经济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教科书中不再使用专业化经济这个概念,而用规模经济的概念。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所以,专业化经济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假如消费者1将所有劳动都卖给企业x,消费者2将其所有劳动都卖给企业y,且假定只有劳动一种投入,这时企业x和企业y的投入规模都是一单位劳动。若每个消费者各将其一半劳动卖给每个企业,则每个企业的投入规模仍是一单位的劳动。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生产率与企业规模有关。那么,按照这一假定,上述两种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生产结构,因为各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同,生产效率也应该相同。换言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对经济效率并无影响。因此,同专业化和分工有关的交易次数及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市场化程度这些所谓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因此,所有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用图1-1b来描述一个经济系统。在这类图中,交易次数等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已被略去。


第三个后果是,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建立的理论框架下,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及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对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致命弱点十分清楚。因此,他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格(Allyn Young,1928)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概念不但没有澄清误解,反造成了更多的模糊概念和误解。1928年他就曾指出,只有以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为核心来分析需求和供给,才是经济学的正道。他的那篇名为《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的著名论文,代表了研究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也是被当代分工问题文献引用最多的文章。他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杨格指出,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规模经济的概念,都是对分工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在他看来,规模经济的概念尽管抓住了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但却忽略了分工经济最本质的东西。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


杨格用3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所有这3个概念当然不同于规模的概念。杨格声称,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后人称为杨格定理的命题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第二,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的演进所制约;第三,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但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就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更为不幸的是,杨格英年早逝,他的关于分工的宏论也就失去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机会。




1.5 新兴古典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也终于露出了复兴的曙光。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Yang)、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了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他们发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他们以超边际分析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可以将很多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还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


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运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它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但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身躯更年轻。新兴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去掉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抛弃规模经济而改用专业化经济的概念,并考虑各种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意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如经济发展、贸易、经济制度、宏观经济等现象,都能共享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经济学也不再有人为的宏观与微观的割裂。


我们用图1-2来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我们根据分工的程度,将经济分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3种类型,分别用图1-2a,1-2b,1-2c来表示。在图1-2a中,每个人自给自足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4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缺乏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我们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图1-2a中的自给自足状态中每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b中的局部分工状态中,每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化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2c则是一种完全分工状态,每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分工时增加。



图1-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特点


那么,经济体系何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分工状态?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


如果将图1-2和上节的图1-1相比较就会发现,新古典和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之间有几个根本差别。第一,新兴古典框架用专业化经济,而新古典框架则用规模经济的概念表征生产条件。第二,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却以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为基础。第三,新兴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新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则没有这种意义。第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而内点解绝不可能是最优解。相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优解可能是内点解,而角点解只不过是一种例外。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每个人必须做出两种类型的决策:第一步,每个人必须首先选择一种职业和专业化水平,这涉及一个人从事多少经济活动,这是做与不做的决策。这种类型的决策总是和角点解联系在一起(有些活动是零水平),而处理内点解的边际分析,对这种类型的决策显得无能为力。第二步,一个人如何在他选定的经济活动中分配他有限的资源。这种类型的决策涉及角点解或内点解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则结合了这两种类型的决策分析。我们在下一章将运用人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例子,说明超边际分析的方法。


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从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导出需求函数,其中不涉及选择生产的专业化模式问题。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不是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析人们的专业化决策入手,导出需求和供给函数,从而使需求供给分析不但包括资源分配问题,也包含经济组织问题。这里的经济组织与个人专业化方向和程度有关,与社会的分工模式、市场的发育程度、厂商的出现与发展、货币的出现与发展、新产品的出现和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交易的分层结构、景气循环模式等问题有关。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特点归纳如下:第一,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这一假定意味着,代表自利行为的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这也意味着厂商不是预先给定的角色,只有消费者—生产者个人是预先给定的角色,而他们在什么条件下组织厂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是内生地解释的。第二,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它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的大小有关,而不是厂商规模扩大的经济效果。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它同人与人之间依赖程度加大后生产力改进的潜力有关,所以是一种社会网络效果,而不是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这个假定与交易费用假定及每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假定相结合,就会产生专业化经济与减少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种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的分工水平,而需求和供给则由分工水平来解释。第三,新兴古典的分析框架中,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基于角点解,而以内点解为基础的边际分析则不适用。我们采用一种所谓超边际分析,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比较总效益费用。也就是说,我们使用非线性规划而不是古典数学规划。所以,对每个角点的边际分析,解决给定分工结构时的资源分配问题,它决定总需求给定时对不同产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的结构;而角点之间的总效益费用分析,则决定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经济组织结构),而所有人的这类决策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市场容量及总量需求。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核心,其分析框架受到了很大限制,解释力大大降低。如,由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对种种宏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创立了专门分析所谓宏观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从此划分为宏、微观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战后,各国普遍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显得束手无策。于是,在宏、微观经济学之外,又发展出了一套与微观经济学互相独立的发展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的出现,不能解释交易费用的意义、财产权的意义,所以又发展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


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只应有一个框架,所谓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总量需求的变化(宏观经济现象)等等,不过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侧面。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都可以整合成一个新的主流学派。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他们再做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则他们就要决定是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企业也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和组织的决策内生决定的。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但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货币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非常像500年前日心说向地心说的挑战。在哥白尼日心说诞生之前,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统天下。但是,由于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与地心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天文学家不得已在地心说的框架内发展起了很多相互冲突的理论。这些理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勉强解释某个星象,但这些理论不但彼此孤立或矛盾,而且与地心说这个核心理论相孤立或矛盾。奇怪的是,人们却从来不去怀疑地心说理论的错误框架,而是一味地发展各种分支学说对原有的学说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情形就像是当代发展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框架互相孤立或矛盾的情形。哥白尼的日心说一发表,人们就发现,在日心说框架内,所有地心说不能解释的星象都很容易解释,而那些在地心说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众多互相孤立或矛盾的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就再也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这种挑战,是对整个分析框架的挑战,而不是对个别理论的挑战,它将使整个经济学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新兴古典经济学由于具有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有的经济学家称,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学重新找到了方向”,“具有原创性”,称赞新兴古典经济学教材为“一流的经济学教材”。目前,新兴古典经济学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引用频率正迅速上升,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文献已然成形。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材也已陆续出版。按照目前这种发展势头,新兴古典经济学可望在今后20年进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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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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