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日本的亚洲思维及殖民台湾初期舆论对戊戌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1: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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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  

  

   两个甲子之前,中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推动“变法”,“变法”的重要背景,是发生在此前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对日割地赔款。被迫割让的是中国的岛屿省份──台湾。自割让之日开始到祖国发生戊戌变法止,台湾岛内在政治和文化上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有相当一部分与整个亚洲的变化联动,更与中国的改变密切相关。

  

   梳理甲午到戊戌的日本对华政策和对华作为,可以发现,从16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即有意改变东亚的由中国王朝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欲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政治的主导者。为此,日本政界和知识界精英制订了削弱中国的长期战略,其核心步骤是:首先,破除传统政治与传统国际秩序的既有框架、既有模式;继而,建立新的政治模式与国际秩序规则;最后,推展、实践新的模式和规则。而推展、实践新模式和新规则的做法则有两种:其一,运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强制实现日本直接支配的目标;其二,一段时间或相当长时段内,如无法或无力达成直接支配目标,则运用“软实力”,以“时代潮流”“时代趋势”的名义推广新模式和新规则, 逐渐造成“流行”“从众”的效果,达成渗透或间接支配的目标。从现实看,日本侵略朝鲜、割取台湾,是第一种做法;而建立有利于日本的话语体系,树立台湾、朝鲜这类“时代”典范, “垂范”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促使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上与日本政经利益衔接,则是第二种做法。

  

一、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与地缘政治目标


   南宋亡于蒙元之后,长期仰慕汉文明的日本对于“中国”之亡,生出唇亡齿寒的预感。果然,忽必烈在灭宋后两次攻打日本,险些征服列岛。万历年间,西班牙开始在亚洲扩张,引发日本的恐慌。丰臣秀吉预感到西人终将发动征服亚洲的行动,而明朝中国未必能够抵挡。西人战胜中国,必将重演蒙元故事,所以必须赶在局势不可收拾之前,先入主中国。征服中国的第一步,是征服朝鲜半岛、征服琉球,打破由中国王朝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征服中国的第二步,是裂解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1)明治之后,日本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规划,基本上延续了丰臣秀吉、佐藤信渊的地缘政治思维。(2)

  

   早在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启动了征服琉球的进程。征琉使日本取得与中国王朝在东亚并列为“宗主”的成就,打破了中国单一中心的旧格局。但日本同时发现,完全取代中国作为朝贡中心的地位,并非一蹴可及,必须进一步找到中国的软肋,弱化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19世纪中期,日本已实质上控制琉球,但尚未得到国际承认。当日本发现清朝在琉球的地理近邻──台湾的统治有一项缺陷,即王朝仅直接统治台湾岛西侧的平缓地带,对中央山脉以东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政策,遂以保护琉民为由,于1874年发动“征台之役”,迫使清朝承认日本有权代表琉球人惩罚清朝的“化外之民”,达成吞并琉球并挑战清朝对台湾主权的双重目标。“牡丹社事件”前,日、中两国已于1871年签订《日清修好条约》,建立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定义下的外交关系,标志着中国主导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在法理上的终结,“牡丹社事件” 则成为日本利用中国国内的多元族群现象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开端。

  

   此后,日本不断复制这一模式,按部就班地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1875年侵朝; 1879年利用清朝应付伊犁归属事宜的机会正式吞并琉球;1882年再度侵朝;1884年在朝鲜策划“甲申政变”;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彻底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甚至割让本国领土台湾。

  

二、据台前后的中国政策设计


   日本深知,在割台以及稍后在大陆部分区域建立势力范围后,受限于中国辽阔的幅员,加上──中国在外交上以“利益均沾”政策被迫或主动制造的──列强之间相互牵制的局面,日本不再能够轻易地将台湾模式复制到整个中国;因此,“提携”中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方便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生态与日本衔接,乃成为日本的替代性战略选择。

  

   明治时代日本中国政策的核心在于确立日本优先的思维和日本主导的态势。明治维新前后, 在为世人所熟知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之外,日本内部也存在与西化论有异的“国粹论”和“亚洲论”,其核心是排斥精神和制度上的西化,对技术上的西化也有所保留。但无论是“国粹论” 还是“亚洲论”,都是建立在彻底取代传统中国在亚洲地位的前提之上。

  

   幕府后期,林子平(1738–1793)写作了《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和《海国兵谈》(1791年),从建构新的世界史的角度,将日本置于海洋文明的中心,主张日本借由扩张海权取代中国, 成为亚洲的新主宰;本田利明(1744 –1821)写作的《西域物语》(1798年)和《经世秘策》(1798年)则主张贸易立国,借由贸易这个利器,压倒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林和本田的共同点在于,为达成经济自立,必须利用海洋将日本发展的基础扩大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亚洲。这种论点后来成为明治初期“南进论”的基础。

  

   明治时代,日本人又在“海洋”与“贸易”之外发现了意识形态工具。“民权论”者杉田鹑山(1851–1928)在其著作《东洋恢复论》(1880年)和《兴亚策》(1883年)中主张,应该借由对“民权”理论的传播,将亚洲人民从专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后来杉田从访问中国的体验中断定,即使有来自日本的支持,中国人也不具备自主推翻“专制统治”的能力,而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抵抗欧美的侵略。“民权论”后来发展成为占领日本舆论舞台的“国权论”,在“国权论”中,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已从支持和联合的对象变成了霸凌和掠夺的对象。杉田在《东洋攻略》(1886年)中表示,日本迟早也会成为西方的侵略对象,与其拿出精力支持中国,“不如加紧取之,成为列强同伙”,方可避免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陆羯南(1857–1907)虽借助于 1888年创办的《东京电报》(翌年改名为《日本》)倡导反对全盘西化,发扬亚洲自主性,却也在《近事政论考》(1891年)中主张以日本为主体实现亚洲“和平”,等于将日本的扩张正当化。

  

   1893年,樽井藤吉撰写《大东合邦论》,构想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大东连邦国”;(3)姑且不论樽井的主张是否包含较其他人更多的善意,樽井阐述其主张之际,正值日本明治时期最初的对外侵略战争,即围绕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与中国进行的甲午战争开战的前一年,樽井的日本中心思考,已经隐含了亚洲联合,“合邦”的主张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侵略的倾向。“合邦”的目标是让日本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西方列强,而合东亚国家为一个强大国家,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樽井的“合邦”与“合纵”建议,显然并未顾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因而隐含转向侵略的倾向。事实上,日本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即明显包含樽井藤吉对朝鲜、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认识及关系定位。作为政治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主张,与樽井的主张一样,强调实现日本与朝鲜、中国的自然而然的“合邦”“合纵”关系,为日本社会广泛接受。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即被日本国内视为代表新文明的日本和代表旧文明的中国之间的对决。

  

   战争期间,出现了内村鉴三(1861–1930)的“义战论”,宣称“新文明必然超越旧文明”。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论”同样将甲午战争视为“文明的正义之战”,主张积极推行足以促进新文明的对外关系──“脱亚入欧”。福泽推行其在“脱亚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引出了评量文明优劣的亚洲论思想。德富苏峰(1863 –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将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视为善举,而将中国看作是妨碍日本扩张政策的最大障碍。在他看来, 如果不能在与中国的冲突中取胜,就不可能实现日本未来的发展;他进一步强调,甲午战争以后为对抗西方列强进攻亚洲,应该加强日韩清三国“联合”,但前提是由日本担任盟主。日本大陆政策的强力推行者,曾出任台湾总督的后藤新平(1857–1929)在其《日本膨胀论》(1916年)等著述中,也表达了同一性质的侵略理念。

  

   尾崎行雄在其撰写的《支那处分案》一书中设计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七种方案。(4)曾根俊虎等在日本史上被称作“维新志士”的人则联络到一些朝鲜人和中国人,组织“兴亚会”,揭橥“日清提携论”,目标是“拉近中国与日本的开化程度”。近卫笃麿在乙未当年提出“同人种同盟论”。(5)这几个在甲午战争前后提出以同人种、同文化的亚洲国家合组联邦国家为主张的“亚洲主义”,其核心却是以明治维新造就的“文明”日本为中心的日本中心主义。1897年4月,伊藤博文发表了以《列国的国土侵略主义与日清战争的意义》为题的演讲,声言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以战争“强烈地震醒清国的迷梦,得到东亚之事由东亚自己来处理的方便”。(6)

  

   甲午战争所带来的“强国日本”的印象,经由战后初期接连创办的报刊得到进一步加强。甲午战争期间,1895年1月创刊的《太阳》杂志刊名即寓示“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以至世界的注目,是如同太阳一般升起的国家”。在同年11月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上,町田忠治(1863–1946)在发刊词中宣称,“成为东洋唯一的立宪强国”的日本,将借由夺取由西欧诸国控制的亚洲贸易权,发展成更加强大的国家。同期创刊的《世界之日本》(1896年创刊)、《中央公论》(1899年创刊)等,也都力图在国民意识中创造“大国意识”“一等国意识”。

  

   总之,以德富苏峰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治日本精英将甲午战争完全正当化的言论,都强调以对抗欧美列强为目标,加强日本军事力量以及改革朝鲜、中国的必要性。

  

三、日本树立台湾“典范”,主导台湾舆论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马关条约》第5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变卖所有财产,退出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7)这意味着,到1897年5月8日前,台湾人可以选择迁离台湾,继续做清朝臣民,或者留在台湾成为日本臣民。1897年5月国籍过渡期结束后,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和大陆的往来管制变得十分严厉,直到大正时期(大正元年即中华民国元年)民国建国,日本政府实施“南进”政策,又开始鼓励台湾人前往华南地区从事经济活动,乃至以日本人的身份移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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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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