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野心家王敦与桓温的皇帝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8-09-29 22: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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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与功臣,一个要防范“黄袍加身”这类事情的发生,另一个则要设法使“黄袍加身”成为现实,彼此攻防转移的结果使君将关系永远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对于那些拥有军队,威名日著的功臣宿将而言,要使他们耐得住寂寞,“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不滋生觊觎非望之心,简直等于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纯属一厢情愿。在他们意识深处,做皇帝、君临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独掌生杀予夺之大权的诱惑,实在太厉害了,是怎么也抵挡不了的,只好是“跟着感觉走”。所以,他们中间为数不少的人,都愿意冒毁家灭族的危险,想方设法为这种诱人的前景殊死一搏。他们的人生哲学,早已由那位东晋王朝的大军阀(也是大野心家)桓温所一语道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政治上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若有十倍的利益,便不惜硬起心肠侥幸一试;若有百倍的好处,便可以丧心病狂地把老本全豁进去。于是乎,抱着“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豪赌一把的亡命心理,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权欲熏心的功臣宿将不安于位,要跳将出来导演以武力抢班夺权的一幕幕闹剧。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除了著名的郭威、赵匡胤等人外,还有王敦、桓温、桓玄等一些个次量级的家伙。只是王敦、桓温等人运气不如赵匡胤,他们“为山千仞,功亏一篑”,在距离龙椅一步之遥的地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帝梦无情破灭。真所谓“青山留不住,毕竟东流去”!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内乱不已和少数民族贵族武装打击下最终覆灭了。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晋室藩王——琅邪王司马睿为晋王,次年正式登基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门阀士族的联合执政体。田余庆先生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将东晋政治界定为典型的“门阀政治”,乃是不刊之论。与西晋皇帝关系并不十分亲密的藩王司马睿能够当上皇帝,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琅邪王导及其族兄王敦的翊戴拥立功不可没,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文一武,运用政治韬略并借助武力后盾,把资质平庸、经历平凡、恩威未孚的司马睿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司马睿知恩图报、投桃报李,亦以高官厚禄来酬劳答谢王氏兄弟。他委任王导为丞相,执掌中枢大政,掌控财经命脉,主宰人事任免;策命王敦作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的整个辖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控制全国的兵权,执掌天下的征伐。王氏兄弟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以致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当司马睿初登帝位,接受群臣百官朝拜之时,他居然让王导“升御床共坐”(尽管圆滑精明,老于世故的王导本人很识相地推辞了)。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威权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山望着那山高”,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在王导身上还有所收敛,因为他毕竟是文官,胆子略微要小一点,加上他富有政治头脑,明白轻重得失,知道觊觎帝位只会引起内部动乱,使好不容易才初具规模、刚入正轨的东晋王朝毁于一旦,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晋王朝倘若玩完,则王氏家族的好日子也就会走到尽头。所以,他的基本宗旨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晋书·王导传》)。虽然独揽大权,却没有篡晋自立的狼子野心。

   然而,他的族兄弟王敦便完全不同了,他是赳赳武夫,从死人堆里跌打滚爬炼就出来的,只认一个理,就是凭借手中的刀枪纵横天下,为所欲为。东晋的天子之位是凭他的武力扶植起来的,合自己的心意则保驾护航,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反水跳槽,若机缘凑巧,亦不妨践行西楚霸王项羽的“豪言壮语”:“彼可取而代之。”从他大醉酩酊后用铁如意击壶吟咏“乱世之奸雄”曹孟德“慨当以慷”的诗句,以至击破壶口的下意识举动来看,王敦素有野心乃是不争的事实,无非是欠缺一个发作的契机而已!

   但晋元帝司马睿的作为,却使王敦下决心摘下了“同心翼戴”的面具。晋元帝依靠王氏兄弟才登上皇位这一点固然不假,但是,和任何一个君主一样,他也喜欢乾纲独断、大权自握,信奉“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原则,所以,对王氏兄弟尤其是执掌兵权的王敦也要玩过河拆桥的危险政治游戏。他不满于王氏的骄横,总想削弱王氏的势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引用善用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在暗中悄悄作对付王敦的军事部署:充实中央朝廷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编成军队;任命江南地区士族头领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州诸军事,各率领万人,分驻合肥、泗口,防御王敦在长江上中流的军事势力。

   王敦他正发愁找不到趁火打劫、乱中篡权的借口,如今见晋元帝有防己甚至诛己之意,马上就逮住不放,“你不仁,我不义”,是你司马睿先萌生猜忌之心,那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是他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清君侧”为口实,阴谋篡夺皇位。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大举起兵,顺流而下,一举攻占建康,诛杀戴渊、刁协等人。刘隗见势不妙,也顾不得晋元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了,撇下主子,狼狈逃窜,投奔石勒。

   但是,由于王导等主要朝臣不愿动乱扩大,危及高门士族的根本利益,而没有同王敦展开合作,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王敦一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篡夺野心,只好悻悻退回武昌大本营。

   公元323年,晋元帝司马睿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篡权谋划,自武昌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次年,王敦身患重病,去日无多,早已对他恨之入骨的晋明帝乘机下诏令征发大军讨伐王敦。王敦不甘心坐以待毙,孤注一掷,派出军队进攻建康,

   但此时他患病的消息已在军中流传,军心涣散,实力急挫,结果大军受阻于建康城下。王敦眼见篡位之志难以实现,忧愤交加,病益转沉重,遂致不治。一场血风腥雨的军事政变终于得到了平息。

   王敦虽然死去,但东晋王朝内部君将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舒纡,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也是皇权专制与将权离心倾向互为冲突、形格势禁的必然结果。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就有苏峻拥兵自立、觊觎非望以及庾翼欲开藩镇世袭恶例的事件发生。这些叛乱虽然因种种原因而得以及时制止,但它们的发生,本身已经说明了企图搅局变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所以,到了桓温、桓玄执掌兵符之时,又上演了新的谋篡皇位的剧目。

   桓温是东晋一朝军事才干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出身于世族官宦之家,迎娶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官拜附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来又替代庾翼坐镇战略要地荆州。

   此人在军事上绝对是一把好手,志在收复中原。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大大的野心家,在掌握了一部分兵权之后,即处心积虑经营自己的地盘,攫取更大的权力,希望通过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进一步提高个人的声望,以便寻找机会代晋自立为帝。

   正因为包藏着这样的狼子野心,所以,他对王敦的行径兴趣盎然、情有独钟,处处效仿王敦的做法作派,并且对王敦的“壮志”未酬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史载其“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经“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野心家的嘴脸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出任荆州刺史是桓温将个人野心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起点。他有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巨大舞台,是不会让它空闲在那里的。公元347年,桓温统兵攻灭成汉国,生擒成汉国主李势,使得蜀地重新置于东晋的控制之下。这场军事胜利使桓温威名大振,他的野心越发膨胀,企图再接再厉,乘机北伐,为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东晋朝廷并不蠢笨,它的政治嗅觉可灵敏着呢,何尝没有看清桓温的真实用心!为了阻止桓温北伐立功,它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遗憾的是书生本色的殷浩(时任扬州刺史)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于军事一窍不通,领兵北伐惨遭大败,桓温趁机上表弹劾殷浩,朝廷有心无力,没法庇护,只好将殷浩罢官免职,一撸到底。

   殷浩去职,桓温权势日炽,遂不可复制。于是他先后三次北伐,攻打前秦,进击前燕,每次征战在初期都取得重大成果,兵锋曾抵达长安东面的灞上,并收复洛阳,一时间威震天下,东晋朝廷的权力亦基本上为其所控制。公元363年,桓温被正式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了公元369年,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从此,荆、扬两州,由桓温一身兼任。

   至此,桓温篡晋自立的资本已基本具备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为了使自己的夙愿尽快实现,桓温计划发动更大规模的北伐前燕之役,企图借军事上的更大胜利,来为自己的篡晋活动创造必要的充分条件。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是封建统治者共同奉行的圭臬,东晋朝廷完全明白桓温北伐如果最终取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处处掣肘和破坏他的行动,让他进退维谷、左支右绌。这一点早为前燕政权的谋臣申胤所预料到:“以(桓)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桓)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桓)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事态的发展果真是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都是先胜后败,无功而返,尤其是最后那次攻伐前秦之战,更是惨遭枋头之败,军队主力损失惨重。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使得桓温的实力与威望急剧下降(这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统治中的一条铁律:打败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英雄或奸雄的,从来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来自自己内部的消耗与捣乱)!

   桓温不甘心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东流,变本加厉加快了篡夺的步骤,于公元371年废皇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显为帝(晋简文帝),次年又更立司马耀为帝(晋孝武帝),并要求朝廷锡加九锡,为禅晋自立准备最后条件。

   但由于遭到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强烈抵制,桓温未及圆自己的皇帝之梦,便患病身死(看来即使当野心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不法的勾当,也需要有身体这个本钱,否则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从自己身边溜之乎也)。东晋朝廷也终于再一次转危为安。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桓温虽死,但桓氏势力犹在,其子桓玄才干能力远远不及乃父(正好印证了“一蟹不如一蟹”的道理),然而,野心之大、贪欲之盛则不亚于乃父分毫。他在东晋末年出任荆州都督,手中握有东晋王朝近半的兵力。适逢孙恩、卢循大规模起事,攻城掠地,劫杀官吏,东晋王朝仓促应对,倾其全力镇压,导致京师空虚,防守薄弱。桓玄乘机吞并东晋上游战略要地荆州,占有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

   实力坐大之后,桓玄的篡逆野心遂暴露无遗,准备用武力颠覆晋室。东晋王朝不能容忍桓玄的所作所为,决定先发制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为前部都督,发兵征讨桓玄。

   桓玄就坡下驴,顺水推舟,迅速举兵起事,顺流而下。他收买了刘牢之,使北府兵不战而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之长驱直入,一举攻入京师建康,杀死朝廷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控制了全部朝政。

   到公元404年,桓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废黜了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遗憾的是,桓玄无德无能,既文不能附众,又武不能威敌,所以,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遇上了天大的麻烦。北府兵中级军官刘裕利用桓玄恩信未著、士众未附、人心思乱的机会,果决地在京口起兵,对桓玄发起猛烈的攻击。桓玄垂死挣扎,派兵镇压起事者,但即为刘裕、刘毅的部队所击败。刘裕麾下的北府兵余勇可贾,乘胜攻入建康,桓玄仓皇逃窜,败退江陵,众叛亲离,大势尽去。晋兵尾随追击,直捣腹心,攻入江陵,诛杀桓玄,尽灭桓氏一族。桓玄的短暂皇帝梦,也就这样迅速地破灭了。

   桓玄尽管彻底失败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和乃父桓温的拙劣表现一样,也证明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是历史上许多功臣宿将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政治信念。“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诱人前景,使得那些立有战功、拥有兵权的野心家往往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总而言之,在富贵权利的面前,什么君臣之礼、朋友之谊、血亲之情、伦理之常,统统都被抛到了爪哇国中,均无任何意义可言,余下的只有篡夺与反篡夺,残杀与被残杀,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别无其他的选择。唯一的区别是,曹丕、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赵匡胤等人笑到了最后,成功了,“飞龙在天”;而钟会、王敦、桓温、桓玄、侯景、杨玄感等人功败垂成,陷入了覆灭的深渊,千百载都翻不过身来。

   为了防止这种功臣逼宫、勋臣反噬局面的出现,扫除笼罩在自己头上的反叛阴霾,任何一位君主都会把诛戮功臣,巩固一姓江山,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兔死狗烹”式悲剧代代上演的主要契机,它使得多少人整日生活在猜忌、疑惧、恐怖的阴影之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这样的阴暗面,不加揭露、针砭甚至粉饰美化,那才是历史的叛徒,文明的败类!是真正的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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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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