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东晋“儒官”的设职、选任及其政治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2-06-02 19:42:28

进入专题: 东晋   儒官   博士   太学   国学  

李磊  

  

   摘要: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关键词:东晋;儒官;博士; 太学;国学

  

   东晋太学建立于建武元年(317),早于司马睿称帝(太兴元年,318)。东晋的太学博士制度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发展为十一博士制,最后为十六博士制。除太学外,东晋还在咸康三年(337)、太元九年(384)两度兴建国学。终东晋之世,兴学均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1】考察东晋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的设职与选任,以及国学的兴复过程,通过阐发其所处的政治脉络,呈现东晋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一、东晋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的设立

   建武元年(317)十一月东晋立太学,【2】但在立学后的两年时间里似未能开展教学活动,故而引发太兴二年(319)应詹的上疏:“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3】疏文以“儒官”指称太学博士。博士称为“儒官”,自西汉而然。《汉书·师丹传》载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后,遭尚书弹劾,称其“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4】,“儒官”即指博士。《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六月诏称“儒官或非其人”,因而要“高选博士”,“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5】。西晋时,曹志在奏议中自称“备位儒官”,其在咸宁初因“笃学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被诏选为国子博士。【6】故汉魏晋以来,儒官例称中央官学师资。【7】

   关于东晋太学博士的员额,《晋书·元帝纪》言太兴二年(319)六月丙子“置博士员五人”【8】。《通典》卷五三《礼十三·沿革十三·吉礼十二》载太常贺循的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9】贺循所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即五经各一人。按《晋书·元帝纪》,太兴二年六月己亥“加太常贺循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贺循卒”【8】。可知贺循的上言在该年六七月间,针对的正是“置博士员五人”的情况。贺循建议在此基础上加置三人:《礼》增一人,共置二博士(《周礼》《仪礼》),“《春秋》三传”增二人即“置博士三人”,《易》《诗》《书》仍各置一博士,“合八人(博士)”【7】。

   继贺循任太常的荀崧在“方修学校,简省博士”之时上长疏,疏文有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9)10关于博士九人,《宋书·百官志上》云“皆不知掌何经”【11】,但《宋书·礼志一》、《晋书·荀崧传》却予以了明确记载,兹引《宋书·礼志一》如下: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12】

   可知“议欲修立学校”时的九博士为:《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郑氏,《周官》郑氏,《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春秋左传》服氏,《论语》、《孝经》郑氏。《论语》、《孝经》虽非五经,但自两汉以来很受重视,故东晋加置博士。(12)7贺循上言加置的《仪礼》《公羊》《榖梁》与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荀崧疏文说:“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12】荀崧认为,东晋将西晋十九博士制改为九博士制,遵循的是“节省之制”,但依据“三分置二”的“节省之制”,还当增加四博士。四博士分别是郑《易》、郑《仪礼》《公羊》《榖梁》【13】。除了贺循曾建议的《仪礼》、《春秋》公羊、榖梁二传外,又加置了郑《易》。太学博士文属太常,【14】依照“节省之制”为“儒官”争取更多员额乃太常职责所在。荀崧的建议得到晋元帝的支持,晋元帝表示:“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可共博议之。”据《宋书·礼志一》,在“有司奏宜如崧表”后,元帝下诏:“《榖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15】

   《宋书·礼志一》、《晋书·荀崧传》均提到“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15】。王敦举兵向阙的时间是永昌元年(322),而《晋书·元帝纪》载太兴四年(321)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16】,这一记载与元帝将九博士增为十二博士的诏书相印证。《宋书·百官志上》的记述是:“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17】晋元帝崩于永昌元年,太兴四年亦属“元帝末”。《宋书·百官志上》不载郑《易》博士的增置,故认为元帝末从九博士制发展到十一博士制。

   东晋置博士尽管事有曲折,但总的趋势却是博士员额不断增加。《宋书·百官志上》云:“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秩六百石。”【17】这与元帝君臣将立学视为“经国大务”“为治所由”有关。《晋书·隐逸传》云:“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之士,(任)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事未行,会有王敦之难,寻而帝崩,事遂寝。”【18】王导出任司空的时间是太兴四年七月壬午,【16】王敦之难兴于永昌元年正月戊辰,终于四月,【16】可知“选天下明经之士”是在太兴四年下半年,正在十一博士制形成之后。

   “选天下明经之士”因王敦之难而中止,晋明帝太宁三年(325)三月癸巳再发诏书“征处士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为博士”【19】。然而根据晋成帝时袁瓌的上疏,直至咸康三年(337)情况仍然是“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袁瓌为此呼吁朝廷:“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20】

   有关“儒林之教”的呼声,是为咸康年间兴文教所作的舆论动员。咸康元年晋成帝亲释奠,咸康三年太学改址至秦淮水南。【21】在袁瓌上疏的同年,国学设立。【22】按《晋书·职官志》,“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14】。采取“三分置二”“节省之制”的东晋应保留国子祭酒、国子博士一人与助教十人的编制。

   史籍所见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的征召事例,有不少集中于咸康三年之后的几年里。如翟汤,“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23】。郭翻“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征”【24】。因国子博士定额一人,翟汤既已被征为国子博士,与他一同被征的郭翻或许是太学博士。范宣,“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25】。郗鉴任太尉的时间是咸康四年至五年(338—339),【26】范宣被征为太学博士当在此期间。又按《晋书·隐逸传》,“咸康中,成帝博求异行之士,(刘)鲕、(邴)郁并被公卿荐举,于是依(韩)绩及翟汤等例,以博士征之。”(3)27韩绩是在咸康年间被召拜为博士的。【27】

   王导、庾亮分别死于咸康五年与六年。此后参预朝政的是庾冰、何充、诸葛恢。咸康八年成帝崩、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28】。在成、康、穆三朝更迭之际,执政的庾冰、何充延续了王导、庾亮的政策。会稽山阴谢沈,“何充、庾冰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29】。广陵高崧除太学博士,再拜为中书郎、黄门侍郎,也是缘于“司空何充称其明惠”【30】。但国学的办学时间仅有十五年,永和八年(352)殷浩西征,国学便因军兴而遭罢废。【31】复建要留待淝水之战以后了。

   二、东晋博士征召中的学术、地缘与门阀因素

   太宁三年(325)三月癸巳诏书叙述了征召任旭、虞喜的缘由,诏书言:

   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32】

   诏书包括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肯定了任旭、虞喜的经学成就(“研精坟典”、“博学足以明道”),表彰他们专注于学问的态度(“洁静其操,岁寒不移”);二是认为这种学术成就与人生态度能够影响士风(“志操足以励俗”),以助“兴化致政”。虞喜的成就主要在对《周官》与《论语》郑玄注的研究上,《隋书·经籍志》载其撰有《周官驳难》三卷、《新书对张论》十卷,并为《论语》郑玄注作赞。【33】《周官》、《论语》郑氏均在元帝太兴年间的九博士之列,可见太兴四年、太宁三年的博士选任是依所立之经“选天下明经之士”。

   元、明、成、康、穆帝之世的博士选任,一直以明经为重要标准。咸康年间的博士范宣,“博综众书,尤善三礼”【25】,撰有《礼记音》二卷。【33】谢沈被征召的缘由是:“康帝即位,朝议疑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以质疑滞”【34】。永和年间的博士曹耽是《礼记》、《左传》专家,撰有《礼记音》二卷、《春秋左氏传音》四卷。【33】博士荀讷专于《左传》,参与编撰《春秋左氏传音》四卷。【33】升平年间的博士胡讷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卷、《春秋三传评》十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33】胡讷对春秋三传均有研究,由于《榖梁》不列于学官,所任博士当与《左传》、《公羊》有关。

《晋书·明帝纪》记任旭、虞喜的身份为处士,【35】癸巳诏书表彰他们“洁静其操,岁寒不移”。东晋征召的太学博士、国子博士有不少是《晋书·隐逸传》的传主,如郭翻、翟汤、刘鲕、邴郁、韩绩等。他们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名望,乃至闻于朝廷,就是由于着意不交当权人物、不应征召。在政治文化语境中,处士应征是东晋朝廷德政的彰显。征召处士的时机,则由当日的政治需求所定。博士征召的意义既在于政治宣传,也是扩大统治基础的一种手段。太兴四年(321)、太宁三年(325)两次征召任旭、虞喜,实是建康朝廷借“选天下明经之士”,将旧吴大族纳入政权之中,借以扩大统治基础。【36】虞喜之父为孙吴征虏将军。在两次王敦之难中,会稽虞氏均站在了建康朝廷一方。王敦第二次举兵时,虞喜族人虞潭“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乃进赴国难”【37】。又据《晋书·贺循附杨方传》,“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雅爱(杨)方,为之延誉”,贺循“遂称方于京师,司徒王导辟为掾”,“搢绅之士咸厚遇之”【38】。贺循为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被王导称为“此土之望”【39】。他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协调侨吴士族,有拥立之功。(6)40虞喜与贺循同在江东士族的交际网络之中,故能推荐寒士杨方,使之跻身士流。任旭的情况与虞喜类似。任旭为临海章安人,其父任访是孙吴南海太守。西晋时,任旭“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举为郡中正”【41】。临海任氏自吴至晋一直是本郡大姓,故而任旭被州郡举为郡中正。司马睿过江后,屡次召辟任旭为掾属,大概缘于江东政局尚未稳定,任旭一直没有应召。晋元帝、晋明帝一再表彰并征召虞喜、任旭,与笼络会稽虞氏、临海任氏的政治考虑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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