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家国沧桑与人才胎记:纪念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5 次 更新时间:2019-01-01 1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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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长假时一眼望不到头的拥堵长龙、春节回巢时归心似箭的车站务工者,还有高考场外望子成龙的焦灼家长,堪称神州大地人头攒动的三大景观。其中,高考期间酒店爆满、接送考生像接送熊猫宝宝一样,享受警车开道畅通无阻的干部待遇,辅之以注目礼拥簇天之骄子的城市通道,更像宗教节日一般虔诚和肃静,牵动千家万户。相比之下,时常被媒体和大众称颂的40年前中国高考制度恢复时的境况,却是寒碜冷落,相形见绌。好在,人们所看重的不是考场内外的人气架势,而是当年那个破冰之旅给中国高等学府带来的勃勃生机与67万77级、78级学子所凝成的人才方阵。

   2018年10月,是我的本科母校湖南师大建校80周年,我正在主编《故园的背影——湖南师大北美校友笔下的父亲》一书,发动北美校友会的校友,认真地谈一谈比母亲难写的父亲,以口述史的撰述姿态“知人论世”,多叙少论,尽力打捞我们失去的青春与艰苦,顺便请77级、78级的作者们也酌情兼顾一下当年高考时的五花八门。从校友们反馈的信息可知,虽然他们的录取环节都比不上命运对我的戏弄与夸张,但也不乏生动,甚至还有更为生猛的个性篇章。

   谨以此文撩动已固化为历史的记忆片段,纪念40年前的青春岁月。

  

一、五花八门的考前准备


   1977年下半年,记得已是秋凉的季节,我守候在电影放映机旁。突然,听一位中学同学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不再搞“工农兵推荐”了,只要不是黑五类的子弟和现行反革命,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我先是以为他们在挑逗我这个年级第一的“学霸”,保持警惕;后来,县电影站的师父也这样说,我才向中学的师长求证,果然不假。这时,我反而忐忑不安,毕竟已没有时间复习,只能小心翼翼地申请考前请假,以“裸考”的姿态悄悄入场。

   原湖南师院外语系教工子弟、穿梭于加拿大——香港之间的期货贸易总裁杨晓白,当年不信真会恢复高考的态度与我当时不谋而合。他说:“当我第一次听到高考的消息时,不屑一顾,完全不相信。当时,我在远离师院的长沙郊外水口山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师院的家,得知高考消息后的第一次回家,看到有的同学已经从农村回来复习了,但还是不相信,还笑那帮人见风就是雨。等到半个月后,再回师院时,那些下农村的同学都回来复习了,才相信真的要高考了。但我还是不积极复习,因为那时虽然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解决了,母亲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为我会拿不到准考证。等到准考证来了,才真正相信可以参加高考了,那时真的有点懵,但复习的时间已经不多,赶快跟代课的学校请假,回师院复习。那时我的目标是只要能得到复试的机会就满足了。等到复试完毕,才敢梦想进大学,但又担心政审过不了关。好在师院的子弟中,录取最差的就是进师院,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的政审才没有遇到问题,如果我考上的是清华,那就不知道政审会是什么结果了。”

   身在纽约的执业律师李占柱,作为湘潭钢铁厂的工人子弟,当年在湖南东部的偏远山区酃县(后改为炎陵县)当知青,在垄溪公社坂溪大队寨背生产队当生产队长,率领社员战天斗地。但他那里还有恢复高考制度的文件下达,他所在的生产队是坂溪大队中最落后的队,地处高山之中,如果赶到大队部,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高考报名的通知转到他的手上时,比城里晚了一个多月。他先下山,到大队盖章,然后步行十多里山路,到公社盖章,再沿着十多里简易公路到县城办理报名。当时的汽车很少,若能碰上手扶拖拉机载一程,都是万幸。不少拖拉机司机还找各种理由,不愿帮忙。办完报名手续后,他要连夜返回生产队,因为县城没有熟人可以投宿,也没有钱可以支付招待所,那时没有宾馆,更没有酒店。他更没时间复习功课,白天要带领社员出工种田,只能在收工和晚饭后,再找出在学校读书时本来就没学到什么东西的初中、高中课本。占柱律师说,他经常是晚上八九点钟吃过晚饭后,还要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晚上10点左右开始,大家举着火把,从田埂上四面八方来到生产队队部,讨论队里的事项,比如杀猪之后,怎样将不同部位的猪肉搭配好,各家抽签取猪肉,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开完会,一般就是后半夜了,复习的计划也就泡汤了,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第一个走到村口,吹响出工的口哨。他说:“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别人可以向我这个队长请假,我好像从未请过病假。”

   很多校友的考试主要是靠中学时代的那点底子临时拼一拼,我和占柱就是如此。占柱的数理化各科成绩也不错,就报考理科,兼报英语,因为读高中时,他是全年级少数几个对英语有兴趣,还能开口说几句简单英语的学生。他可以背诵几句课文,比如:This is my family. There are five members in my family. My father is a worker. My mother is a worker too.大概离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他收到该县高考办的通知:根据高考规定,报考英语者只能参加文科考试。他粗略地翻过数理化的书本,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而历史、地理课程已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课本。好在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占柱一直是班级和学校的学生干部,经常作大会发言,写发言稿,锻炼过一点作文的写作能力,还有关注时事政治与联系实际的习惯,他的语文、政治、英语就靠中学打下的那点基础,幸运地考上。

   那时候,出身农村的考生信息闭塞,找不到别的书来复习,顶多是快忘光了的几本简易教材,除非可以报名参加当地中学临时组织的复习班,收费倒是不高,并不以赚钱为目的,用今天的话说是以“公益性”为主。办班者只希望能考出几个大学生,即便是中专生也行,让他们吃上“国家粮”,多考出一个就算一个。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要么还不敢报名,要么就想通过这个途径来赌一把,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有个别北美校友,在中学阶段就遇到颇有远见的教师,再三提醒学生:只靠推荐上大学,肯定不行,培养不出什么人才,国家迟早要恢复高考,你们千万不要放下书本,一旦荒废,再捡起就难。美国保险业的佼佼者徐琳玉,在长沙读中学时,就把老师的提醒记住了,毕业后还与老师保持联系。后来做了工人,每天上班,没什么时间复习,只好争分夺秒。

   琳玉回忆说:“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我要复习的各科资料还没看完一半。白天在工厂上班八小时,总想挤点时间背几个英文单词记几个数学公式,一小时的午餐时间自然是我不容丢失的奢侈。从食堂买了三两饭外加一份大头萝卜炒肉末,回到车间,打开我那硕大的工具柜,左右两扇柜门正好是我天然的屏障,里面三个隔板将工具柜分成四份空间,顶上一层放着我的复习资料,第三层和第四层放着上班用的工具和零件,第二层正好做我的桌面,我可以舒服地在这个神秘的小空间咀嚼比大头菜更有意思的数学难题,记忆英文单词,反刍消化前一晚阅读的文章,直到上班的电铃再次响起。”

   后来,她感觉复习的时间实在太少,早晨搭公共汽车去工厂上班的40分钟都不想放过。她挤在人群中间,掏出单词本来默记,连在车站等车的几分钟时间也必须利用。有一天早上,她只光顾了看单词本,公共汽车到站时,她没预备好,就被等车的人群掀在最后。“车厢全部挤满,我是最后一个,因为力气不够挤不进去,眼看车门关上,可是赶下班车就一定迟到了,我只好紧咬牙关站在车门外五寸宽的车梯踏板上,双手紧抓车门,全身紧贴在车门外边搭乘了一站的免费公共汽车,这一高难度动作引来路边不少吃惊的眼光看着我这个非专业杂技演员。一站之后下来不少乘客,我才气喘吁吁地走进车里。那一上午我都心神不宁,一边在老虎钳旁练着钳工的基本功,一边回想刚才的飞车历险。”她还在中午复习的工具柜上写着四个大字:“诺亚方舟”。她说:“我必须乘坐这一叶扁舟,通过考题之海,登上渴望已久的绿洲。”

   农村考生的复习条件大同小异,都简陋得很,民办教师复习起来倒是顺手,留城与回城的考生之间却差别很大,有的报名很顺,复习条件也不错,有的则全靠自己瞎摸。

   有的高校还组织本校的应考子弟上复习答题的辅导课,请大学教师中能够深入浅出的解题高手登台示范。中南矿冶学院(今天的中南大学)的子弟还拥有人手一册的数学难题解答。

   硅谷英特尔公司资深高工刘红英虽然生长在教授之家,高考的准备也是特别盲目,既无规划,还没有父母的指导。她还说:“当时的招生确实有些乱,我就一直没接到录取通知,是我爸系里的人去招生办,才发现我的招生档案被放错在别处,找回来后,才招进了师院,与爸爸同系。”她的数学可能是满分,报考英语专业大概也用不上。她在复习时,只喜欢做数学题,不愿意花时间准备她觉得枯燥的政治,背无数遍都记不住。她和发小申丹(也是师院子弟,现为北大人文学部主任)在岳麓山上像梦游一样背政治。现在她有些后悔,“怎么就没想到一起背呢?如果你问我答,可能就没有那么痛苦。”结果,她的政治离及格还差几分。她刚开始复习数学时,不过是为了考个好分数,从小学到中学,除了语文课,她在上课时都在绘画、抄诗,虽然每年都得年级第一、二名,但都是考前临时抱佛脚,没有真正学懂。临近高考入场了,才突然对数学产生兴趣,连做梦都在解题。有一次,她和同楼的数学系教授李传和先生家的二女碰到一个难题,怎么解都解不出,先回家午睡,却在梦里解出来了,她赶快跳下床,跑到李家去分享。红英说,她后来离开北大的教职岗位,留美之后弃文从工,也许就是因为数学好,知道自己会有兴趣把IT作为终身职业。

   纽约三立地产集团合伙人肖强,作为湘潭的考生,他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我一看到题目,热血沸腾,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弟,今天居然可以坐在教室里参加高考,有太多的话要诉说啊!我居然没打底稿,一气呵成。”

   不知各地区的考题是否不同,但我记得77级那年我们益阳地区的考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立意倒是与湘潭的题目大同小异。我一见到这个题目,也有很多话想说,还有一点“文思泉涌”的感觉。走出考场时,我还能把刚刚写的作文从头到尾背诵给找我问“标准答案”的几个老同学。至今还记得,我的开头是这样铺垫的:

   当我离开电影放映机,穿越长春公社机关,走进长春中学的考场,既觉得陌生,又感到亲切。说它陌生,是因为我已久违了曾经让我驰骋思绪和书写快意的家园,整整四年了。四年,那不就是大学本科的一个完整单元吗?说它亲切,是因为自从启蒙受教开始,我在考场待过十一年半的时光(说明:因为学制与学校换来换去,我的小学读过六年半,与降级无关),我曾习惯于在这里呼吸和遐想,延伸我的未来。真要感谢党中央,毅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我们像回归久别的故乡一样,回到今天的考场,像船长一样归位,燃起远航的希望。青春的活力让我五味杂陈,心中的激浪犹如乱云翻滚,如果等到心底平静之后再开笔,交卷的铃声恐怕早已催响,倘若想学一回张铁生交白卷,那很冒险,张铁生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那就想到哪就写到哪吧,语无伦次毕竟也是命运之神赐给我们这一代的胎记,聊胜于无,折磨阅卷的师长总比一字不写要好……

从知青农场出来参加高考的肖强还记得,那年的语文试卷有拼音题:“women de mudi yiding yao dadao, women de mudi yiding nenggou dadao. 考英语专业的同学看了一下子就蒙了:咦,这语文试卷怎么会有英语的women呢?”他有个同学考完数学就放弃考试,理由是考不了100分,不考了,结果他的两门成绩出来,进北大都绰绰有余。第二年只好再考,数学总算如愿以偿地考了满分,进了北大物理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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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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