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盛世乡愁

——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57:00

进入专题: 雅典帝国     民主政治     修昔底德     阿里斯托芬     理想国  

任军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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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战争,希腊人奇迹般地战胜波斯。那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为希腊人带来了空前的自信和荣耀,却也是之后希腊世界一系列危机的开端。作为希腊人“团结御侮”的核心力量,雅典在战后强势崛起,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雅典从先前希腊世界的普通城邦迅速成长为东地中海的主导力量。从米泰雅德(Miltiades)、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再到伯里克利(Pericles),几代政治家苦心经营,励精图治。如何乘崛起之大势,最终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确立雅典帝国霸权的同时,结束希腊世界长期纷争、分崩离析、人人自危的乱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也是修昔底德著述背后的“潜台词”和现实关切。然而,摆在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新一代雅典政治家面前的巨大考验在于:斯巴达正是雅典人最终实现其帝国雄心所必须克服的最大的政治和军事障碍。而在那场与劲敌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生死较量当中,雅典遭遇惨败,这场失败不仅是雅典人的灾难,更是希腊人寻求内部秩序的艰苦尝试所遭遇的一次重挫。战争本身给希腊世界带来空前的苦难,更预示着希腊世界陷入更大规模内讧纷争的开端。

   与对外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新政开始,在之后的五十年时间里,民主政治至“伯里克利时代”达到最为激进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十将军采取选举制、陪审津贴、观剧津贴等。而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的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国力夯实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面对民主政治释放出的汹汹民意,要防止其破坏力,更多地依托于伯里克利的政治奇才。而对雅典传统世家大族来说,他们当然不会作壁上观,认命服输,进而在政治上束手就擒。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暗流涌动,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政治角力蓄势待发。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够通过其清明的判断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巧于弥缝,暂时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作用,而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斗争便正式浮出水面,且迅速升级并趋向白热化,最终走向失控,成为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在帝国事业面临生死考验的当口,雅典民主政坛却陷入了空前紊乱,外患与内忧彼此叠加,致使雅典陷入一系列重大挫折的怪圈,帝国事业最终“胎死腹中”,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扼腕。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与政坛的畸变互为表里,雅典社会民情风俗也发生蜕变朽坏,误入歧途。人心畸变带来政治的扭曲:本来作为动员自由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大会,在实践中却沦为少数政客摇唇鼓舌、混淆视听、争权夺利的场所,人们参加公民大会的首要动机不再如以往那样旨在协议国事并从中习得政治经验,从而接受政治教育,如今他们的主要动机仅仅在于能及时领到参会补贴,后者往往对下层民众更具诱惑力,这就使公民大会难以发挥预期的清晰判断、群策群力的政治效能;本来旨在预防僭政的陶片放逐律,却日趋沦为党派彼此造谣倾轧、政客相互算计、彼此拆台的利器;本来意在培育公民公正感和道德良知的陪审法庭,却日趋堕落为人们逞私欲、闹派性、勾肩搭背、私相授受的舞台,雅典传统贵族的教养、德行、自律以及由之衍生的一整套礼法,在民主的大潮中不断趋于崩解;与强调世袭身份的“旧雅典”不同,“新雅典”人们更加看重的是金钱财富,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最初为社会舆论悄然接受,最终却得到舆论的公然推崇甚至吹捧;以智术师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不断侵蚀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理智主义与宗教信仰、平民主义与贵族德行,日益上升为民主雅典政治社会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而在实践中,这种意识形态往往与更为现实的权力斗争彼此交叠,使得雅典帝国内政、外交格局矛盾交织、错综复杂。贵族派与民主派、贵族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旧雅典与新雅典、传统与现代,在雅典社会,两种力量往往相互撕扯、彼此消解,而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两种价值观念彼此掣肘,“新社会”以欲望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个人至上、金钱至上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消解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和道德底线。

   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型过程中,雅典中途折戟,帝国事业盛极而衰,最终“胎死腹中”。作为读者,应当避免陷入所谓“后见之明”式的简单化处理,切忌将其归咎于某种单一的所谓“根本原因”,将本来丰富且立体的历史面相平面化、肤浅化,那样,我们便难以从前尘往事中获得长进。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导致的现实后果。

  

一、雅典:“黄金时代”抑或“镀金时代”?


   深入理解古典时代的雅典帝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相关文本,无疑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希罗多德在雅典极盛期讲述波斯战争传奇,其现实关切深沉且委婉。波斯从当初米底帝国治下的一个偏僻小部落成长为世界帝国,最终却在其远征希腊时意外失手,从此一蹶不振,国势日颓。如果说希罗多德以波斯帝国兴衰为“借镜”,通过外部视角,反观当时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借以探问邦国兴替之机理,思索命运之沉浮,那么,后学柏拉图则通过内部视角,诊断雅典政制及其国家精神的病理,进而寻求可能的解救之道。如果说柏拉图《法律篇》可以被视为希罗多德《历史》的理论总结,那么《理想国》则无疑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理论升华,从叙事结构和思想主旨来看,它们在时序上彼此呼应,论题上相得益彰:修昔底德将现实版的雅典与斯巴达对观,双方在政制形态、言谈举止、民情风俗等方面形成鲜明反衬,而雅典自身的弊病则在这一对比中昭然若揭;《理想国》将理论版的斯巴达与雅典对照,斯巴达无疑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理论原型,从苏格拉底与雅典青年的谈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柏拉图对雅典政治社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救世之心。而且,值得玩味的是,《理想国》起笔处似乎就是修昔底德搁笔处,即公元前411年左右,发生在雅典的寡头政变以及继之而起的围绕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合雅典国情的激烈争论,在这一方面,柏拉图似乎意在赓续修昔底德的精神志业,探问雅典国家的解救之道,而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修昔底德关注更多的是政治,而柏拉图则更侧重法意。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将斯巴达作为理论原型,借以观察现实雅典政治社会诸多弊病,例如第二卷关于“猪的城邦”与“发高烧的城邦”的讨论。“猪的城邦”本是对话者之一格劳康调侃的说法,它针对的正是苏格拉底创造的能够分工合作、通工易事从而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城邦。在这样的城邦,诸如工匠、农人、牧人、行商、住商、雇佣劳动者,他们相需相得、和睦相处。有关该城邦人们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做了如下描绘:

   他们制造面包,酿造酒类,制作衣服和鞋子,建造房屋;在暑天,他们大半是裸身赤足劳动的,到了冬天就身上穿衣服,脚上穿鞋子,足以保温,足以御寒;作为他们籍以营养滋生的食物,他们……厚实地道的用大麦粉揉制出来的面包和用小麦粉焙烤出来的面包他们放置在芦草垫上或是洁净的叶片上,他们斜倚在用葡萄藤和桃金娘枝叶垫起的坐蓐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快乐地用餐,轮番地饮酒,头上戴着花环,唱着颂神的赞歌,他们彼此相得,和合欢畅;他们不超出他们的财力物力的限度生育子女,以求免于贫乏和战争的忧虑。……他们在和平与安宁中健康地生活,无疑,他们是能够历耄耋,尽天年,同时又把这样的生活传给他们的子息。[1](372a5-372d3)

   在这样的城邦,人们生活无虞困乏,适可而止,生活在于必需,而不为种种额外的奢靡、炫目的浮华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求所左右。人们朴素节制,无须相互炫耀攀比,彼此嫉妒艳羡,既没有因饮食过度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不会因为漫无节制的物欲导致的对外侵伐,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一个健康的城邦。

   与上述城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奢靡的城邦、“一个发高烧的城邦”、“一个发炎的城邦”、“肿胀的城邦”。在这样的城邦,人们不再满足于先前的生活方式,于是各种物事不断充斥其中,许多先前被认为毫无必要的欲求,如今成了生活的必需,而且无法餍足,他们

   还要再有带靠背的褥垫长椅、餐桌以及其他家具,要有关味的菜肴,要有香水精,要有薰香,要有侍女,要有糕点蜜饯,所有这一切每一样都要百种花式齐备……绘画、刺绣织锦,一一都要兴办,金银、象牙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无不要一一罗致齐全……各式各样的渔猎人;各种模仿者……各式各样的花式制品的工匠们,其中特别是妇女装饰品。并且我们需要的服务种类也增加了。看来,我们不是应该有儿童教师、乳母、保育员、妇女美容师、理发师,又要厨师、管家么?并且我们又多了一个需要,要有很多牧猪人。[1](前揭,373a3-373c3)

   人们纵情声色犬马,心灵丧失节制,贪恋种种口体之乐,他们懒散饕餮,致使疾病缠身,于是医生、法官奇货可居,不仅为一般人所需要,连自由人也对他们俯首帖耳。而一旦放纵与疾病在城邦内泛滥横溢,法庭药铺便到处皆是,讼师医生便趾高气扬,致使多数自由人也不得不对他们俯首帖耳。“猪的城邦”与“发高烧的城邦”,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不仅意在使现实版的斯巴达与雅典彼此对照,而且旨在使曾经的雅典与当时的雅典互为“借镜”,借以透视“黄金时代”雅典表面繁盛背后所潜藏的深刻危机和内在“病理”。

   而在修昔底德文本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理论努力。在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这样说道:

当我们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在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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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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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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