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我们为什么要读修昔底德?

——任军锋《帝国的兴衰》专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3 次 更新时间:2017-12-22 22: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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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 (进入专栏)  

  

  

   任军锋: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2001),哈佛大学中美富布赖特(Fulbright)研究学者(2009-2010),牛津大学"太古"(JohnSwire&Sons)高级访问学者(2003-2004)。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美国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开设课程:西学经典:论美国的民主、西学经典:战争志、美国宪政经典、西方政治史等;主要著作:《民德与民治》、《超越左与右》、《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主要译著:《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政治科学要义》、《寡头统治铁律》、《半主权的人民》等;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

  

   采访人:萨仁高娃

  

   Q:您的这部新著《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作为“复旦通识丛书”之“读本系列”的第一本,您如何理解读本系列与通识核心课程之间的关系?读本将作为授课教材吗?

  

   既然是第一本,我希望它能为后续的读本写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按照丛书主编和编委们的初步构想,他们期待“复旦通识丛书”的读本系列在写法上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结合起来,写作者在对相关学理问题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能够用深入浅出轻松明快的文风,对相关议题做出针对性的阐发,同时对现实问题有深切的关照。在总体风格上,这个系列走的是“轻学术”的路线。读本的主要读者群不仅包括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在校大学生,应当包括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对相关议题感兴趣且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普通读者。这就要求写作者能够把生僻的专业术语尽可能打碎,对日常生活和实践作出针对性的回应,有切身的当代感和明确的问题意识。正如“丛书总序”所明确指出的:这个系列是教师在核心课程教学基础上的独立著述,它围绕教学内容,并能够在教学基础上发散出去,既有聚焦的深度,又有视野的广度,有知识,更有关怀。读本可作为核心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参考用书,也可以为好学之士提供进入相关领域知识和思想的路线图。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教师的教学成果得以逐渐积累,课程内涵不断升华,将教学成果及时转化为学术成果,从而在实质上推进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进而克服目前愈演愈烈的教学与科研的结构性断裂的困局。而目前我们的大学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之间日益呈现出结构性的断裂,某些领域的教师甚至把教学视为额外的负担,这就使教师对教学的投入大打折扣。我们认为好的教学必须和教师的研究结合起来,好的通识教育必须以扎实的专业训练为基础。这个读本系列的核心目标即在于帮助弥合上述断裂。

  

   这本书当然和我开设的核心课程《西学经典:战争志》有关,其中不少内容也是我过去数年来教学研究积累的成果,但它绝对不是课程的实录,例如其中前半部关于希罗多德的讨论就是我专业教学和研究积累的成果,而附录中关于霍布斯与修昔底德的讨论则是我专题研究的成果。我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写作的,无论在学理上还是思想上,该书都是自成一体的。我心目中的读者群是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果你对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霍布斯以及他们的问题域感兴趣,只要稍微用点心思,都可以看得懂,这本书能够将读者带入相关语境,不仅能够达成对相关文本的深入理解,而且对当代某些紧迫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思考。我不会刻意要求我课堂上的学生们必须读这本书,它只是作为参考用书。课堂上我首先要求学生研读相关原著,因为学生只有在充分把握原著的基础上,才能对相关二手研究形成权衡取舍的基本判断力和识别力。而我的书的贡献在于揭示经典文本中的核心关切,并把这种关切拉回到现实,尽可能把经典著作家的问题意识凸显出来,从而将传世文本真正激活。

  

   《帝国的兴衰》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对原著亦步亦趋的解读,当然对原著的深入把握是基本前提,我的着力点在于诸如修昔底德这样的伟大著作家与当代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我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西方的古典学、修昔底德研究或者古代史研究添砖加瓦,这个也许会有,但这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对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处境的自我认识,中国人如何克服那些至今仍然禁锢着自己头脑的一系列幻觉。我更关心的是修昔底德对中国自身的意义,我是用中文写给中文读者的。

  

  

  

   Q:您在书中似乎没有直接涉及修昔底德与现实社会的关联?

  

   其实细心的读者会强烈感觉到我的现实关怀,这种关切可以说渗透在字里行间,贯穿整部书的始终。我这本书考察对象当然首先是古希腊和古代雅典,核心围绕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霍布斯相关文本展开,旨在揭示他们的文本旨趣,究竟他们是如何思考政治世界、政治事务的。而这几位伟大政治理论家关于政治世界的深沉思考和精神教诲,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领导社会的人所急需的。中国人经历了几十年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整个思维都是经济思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决策者也习惯于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甚至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满满的经济头脑,经济思维,有时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通过加强贸易往来化解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权力角逐。所以我在书的一开篇就强调,我们正在迈入“大政治时代”,大政治时代需要“政治的”智识和思维。“政治”不再经济、社会的附属品或衍生物。政治的动力是权力,不是道德。而权力关系往往不是双赢的,而是零和的,它强调的是统治和被治的关系,在国内树立秩序,国际之间缔造和平。这无疑是针对的中国人的“非政治”“去政治”思维的。我认为修昔底德是一位极具政治头脑的政治理论家,所以对当今中国人来说,读修昔底德无疑是“对症下药”。为什么这些年修昔底德在政界商界以及学界这么热?总归有原因的嘛!我认为中国学人责无旁贷,把握热点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焦虑,并通过精深的研究把这种焦虑背后牵涉的问题的丰富性和多重面相呈现出来。例如前些年托克维尔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热?肯定源于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他的历史视野,理论洞见与中国当代问题有着高度的契合嘛。

  

  

   *任老师办公室

  

   Q:修昔底德的名字近几年成为媒体报导中热词之一,我们经常能听到所谓 “修昔底德陷阱”,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觉得这个热词出现的原因和您书中的核心关切有怎样的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有关。修昔底德一开篇在谈到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爆发大战的根本原因时指出:“导致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一位哈佛教授把这一论断概念化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概括。当然他直接指涉的是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中面临的处境。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的恐惧,这是不争的事实。修昔底德、“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受到政界学界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原因是明摆着的,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普遍的安全焦虑,对战争可能性的忧虑,美国面对中国势力的增长,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威胁感,面对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某种无形的压迫感,甚至产生“威胁中国论”。这与公元前五世纪曾经弥漫在希腊世界的普遍焦虑是有某种共通性的。虽然空间时间不同,但是中美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政治世界的权力关系,以及在权势转移过程中投射在双方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惧。我的书中有一节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有回应,但很节制,主要是将其拉回修昔底德文本语境,揭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如下悖谬:即战争往往并非发生在偏好战争的一方与偏好和平的一方之间,而是经常发生在渴望维持现状并想方设法防止战争的两方之间。

  

   Q:当下修昔底德的读者关注较多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权力关系格局,但您书中似乎更多关注的是修昔底德对帝国如何摆脱盛衰循环的教诲,这方面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是的,但修昔底德不应当仅仅作为国际关系领域讨论的话题。当然现在的国际关系学者会从两强之间的关系出发研究修昔底德:面对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开始走向解体而新的国际秩序未定的转折点上,会发生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就像公元前五世纪发生在古希腊世界的战争那样。但修昔底德有着更为丰富的面相。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表面看来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对问题的讨论和揭示更为丰富和深入。在正面战场上,修昔底德对两个同盟之间的战争做了非常细致描绘;但书中同时还有大量关于“背面战场”的讨论:即遍及整个希腊世界的城邦内讧,这涉及到城邦的政体和内部治理问题:城邦内为什么会有党争内讧,从而引起外敌的介入等等,之后许多政治理论家(如亚里士多德)和立法家(如联邦党人)都致力于探讨党争的根源,并寻找敉平党争的有效途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修昔底德讲述雅典与斯巴达大战,其导火线恰恰是从城邦内讧点燃的:希腊西北边陲小邦伊庇丹努发生平民派推翻贵族派的革命,导致了科林斯、科西拉的卷入,进而将雅典斯巴达的卷入,最终也是雅典城邦内部的党争导致雅典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帝国事业遭遇重挫。雅典内部激烈的党争及其后果,正是修昔底德著述后半部分聚焦的关键问题。修昔底德通过生动的场景深描和人物言行的模拟,将“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的困顿揭示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修昔底德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反思,其现实意义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他对于国际政治的讨论:修昔底德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关心的重点还是在于城邦政体以及如何防止党争,但他是将制度与人事结合起来讨论的。当然,修昔底德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给出一个系统的救治方案,但是他把民主雅典政治社会面临的诸多症状一一呈现出来了。修昔底德通过生动的历史场景再现雅典民主的困境,细心的读者不难领会他在城邦宪制问题上的深沉教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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