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应然与实然:当代中国政治的路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0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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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提要:当代中国政治路径选择的应然性、实然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民主政治的合目的性理解与近代中国政治路径选择的艰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然性与现实政治发展有限性的挑战;秩序、效率、幸福:政治的应然性基本功能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路径选择历程。重点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应然性和实然性问题,分析了其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冲突过程,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在今后的实践中注意宣传这种必然性和实然性,以推动中国政治实践向前发展。

   关键词:中国政治;政治路径;民主政治

  

一、民主政治的合目的性理解与近代中国政治路径选择的艰难

   现代化政治的具体外延丰富多样,但从基本内涵来说,大家都不怀疑民主自由是其中的根本内容,民主政治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政治的代名词。汉语语境里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具有维新改革意识的上层官僚和少数文化精英,出于表达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诉求开始使用的。其使用的语境乃相对于君主而言,即以君为主还是以民为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挥,借此以获得正当地宣扬西方价值理念的本土文化资源,以达到其改变当时中国与列强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严重落后状态。郭嵩焘所言:“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1];黄遵宪所言:“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2];王韬关于世界政体为“君主国,民主国,君主立宪国”的划分,等等,都是属于此种情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君、民之间关系如何协调得更符合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谈论民主问题,潜意识里是为中国现代化之注重器物层次而招致的不成功所进行的深层次的探索。同时,这些人谈论民主带有非常明显的功利目的——如何更有效地保皇、保国、保家。

   从1861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君民不隔”的赞扬[3],到郭嵩焘1875年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4],一直到张之洞《劝学篇》认为“民权不可僭,公权不可无”[5],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民主的词汇,但其意向很明显,那就是中国的振兴必须要借鉴、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在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将民主视为一种价值追求。

   孙中山等的革命派侧重从民权的角度思考民主问题的。他强调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国民,国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直接民权,但具体的管理应该由政府来负责。在具体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上,他主张民主立宪,实行议会政治和五权分立。当然,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极力提倡以党治国 ,由训政而过渡到宪政,主要是出于民主实践的策略上的考虑而已。

   五四时期陈独秀把个性的自由看作是民主的真谛。相对于陈独秀愤世嫉俗式的追求民主,胡适则要理性得多,他说:“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6]李大钊在对待民主问题的态度上,始终是积极的,但在具体的理解上又是很谨慎的,他说过:“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7]。正是对于民主概念复杂性的预期,他曾一度用“民彝”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概念阐释之:“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这种独特的“民彝”在李大钊看来是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价值文化基础,是民主可以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从总体看,五四前后李大钊对于民主的理解更多是限于“平民政治”的水准。

   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在崇拜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同时,又重视国家形式的至上,希图在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结合点,他后来所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一是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国民的自由人格上。其二是要建立健全选举制度。其三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权力机构应有相应的设置)就是这种思路的反映;张东荪所言“民主主义与国族主义又是相连的”[8],就是这种思想的直白表达,他们妄图在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的理解直接承继的是五四时期的相关思想,但它特别强调阶级民主的意义。从形式上来看,阶级民主类同于雅典民主制的做法[9],当然两者之间本质上存在区别。

   从抗战爆发到一直1949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在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上,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关于民主的认识,没有什么差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到:“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10];同时,“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1];“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12]。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详细论述了民主联合政治的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强调说:“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3]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4]

   中共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团结国内抗战势力、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支持的一种策略。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工农民主专政”[15],这就意味着民主联合政府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也是一种与蒋介石政权斗争的策略口号,毛泽东曾自豪地表白过这一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讲我们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16]。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民主对于多数对其怀有敬意的国人来说,是在工具理性层次的角度上使用的,他们对于民主赋予了很多其他功能和责任、期待,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团结、社会公正,这事实上多少把民主视为一种诊治重病的灵丹妙药。1860-1890年代那些钦羡西方民主制的中体西用派人士,主要是打着维护大清统治的招牌(尽管也有策略的成分)而展开自己的思路的,可谓之皇权民主主义;康梁等维新派提倡的是立宪民主,从表面看来,他们倡导君民共主,后来又顽固地保皇,但从骨子里来看,他们提倡民主还是基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因此是民族和威权混合的民主主义(类似于后来的威权主义);孙中山把民族的独立、自由放在第一位,实现民权是保证民族独立、自由的直接内容,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是个民族民主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颇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尤其是晚年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等主张,更有强烈的列宁社会主义色彩,所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实在是很复杂的,难以用一言两语概括,如果非得要给以定性的话,可谓之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张君劢的国家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民族主义,只不过它更强调现代国家在民主发展中的意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民主主义,从本质上说它是阶级民主主义;欧美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主义在理论上似乎最完善、最动人,其模板基本完全是欧美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

   实际上,近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解主要基于情感层次的需要而形成,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否定性思维来考量问题而加以理解的,是处于对中国旧的政治制度不满而产生的一种激情超越的动力下形成的,他们尚不甚明白民主是西方在探寻更符合人性、更富有效率、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图景时的一种相对稳妥、相对保险的政治路径。近代中国政治路径选择就是以这种各自为是的应然性民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实然性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应然性民主政治是自己的某种已有的直接或潜在的目的为导向,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自我选择、自我过滤后的思想。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指导社会变革,其不合国情的地方必然甚多,其实践中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大大超过了设计者们的预料。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一直到国民党执政, 中国尝试现代化政治的实践从个案来看,没有让人满意的地方,甚至有“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的凄凉慨叹。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然性与现实政治发展有限性的挑战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与18、19世纪欧美工业化时代相对立的社会理想,曾经吸引了无数社会下层平民和中低层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一度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道德的天平,谁要是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谁就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主要兴盛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其流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其确切的定义十分困难,甚至于无法界定。1924年英国社会学家统计关于社会主义有260多种定义 ,到20世纪后期据说多达500多种。任何一种定义都有其针对性和合理性,任何一个定义都有其时空的痕迹,但是任何一种定义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直以社会主义为理想和实践的中共领袖,也不得不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推行共同富裕的社会体制、机制。但是到底社会主义应当是如何的场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和实践,到十月革命后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都无法给人们提供一致的、合乎理想的答案。空想社会主义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设计有具体的规则,甚至于他们实行的一些实验也有具体的要求,比如,自愿劳动,共同消费,不置私产,公共服务免费,没有国家暴力机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主要作了是原则性设计,他们在早期的著作中强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高级发展)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穷失业。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有国家政治的,当然谈不上民主政治问题了。但后来在1871年围绕巴黎公社革命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的确又指出了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过渡阶段的政治体制问题,系统论述了未来社会的政治形式:“(一)废除保护旧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常备军,由武装的人民取而代之;(二)社会的代表应当由普选产生,代表应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三)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四)作为政府的工具的警察失去一切政治职能,变为可以随时撤换的负责机关;(五)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七)法官象其他社会公务人员一样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九)地方成立代表会议,主管本地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代表会议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命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十一)通过公社制度组织实现民族的统一。”[17]这个基于特定历史事件而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设计中的某些思想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后来成为第三国际领导和影响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理想模板。这个民主政治有人认为并非是马恩社会主义政治的最本质的要求,只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策略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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