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分裂的国家与美利坚人的乡愁

——读阿莉·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17-11-02 23: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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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16年总统大选呈现的美国“政治画风”令许多人颇感讶异。大选本身毋宁是透视美国政治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自由民主政制日趋寡头化,党争白热化,贫富日见悬殊,社会挫败情绪日趋激烈……社会学家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以极富画面感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如下重要议题:“特朗普现象”折射出美国右翼人群内心深处怎样的对事实的感受即“深层叙事”?导致美利坚人政见日趋极端化的“移情障碍”有着怎样的发生机制?面对自由派“政治正确警察”咄咄紧逼之势,保守派右翼人群心灵深处有着怎样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在他们的“深层叙事”中 ,曾经引以为豪的以“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为载体的一整套中产阶级伦理正在被侵蚀且不断趋向式微,自己俨然沦落为“本土的陌生人”。霍奇切尔德的著作提示我们:“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宁是新世纪美利坚社会矛盾和精神焦虑的集中反映。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美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

  

   关键词:特朗普现象、深层叙事、移情障碍、政治正确、文化乡愁、美国梦

  

   2016年总统大选,美利坚国家以别样的“政治画风”呈现于世人面前,其突转之速、幅度之大,让许多观察家猝不及防,一时难以回过神来。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许多人至今依然无法接受和面对。

  

   在国人眼里,从来以开放包容、从容幽默、优雅得体见称的美国,如今却突然变得如此狭隘、焦虑、敏感。竞选语汇变得如此不堪,政客争权夺利手段也如此下作。而从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状况看,华盛顿权势集团内部的基本政治共识已不复存在,其“症状”似乎确证了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此前对美国政治的系统诊断:统治集团日趋悬浮于社会诉求之外,不仅在利益上出现严重内卷,而且在话语和观念形态上与民众的日常感受发生严重脱节,建制政客沉醉于一整套梦幻般的“政治正确”语汇,下层民众在这套强大的权威体系中日趋感到无力且无助,整个社会弥漫着严重的受挫情绪以及因之而生的不满和怨怼;裙带主义日趋成为权势集团日常运转的基本潜规则,自由民主日趋寡头化;政客被财团势力裹挟,党争渐趋白热化,致使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彼此掣肘、相互拆台的恶性循环;……思维僵化与权力僵局彼此颉颃,使得任何形式的改革举措变得举步惟艰,民主政治开始陷入了一种“功能失调性的政治均衡”(dysfunctional political equilibrium)。民主制(democracy)俨然沦落为“否决制”(vetocracy)。[2]

  

   面对特朗普的当选,美国主流建制精英哀鸿遍野,万马齐喑,甚至痛心疾首,那些一直被学院派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如美国对世界人民的无限责任、无国界式的普遍人权、开放包容等等价值准则遭遇空前挑战,于是诸如“黑天鹅事件”、“反全球化”、“暴民政治”、“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大而化之的所谓分析评论此起彼伏。尽管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一概而论充满意识形态评断,且本身混淆视听、不知所云,仍然无法消解美国学院派和主流媒体专栏作家们的兴趣,而中国许多深受这套观念形态陶冶的人士也竞相效尤。可见,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感知上,中国主流知识界与美国同行可谓同病相怜,一样麻木不仁。

  

   事实却是,“特朗普现象”绝非“特朗普的现象”,它毋宁是美国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处境的折射,是观察并理解新世纪美国政治社会的“窗口”。不是强行使现实适应我们脑海中已有的观念,而是依据现实不断修正我们的概念框架,传统的政治知识需要重新检省,从新厘定,有的甚至不得不毅然抛弃。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做大而化之的观念评断,不如对其背后具体的动力机制做具体而微的事实分析,只有这样,庶几可以作为理解问题、反思自身的“借镜”。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奇切尔德近著《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可谓适逢其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上述努力的契机。霍奇切尔德荣休前长期担任伯克利大学社会学教授,作者坦承自己在政治立场上属于自由派左翼阵营,但她写作时努力悬置自己的政见立场,进入右翼美国人社区,倾听他们的声音,观察他们的现实处境,理解他们的政治情绪。作者深入被认为是“右翼堡垒”的路易斯安那州,历经五年的深入调研,积累了4690页的采访笔录,以大的问题关怀为起点,同时在实地观察采访中不断提炼具体问题,并循着新的问题线索决定调研方向和侧重点,借以理解研究对象的现实感受和所思所想,洞察右翼人群政治立场背后的社会和精神根源。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研究者时刻保持换位思考的能力,揭示研究对象的“深层叙事”(deep story):即“感受性叙事”(feel-as-if story),通过一套象征性语汇讲述故事,这种叙事“移除了事实,转而讲述人们对事实的感受。这样的叙事吁请身处政治光谱两极的人们先各自后退一步,努力发现对方用以观察世界的‘主观棱镜’(subjective prism)。”[3] 作者文笔极具画面感,不仅对美国保守派右翼人群的“深层叙事”做了深入揭示和剖析,而且在社会研究理论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一、“移情障碍”与美利坚人政见的极端化

  

   进入新世纪,美国社会日趋陷入分裂状态,左右阵营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势不两立:在左翼人士眼里,共和党与福克斯新闻网一根筋地反对联邦政府,敌视一切旨在解贫济困的联邦福利政策,俨然成为那些仅占1%的权贵寡头集团的代言人;而在右翼人士看来,政府本身沦为自成一体的权势集团,以各种虚假的名义不断强化政府控制,政客也不惜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为自己捞取选票。这种分歧本身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分歧双方非但缺乏理解对方修正自己刻板印象甚至偏见的任何意愿,反而在自己业已熟悉的阵营内部不断强化已有的政治偏见,一道无形的“移情隔离墙”(empathy walls)使得任何形式的沟通理解进而达成共识成为不可能。与有形的隔离墙不同,这种“移情隔离墙”毋宁是一种深入理解他人的障碍,它使我们对那些有着不同信仰和成长环境的人们无动于衷,甚至充满敌意,我们倾向于对新获得的信息任意筛选并强塞进我们固有的思维框架,我们习惯于从外部认识相对阵营的人们,致使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见识反而越偏狭,立场也愈加偏执。为此,霍奇切尔德一开篇便提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保持我们信念的同时,是否可能从内部认识他者,透过他们的视角观察现实,理解生活、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从而跨越移情隔离墙?”[4] 而正是这道隔离墙的存在,使得隔离墙两边的人们无法进行头脑清明的分析,形成开明的见解和主张。

  

   如何帮助人们克服他们心中自觉不自觉间形成的那道无形的“移情隔离墙”?正是以科学研究为职志的学者的重要使命。

  

   二、“大谜团”:美国右翼的政治情绪

  

   2016年美国大选地图显示,支持特朗普的“红”州比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平均生活水平低下:未婚先孕、离婚率居高不下、高肥胖率、非正常死亡、新生儿畸形率以及低入学率等等。据统计,美国“红”州人口的平均寿命要比“蓝”州小五岁。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在“人类发展”(其中包括:平均寿命、入学率、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平均收入)方面,路易斯安那位列第四十九位,而该州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排在倒数第一。工业污染问题在“红”州要严重得多。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路易斯安那男性癌症发病率高居全国第二,癌症死亡率位居全国第五。

  

   对于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贫困州的人们来说,想必他们更加期待联邦政府的介入和扶持。事实却恰恰相反,这里的人们对诸如EPA(环境保护局)这样的联邦政府机构持普遍的怀疑甚至敌视态度,这与一般广为接受的“经济人”或“理性人”预设背道而驰。事实却是:路易斯安那州有44%的公共预算来自联邦政府资助。而这正是本书作者试图解开的“大谜团”(great paradox):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相关区域人们对政府治理污染举措的抵制同时并存。对此,霍奇切尔德发现,以往的相关分析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即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它决定着人们对某些政治议题是否给予关注以及关注的程度,决定着他们对特定政治主张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鸣。同性婚姻、少数族群、叙利亚难民、非洲饥荒……诸如此类的议题或许足以使自由派人士心潮澎湃,义愤填膺,但对持保守立场的右翼人士来说却毫无共感,他们关注更多的则是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宗教信仰、工作机会、税负、持枪权等等。

  

   李·谢尔曼(Lee Sherman),82岁,曾在位于查尔斯湖滨的匹兹堡平板玻璃厂(PPG)工作,该玻璃厂长期向湖中倾泻工业污水,致使湖中鱼类遭到严重污染而无法食用。为此,政府不得不发布湖中水产品食用安全预警,湖区渔民为此蒙受重大损失。而谢尔曼本人正是该工厂向湖中非法倾泻污染物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本人后来由于揭露该工厂的不法行为而遭到解雇。然而,玻璃厂的劣迹本身并未促使谢尔曼转向支持联邦政府,事实却是,从2009年开始,谢尔曼本人即成为“茶党”的积极支持者,而茶党主张取消一切政府的产业政策限制,要求取消“环保局”(EPA)。作者发现,茶党支持者们对联邦政府的敌意来源有三: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使地方教会的影响力遭到削弱,继而导致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在他们眼里,不断攀高的政府税收,联邦政府用从纳税人口袋里取得的金钱,不但养活了一批整天价无所事事的政府冗员,而且滥施慷慨,造就了一大批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福利倚赖者。非但如此,这种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且在道德上看似正当的福利举措,直接危及着美利坚人根深蒂固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生存伦理,即通过个人艰苦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尊严感。长期以来,正是这种生存伦理构成了“美国梦”的基石,它意味着诚实劳动、虔信上帝,遵守规则,倡导正当得利,拒斥不当得利。在右翼保守人士看来,自由派倡导的那些所谓社会运动(诸如“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女性堕胎权、同性婚姻权)制造了一大批无视上述生存伦理的“插队者”,他们的道德底线模糊且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甚至巧言令色。采访中一位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发出如下抱怨:“或许由于不怎么经常上教堂礼拜,致使他们(自由派)轻忽个人道德。……美国梦本身变得不伦不类、毫无虔敬之心、物欲横流且斯文扫地。”[5]

  

   由此看来,2009年以降感召力日增的“茶党运动”,与其说是一场经济政治领域的政策反动,还不如说是一场旨在捍卫作为“美国梦”基本支撑的一整套中产阶级生存伦理的文化运动。

  

   三、“若有所失”与保守派的“乡愁”

  

在与大多数访谈对象接触过程中,霍奇切尔德发现,在右翼保守派人士心灵深处,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若有所失”感。这种失落感之所以难以名状,因为它首先不是具体物品的损失,而是某种抽象物即某些价值的失落。对右翼保守派人士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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