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 傅高义:从日本第一到中国发展之谜

——傅高义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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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哈佛大学中美富布赖特(Fulbright)研究学者,牛津大学太古(John Swire & Sons)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复旦大学政治系。

引言


   哈佛大学社会科学亨利·福特二世资深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创始人,哈佛美-日关系项目负责人。克林顿政府时期,傅高义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属下负责东亚/太平洋情报事务的官员(1993-1995),当时该委员会主任正是傅高义在哈佛的同事,现供职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

  

   傅高义是英语学界继费正清、赖世和之后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研究领域的一代名宿,是当代英语学术界唯一一位兼通中文和日文且对中国和日本社会均有开拓性研究的学者。1958年,傅高义即围绕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该调查报告后来以《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一工薪男子及其家庭》(Japan’s New Middle Class: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为题出版。1961年,傅高义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由于当时中、美之间的政治对峙,当时的研究者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很难获得一手资料,因此他们要接受的基本训练是如何解读中共出版物,采访从大陆出逃香港的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通过分析鉴别以期获得较为客观的资料信息。依托设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1963年成立,1988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傅高义先后完成了《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与Doak Barnett合著,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方案与政治》(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译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1979年出版的《独占鳌头的日本——美国可资借鉴的经验》(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中译本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以说是傅高义的颠峰之作。该书对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做了深入的分析,在美国、日本以及东亚许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从国家政要、商界领袖到学术界乃至公共舆论,该书提出的问题一时间成为讨论的焦点。在美国,该书精装本售出四万册,平装本销售量则达到十万册,而在日本,该书的日文版销售量达七十万册,连续数周高居销售耪之首。傅高义坦承,《独占鳌头的日本》是一部最能代表自己学术个性的作品。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亚洲问题的学者,傅高义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使美国人能够用同情且现实的眼光认识亚洲的文化与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其他社会的长处,从而为改进美国社会提供必要的镜鉴。作为该书的继续,1985年,傅高义发表《重整旗鼓:逐步推进美国商业的复兴》(Comeback: Case by Case, Building the Resurge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Simon and Schuster, 1985),就美国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1987年,傅高义接受广东省政府的邀请,对改革开放中的广东做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Guangdong under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中译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与二十年前出版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书构成一个整体。通过这两部著作,傅高义力图摆脱西方学界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做一般化处理的研究方法的局限,从地方史角度深入考察中国政治、社会变迁过程。1990年代,傅高义的主要著作包括:《亚洲四小龙: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进程》(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中译版《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rton & Company, 1997,主编)。2000年,傅高义完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传记《日本依然独占鳌头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0),也正是在这一年,傅高义从正式教职岗位退休。但他的研究写作并未因此停止,虽然已年届八旬,在哈佛有关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学术会议和沙龙上,依然能经常看到他矫健的身影。傅高义目前正在撰写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专著,这是他参与撰写的《邓小平震撼世界:一位亲历者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描述》(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China's Party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Third Plenum,2004)的继续。近年来,傅高义正在为中、美、日三国学者展开对日本侵华战争史的研究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历史积怨是东亚和平的潜在威胁之一,而要消除积怨,建立互信,必须从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真诚的学术对话开始,这一努力的第一阶段成果即他参与主编的《美国-中国-日本三角关系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与 袁明、田中明彦 合编,2002,中译版由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不对这位老人的执着产生由衷的敬意,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从他那里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

  

一、观察中国的历史眼光

  

   任: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这次专访!哈佛的东亚研究在多数中国读者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从1967年到2000年,您在哈佛供职达33年,对哈佛的东亚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能否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您对哈佛东亚研究的两位奠基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两先生的印象?

  

   傅:¨ 关于我的学术简历你已经知道,我的博士学位是社会学。博士学位没有学东亚,所以那个时候并不认识费正清。我是在读博士后期间才认识费先生的。费先生和赖先生都是历史学家,他们希望我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研究领域,我的研究是在两位先生的引导之下进行的。他们的视野很开阔,看问题非常宏观,这可以说是二战时期那一代人看问题的方法。整个战后世界的全球事务均属于他们的关心的范畴。二战以前,美国并未居于国际领导地位,但是二战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学者都觉得肩上责任重大。费先生和赖先生对二战时期的中国和日本都有研究,他们不仅力图了解两个国家的历史,而且试图了解那里的社会,使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多了解问题的背景,对这两个国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目标可以说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当然也很佩服两位先生,他们的确很能干,他们规模大,他们都属于大器晚成,所以他们有着丰富的阅历。记得费正清1930年代在清华大学呆了五、六年,赖世和也在中国呆过相当长的时间。

  

   任:在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您积极推动哈佛的中国研究与中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联系,1997年,您带领哈佛的学术团队负责筹备并接待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哈佛的访问。哈佛的中国研究学者群这些年来可谓独树一帜:政治学领域包括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赛奇(Tony Saich)、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历史学领域有杜维明(Tu Wei-ming)、包弼德(Peter K. Bol)、孔飞力(Phil Kuhn)、柯伟林(William Kirby)、普鸣(Michael Puett),文学领域包括李欧梵(Leo Ou-fan Lee)、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伊维德(Wilt Idema),经济学有德怀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公共卫生领域有萧庆伦(William Hsiao),法学有安守廉(William Alford),人类学有华琛(James Watson)、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社会学有怀默霆(Martin Whyte)。在您看来,哈佛的中国学近年来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傅:¨ 当时我们还不用这个“费正清研究中心”,是东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费正清。赖世和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属于另外一个单位。哈佛-燕京学社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亚洲人来哈佛学习,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研究。而东亚研究所比较注重研究,特别是近代的研究,所以第一任所长就是费正清。当时哈佛规定的退休年龄是65岁,所以费先生必须退,要是现在的话他肯定会继续,跟你们的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长期任职(笑)。但是,当时我们有65岁的年龄限制,所以费正清退了,需要我来接替他担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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