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光强:《民法总则》中“好人免责条款”的评析与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 次 更新时间:2018-10-22 00:02:22

进入专题: 民法总则   好人免责条款  

景光强  

   【摘要】 《民法总则》第184条对鼓励见义勇为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紧急救助一律免责有违基本法理、学界通说和国际惯例,利益衡量明显失衡,负面效果不容低估。《民法总则》第184条不构成法律漏洞,司法实务中应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衡诸各方利益,兼采学理通说和比较法上的成熟经验,充分运用限缩解释、客观目的论解释等方法,对“好人免责条款”作出妥当解释,尽量限缩《民法总则》第184条的适用空间。

  

   【中文关键词】 好人免责条款;紧急救助;民事责任

  

   近年来,受助人侵害救助人权益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经由媒体的放大效应广为传播,造成了极其负面的社会影响,一时间见危不救、怕被冤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许多民众在见人遇险时的第一反应,一桩桩骇人的惨剧在民众的迟疑中不断上演,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路人的冷漠中抱憾长逝,不断撞击着国人敏感的神经、撕裂着转型期本来就极其脆弱的社会信任和道德秩序。如何遏止道德滑坡、重塑社会信任、鼓励见义勇为成了全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民法总则》从法律视角对社会关切作出了正面回应,于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因免除见义勇为者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好人好事,被学界形象地称为“好人免责条款”。

   法律协力参与道德秩序的构建本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必须尊重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机制和内在规律,否则极易造成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好人免责条款”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在法律层面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也很多:造成当前见危不救问题突出的症结何在?法律应当在什么层面和何种程度上作用于道德秩序?“好人免责条款”能否发挥鼓励见义勇为的预期作用?紧急救助一律免责的法理依据何在?会不会产生立法当时预料不到的其他负面效应?如是,司法适用中如何克服其负面效果?

  

一、“好人免责条款”的比较法考察


   西方国家早期奉行严格的个人主义原则,强调意思自治,不容许轻易干涉他人事务,例外地有限承认无因管理,且主要限于财产事务的管理。然共处风险社会,个人力量在应对各种意外事件时力有不逮,公共力量有时又不能及时处置,相互扶助成为势所必然,特别是事出紧急、处于危险急迫状态时,私人间的紧急救助尤为必要。为应对此局,晚近以来,逐渐缓和个人主义和意思自治原则,允许有条件地介入他人事务。惟因各国各地区法传统不同,采取的法律路径亦不相同。大陆法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通过扩大无因管理制度适用范围,将无因管理扩大适用于人身扶助,依托无因管理制度建立起系统的救助人与受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体系,尤其是规定了紧急无因管理制度,适当减轻紧急救助情况下救助人的民事责任。英美法主要通过制定单独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调整紧急救助中各方当事人的关系。

   (一)大陆法系的紧急无因管理

   紧急无因管理制度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在罗马法上,管理人对管理事务负抽象轻过失责任,但如为对于避免本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免遭紧迫危险所采取的行为,只需负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1]罗马法以降,产生两种立法例。第一种立法例可以称为责任有限豁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直接承袭罗马法的做法,降低紧急无因管理中管理人注意义务标准,豁免管理人轻过失的民事责任,管理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任。如《德国民法典》第680条规定:“事务管理以免除本人面临之急迫危险为目的的,管理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任。”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三种考虑:一是减轻救助人责任。当此紧急情况,难期周全,对管理人之注意程度,应予降低,以适当减轻其责任也。[2]二是避免受助人损失扩大。因为事出有急,难以期待管理人慎重考虑,要求责任标准过高,徒使管理人惮于权宜,贻误时机,置本人于无谓损失而已。[3]三是鼓励见义勇为。紧急无因管理条款背离无因管理的一般原则,针对免除急迫危险之情形,为管理人设置减轻责任,以此激励管理人在紧急情况下有勇气并且愿意管理事务。[4]在鼓励见义勇为的同时,为避免救助人的轻率给受助人造成不应有损害,平衡救助人和受助人利益,各国各地区民法一般不免除救助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民事责任。

   第二种立法例可以称为责任减轻模式,以法国、瑞士、意大利为代表,紧急无因管理中管理人仍承担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不豁免管理人的民事责任,但在立法上和司法实务中适度减轻管理人的责任。如《法国民法典》1374条规定:“管理人应当对该事务之管理给予善良管理人应有的注意。但是,对因管理人的过错或懈怠引起的损害赔偿,法官得视致使管理人负责管理事务的具体情形,酌情减轻之。”虽然没有专门提及紧急无因管理,但法国一般认为,无因管理行为均应当是紧迫的、必要的,也就是说,管理人在被管理人的利益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方能实施管理行为,[5]因此,情况是否重大急迫就成了法官自由裁量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普通法系的《好撒玛利亚人法》

   英美法上同我国“见义勇为”类似的概念是“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s),在英美法上用于指称无义务而帮助处于危难状态的人。在普通法上,存在着“禁止好管闲事”规则,在缺乏特殊的情景或特殊的关系时,人们不负有救助他人免遭危险的积极义务。不仅如此,救助者在救助时负有采取合理注意的义务,如果救助者在救助时的过失行为造成被救助者受到伤害或者加重了这一伤害,他可能要承担责任。[6]为改变这种局面,美国各州纷纷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主要目的是豁免见义勇为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的责任,鼓励见义勇为。1959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推出美国第一部《好撒玛利亚人法》。之后,其他各州陆续出台了《好撒玛利亚人法》。截至1983年,美国所有的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都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或《无偿救助者保护法》。[7]《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的是采取“合适的措施”的救助者。如果因救助过程中的严重疏忽导致被救助者伤病情况加重或死亡,救助者仍要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各国、各地区在自愿紧急救助法律规制方面虽然路径不同,但基本精神和做法无出其二:一是适当降低急迫状态下救助人的注意义务或减轻其民事责任,鼓励人们在他人遇险时见义勇为、大胆施救;三是不豁免救助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民事责任,以免救助人的明显不负责任给受助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这就较好地平衡了救助人和受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民法总则》184条既不同于责任有限豁免模式,又不同于责任减轻模式,而是在优待救助人方面走得更远,开创了彻底豁免救助人责任的新模式。

  

二、“好人免责条款”的评析


   《民法总则》184条是在当前见危不救问题突出背景下,向全社会发出的见义勇为倡议书,对于救助者放开手脚大胆施救必将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也产生了良好的舆论效果。但在民众鼓与呼的同时,法学界也进行了冷静思考。从法学视角观察,《民法总则》184条对紧急救助一律免责,打破了应有的利益平衡,立法天平向救助人一方倾斜本无问题,但使受助人袒露在几乎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状态,其长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能不使人产生深深的隐忧。

   (一)重大过失不免责:法理上不证自明之理

   法谚云:恶意不容宽恕。又云:诈欺与恶意不得对任何人享有利益。无论何种恶意,具有恶意者,法律上均不加保护,所谓“法律不保护恶意人”是也。[8]重过失是一种严重的疏忽,缺乏普通人本应具有的最起码的勤谨注意。因此,罗马法学家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重过失等同于故意,它将导致相当严重的责任。[9]故意和重大过失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绝不因披上紧急救助的外衣就免除了其可归责性。《民法总则》184条罔顾法理上不证自明之理而“图一时之快”,将一以贯之的立法标准弃置不顾,进而对作为有机整体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没有依据的人为切割,其负面社会后果也许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首当其冲的危害就是造成法律体系的严重不和谐。

   将《民法总则》184条与181条、182条的正当防卫条款、紧急避险条款置于法律责任制度体系中考察,就会发现存在严重的违反立法目的的体系违反,责任配置轻重失据问题立刻暴露无遗。这三个条款都涉及到紧急状态下行为人责任的减免问题,在归责原则上应该采取类似标准。具体而言,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一般都是在行为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状态下造成的,如果防卫过当造成加害人不应有的损害的,纵使加害人有过错,防卫人尚须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紧急救助中,受助人本身没有过错,救助人因重大过失对受助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反而不承担民事责任,有违常理。一般来说,在自身利益受到现实紧迫侵害的正当防卫比他人处于危急状态下的紧急救助更容易紧张失措和思虑不周,法律为什么不容许正当防卫中的思虑不周,而独宽赦紧急救助中的粗心大意?法律为什么要求对进行不法侵害的人实施正当防卫时尚须小心谨慎、有所忌惮,反而对处于困境中的受助人缺乏如此的人文关怀,坐视救助人的粗心大意给受助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二)道德与法律,谁更有力量

   《民法总则》184条意图通过法律手段激励道德提升,这涉及到法理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法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道德秩序建构的问题。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等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爱心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具有了强制性质。而第二类道德规范给予人们在纯粹道德问题上的自律程度要大于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所允许的自由意志的范围,在慈善与睦邻友爱的施与中,有一种自发和自愿的成分,而这种成分事实上就是这种行为道德品性的基本要素。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可被用来维护法律权利的强制执行制度是无力适用于纯粹道德要求的。[10]魏德士也认为,法应当以国家制裁来实现作为道德基础的世界观,或保护它不受侵害。但是,只有社会伦理原则的核心部分才受到法的保护。人们常常称之为“伦理的最低限度”,它由法律强制实施。[11]作为远远超过了“伦理的最低限度”和“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的见义勇为行为,法律的制裁和强制手段在其面前往往很难奏效。实际上,在法律能否强制人们行善,或者说法律能否规定见义勇为义务的问题上,比较法上也有一些尝试。有的国家或地区规定了公民的紧急救助义务,有的甚至对违反紧急救助义务者追究刑事责任。但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对见危不救课以强制义务极其不便且成本较高,不仅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在实践中也操作困难。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救人意识”并不是主要通过立法来塑造的,见危不救问题还是需要依靠道德观念来解决。[12]

虽然法律不便强制人们见义勇为,但人们一旦实施了紧急救助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民法总则   好人免责条款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民商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94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