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大伟:体系化视阈下婚姻家庭编与民法总则制度整合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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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伟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规定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婚姻家庭编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其应在《民法总则》的基础上对婚姻家庭制度作具体规定。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财产法与家庭法制度规范的根本规则,婚姻家庭编制度规范应贯彻、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理念和精神。婚姻行为能力是自然人特殊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在婚姻家庭编中予以规定。基于身份共同生活关系的事实先在性、伦理性及安定性等品格,瑕疵亲属身份行为的效力规则应区别于财产行为。亲属身份行为与身份登记行为是引起亲属身份关系变动的基本法律事实构成,意定代理固然不适用亲属身份行为,但其在身份登记行为应有适用余地。基于亲属身份权的绝对权特质及维护亲属身份法益的价值追求,因亲属人身关系所生的请求权应排除适用时效制度。

   【中文关键词】 民法总则;家庭法;体系化;制度整合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重大立法任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编纂民法典的总体思路,我国民法典在体例上将采“总—分”结构,在内容上由总则和各分编(合同、物权、侵权责任、婚姻家庭及继承等)组成。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统领各分编;各分编在总则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具体规定[1]。据此,婚姻家庭编归于民法典基本尘埃落定,然而从立法实际看,我国婚姻家庭法(以下简称“家庭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亦是事实,甚至业已构建起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婚姻家庭法学理论。家庭法能否实质性地融入民法典,与其他各编尤其是总则有机衔接,是新时期注重立法质量、强调科学立法不容回避的问题,更是一种立法智慧与技术的双重考验。目前,作为民法典开篇之作的《民法总则》已经正式施行,按照立法计划,民法典中包括婚姻家庭编在内的各分编的编纂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如何科学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使民法总则与婚姻家庭编相得益彰,形成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更好保护民事主体的婚姻家庭权益,以助益于构建平等、和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型婚姻家庭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本文即是在此背景下,对如何妥善解决民法总则与家庭法体系衔接及制度实质性融合问题作番剖析与思考,愿为之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各位学者同仁。

  

一、民法基本原则应对婚姻家庭编制度规范发挥宏观指导功用


   (一)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财产法与家庭法制度规范的根本性规则

   民法基本原则是统领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导思想,贯穿于全部民事法律制度及规则之中,具有内容根本性、效力始终性、形式非规范性、功能补救性等特性{1}。既然家庭法入民法典已成为共识,则民法基本原则自然对家庭法制度规范具有指导作用。但反过来讲,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对全部民事法律制度蕴涵的价值理念的抽象、概括和凝练,那么总则中基本原则的确定绝非仅仅来源于财产法规则,家庭法规则中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亦应有所涵摄,至于财产法与家庭法据其个性所蕴含的独特的价值理念则不宜上升为民法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总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各分编规定的基本原则之间是上下位阶关系,后者是前者在各具体制度中的具体化{2}。此种见解值得赞同,它有利于厘清民法基本原则和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财产法与家庭法基于不同特质所具有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财产法与家庭法因其调整对象不同,在基本价值判断上存在差异。比如,市场交易关系主要为财产法所调整,交易的进行一方面须等价有偿,另一方面亦须保障交易安全,这对于保护交易相对人合法权益,建立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其应是财产法制度规范体现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对于主要调整亲属身份关系的家庭法而言,此二原则并无适用余地。而一夫一妻原则和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作为家庭法的基本价值准则,于财产法亦无适用余地。然而财产法与家庭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私法规范,在价值理念上也存在共同旨趣。比如,自由、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是市民社会中基本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底线,是市民处理社会生活关系的价值准则,因此,作为规范市民社会关系的(市)民法在规则及制度制定上理应以上述价值理念为指导。以“自由”为例,自由理念在财产法及家庭法上皆被奉为圭臬。财产法重在保障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为营业活动提供宽松的市场法治环境;而家庭法同样维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保护婚姻自主权。质言之,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财产法与家庭法,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即都以实现自由、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为价值目标,这体现出二者皆为调整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私”的本质属性。但财产法与家庭法毕竟在调整对象上各有侧重,在价值取向上也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民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必须虑及家庭法与财产法在价值理念上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共通性的价值理念可以成为指导全部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差异性的价值理念应由民法各具体部门法予以保留,成为指导民法各具体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上升为民法基本原则。所以民法基本原则应包含以下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而等价有偿、交易安全原则主要适用于市场交易领域,是商事主体在开展经营活动中遵循的基本准则,对于专门调整亲属身份关系的家庭法则不适用,故等价有偿、交易安全原则不宜为民法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总则(草案)》曾将“交易安全”作为基本原则,忽视了与交易无关的纯粹身份关系(结婚、离婚、收养、扶养、监护)的规范和调整。从民事立法的科学性、逻辑性、体系性维度看,该规定有失妥当。幸而立法机关听取有关部门建议,在正式通过的《民法总则》中将该条从基本原则部分删去,而移至“营利法人”部分予以规定,作为对商事主体营业活动的基本要求。总体而言,《民法总则》确立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基本能够涵摄财产法与家庭法的价值理念,对促进民法各单行制度规范的实质性融合、实现民法体系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婚姻家庭编制度规范应贯彻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理念和精神

   家庭法既然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制度规范就应遵循民法典总则中有关基本原则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民法基本原则是婚姻家庭编立法的指导方针,在制定具体的婚姻家庭制度规范时,应据此确定其基本价值取向,以使其与民事基本法价值取向保持一致。事实上,民法基本原则蕴涵的理念和精神在家庭法上已有反映。“平等”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家庭法不仅原则性地规定了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也具体规定了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地享有配偶权及对共同所有财产的处理权。“自愿”原则强调私人自治,当事人有自主管理私人事务而不受第三人非法干预的自由。家庭法旗帜鲜明地保护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不仅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而且在具体制度中再次强调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以及夫妻各方婚后享有自由地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公平”原则要求合理地配置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家庭法上则具体体现为对夫妻权利义务的分配上。比如,夫妻互负扶养义务;夫妻负有共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且该种抚养义务不因离婚而改变;夫妻离婚时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等。“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任何民事活动时,应秉持诚实、善意,恪守承诺{3}。相应地,在家庭关系上,家庭法规定夫妻应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同时对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科以不利的法律后果。比如,离婚时夫妻一方有隐藏、移转共同财产或伪造共同债务的行为时,分割财产时可以不分或少分。“公序良俗”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要尊重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在家庭法上,其主要体现在家庭关系的维护上。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庭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敬老爱幼、互相帮助;同时,明确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且此种义务不因父母婚姻关系的变化而终止。

   然而,为了构建更趋科学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规范,应有必要以民法基本原则蕴涵的价值理念对既有家庭法规范加以全面检视,弥补不足,使其臻至完善。比如,以“平等”原则视之,在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家庭法缺乏对抚养教育子女费用、家庭正常开支等家庭生活费用如何承担的规定,实践中易因此滋生夫妻不睦的问题,所以笔者建议规定家庭生活费用由夫妻共同承担,以示夫妻地位的平等。以“自愿”原则视之,家庭法缺乏欺诈婚效力认定的规定。“欺诈”与“胁迫”同是促使表意人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胁迫婚既然可撤销,那么欺诈婚为何有效?须知欺诈婚同样违背当事人一方真实意愿,若如此,则与“自愿”原则的精神相悖,所以笔者建议规定欺诈婚为可撤销婚姻为宜。以“公平”原则视之,家庭法缺乏在特定情形下夫妻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2]的规定,这样便不能合理地分配夫妻在婚姻财产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所以笔者建议增补非常法定财产制为宜。同时立法者还应反思和重构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厘清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合理边界{4}。以“诚信”原则视之,家庭法缺乏无效婚姻中保护善意配偶婚姻权益的规定。所以当夫妻一方或双方对婚姻无效情形不知情时,基于善意和对婚姻报以的合理期待,家庭法应赋予诚信夫妻一方或双方及其子女享有婚姻权益。以“公序良俗”原则视之,家庭法缺乏婚约制度的规定。婚约虽不能强制执行,但作为遗留至今的传统婚俗,仍构成民众缔结婚姻不可或缺的部分,且在实务中因订婚而引起财物返还的纠纷屡见不鲜,故从尊重公序良俗及合理化解纷争角度考量,笔者建议增设婚约制度为宜。

  

二、作为特殊民事行为能力的婚姻行为能力在婚姻家庭编中应予规定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独立通过意思表示实施民事行为的能力{5}。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往往以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等因素作为确定依据,它是判断和衡量民事主体能否以其意志参加民事活动,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的前提条件。自然人的婚姻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与他人缔结有效婚姻关系的资格,它以民事能力为基础,又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行为能力,是特殊的身份法上的能力{6}。换言之,婚姻行为能力是民事行为能力在家庭法领域内的具体化,是特殊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而言,自然人婚姻行为能力的有无,在立法例上亦依循民事行为能力的判断依据,以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综合确定。但基于婚姻对个人、家庭与社会的重要意义[3],自然人婚姻行为能力的确定在具体标准上与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在年龄上,囿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以及人口状况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内的法定婚龄不同,同时法定婚龄也与成年年龄标准相异。以我国为例,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是男20周岁、女18周岁,而现行《婚姻法》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则提高了法定婚龄,即男22周岁、女20周岁。这与《民法总则》规定的年满18周岁为成年标准不同。另外,婚姻行为能力的确定除受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制约之外,还受非精神性疾病因素的影响,而一般民事行为能力的确定并无此要求。比如,我国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是构成婚姻无效的情形之一,依《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婚姻法上规定的不能结婚的疾病,除严重精神疾病外,还包括处于传染期内的指定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等。因此,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非精神性疾病的人,不具备婚姻行为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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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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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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