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崇玉:《民法总则》背景下宗教财产的归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9-01-14 23: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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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崇玉  

   【摘要】 宗教财产是指宗教组织所享有的全部财产权益,既不是公共财产,也不是私人财产。将宗教财产归属于宗教组织,对于国家来说,实质上是借助于宗教组织章程落实国家的宗教财产立法;而对宗教组织来说,则意味着其章程关于宗教财产的规定得到了国家法的规范和保护。因此,宗教财产归属机制既降低了国家立法的制定及实施成本,又保障了宗教组织内部的财产自治,是实施成本最低的宗教财产治理思路,理应是宗教财产立法的首要问题。《民法总则》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的确立已经为该立法思路打下坚实基础,但新《宗教事务条例》并未科学合理地界定宗教财产的内涵、外延和归属。宗教财产只应归属于宗教组织,国家、集体和私人不宜成为宗教财产权的主体;除宗教组织章程或教义另有规定外,各宗教组织享有平等独立的财产权益。

   【中文关键词】 宗教财产;归属;宗教组织;《民法总则》

  

一、问题的提出

  

   宗教财产是进行宗教活动,传播宗教教义,弘扬传统宗教文化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现行宗教政策和法律却将宗教财产定性为公共财产,[1]导致宗教财产归属不明、产权不清、公私不分。从归属主体上来说,又存在“社会所有”、“社会公有”、“国家所有”、“信教群众集体所有”、“中国教会所有”、“地方宗教协会所有”、“宗教团体所有”等多种界定,[2]实际上造成了宗教财产的无主化。这种立法现状致使宗教界与宗教、文物、旅游、园林等政府部门之间,宗教界内部宗教协会与宗教活动场所之间以及宗教组织内部各利益群体之间时常发生产权纠纷,[3]干扰了宗教界积极作用的发挥,甚至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宗教界及学界早就有人呼吁解决宗教财产的归属问题。[4]

   然而当前学界对宗教财产的性质和涵义存在模糊认识,对宗教财产归属机制的法律机理和制度意义缺乏深入探讨,甚至存在误解,故而在是否应当明确宗教财产的归属以及如何归属这些基本问题上都尚未达成共识。有些学说要么不具可行性,要么延续甚至加剧既有制度的弊端,不能对宗教财产立法提供有效参考,故有待检讨。

   目前,《民法总则》实现了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化,为解决宗教财产归属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并未明确宗教财产的界定和归属;虽然2017年新《宗教事务条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明确宗教财产的归属,[5]但由于受到某些学说的影响,并未科学地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有必要在《民法总则》和《宗教事务条例》已经颁布的背景下进一步探讨该问题。

   本文将根据民法原理和法学方法重新探讨是否明确归属以及如何归属这两个问题。首先在回应目的财产说的基础上,揭示宗教财产归属机制的法律机理和制度意义,指出宗教财产立法应当首先明确宗教财产的归属。接下来在评析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说以及宗教组织所有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在《民法总则》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确定宗教财产归属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二、宗教财产立法应当首先明确宗教财产归属——目的财产说之回应


   主张回避归属问题的典型学说是目的财产说。该说认为宗教财产应当定性为公产,[6]具有宗教性、公用性和公益性,其使用应当以进行宗教活动为目的,担负着进行慈善活动、宣扬宗教教义等社会功能。强调其所有权的归属可能会导致权利主体利用其所有权人的地位使用该财产谋取私利,从而妨碍公益目的的实现。故法律对其进行规制时应该回避或淡化其所有权归属,而应以确立宗教财产的合目的性使用为主,法律应当分别保障宗教职业人员、信教群众以及普通游客对宗教财产的使用权,而保障这些使用权的手段就是强化宗教财产的监管制度。[7]

   无疑,目的财产说的初衷是以宗教财产的专用性及不可转让性为核心强化宗教财产的保护,促进宗教事业的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说,该说不具可行性,也不利于宗教财产的保护,不宜作为宗教财产立法指导思路,原因如下:

   (一)宗教财产公产论有待商榷

   公产论的理由有二,一是宗教财产源于历代群众捐献积累而成;二是其用途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而言就是信教群众以及普通游客的精神性利益。但这两个理由皆不成立。

   1.宗教财产源于群众捐献不能证明宗教财产属于公产。(1)正如孙宪忠教授所指出的,应当将宗教财产的资金来源与其法律归属相区分,财产捐献之后,其所有权即归接受捐赠的宗教组织所有,捐献者不再享有所有权,不能以财产的来源界定其法律属性。[8]因此,至少在法律上来说,宗教财产不能因其来源而被界定为公产。(2)那些在信徒身份或组织上比较封闭的宗教组织,如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其主要财产并非源于社会公众的捐献,而是源于其信徒或成员的奉献。这些教派的财产当然不能界定为公产。即使上世纪80年代的宗教政策也只是将基督教和天主教财产界定为教会所有,而伊斯兰教财产则界定为信教群众集体所有。[9](3)即使是对于汉族地区全民性的佛道教而言,许多近年来新兴的佛教组织如居士林[10]及其他许多佛道教草根组织[11]的财产主要源于成员奉献和团体自养,而非社会捐赠。(4)不可否认,那些历史悠久的文物寺观的财产确实主要源于历代信徒以及政府的捐献。但对于这些文物寺观而言,也并非其全部财产都是公产,只有其中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文物才能被界定为“公共财产”。但这些文物之所以应界定为公产并非因为它们源于群众捐献,而是因为其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并服务于公众利益。对此,下文还将进一步分析,此处不赘。

   2.宗教财产的用途并非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宗教财产的功能应当是服务于宗教目的,而非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主张普度众生的佛教,还是社团性十分典型的天主教、基督教,其宗教财产都不服务于普通社会公众的精神性生存,更没有义务满足所谓“普通游客的精神权利”,而是服务于本教派的教义传播、信徒培养等宗教目的。当然,笔者也承认宗教文物具有满足公众利益的功能,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宗教文物同时还承担着宗教使命,而且世界文物界很久以前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宗教文物相对于其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其非物质层面,即作为一种文化的活态性”。[12]因此,即使是宗教文物也并非纯然、甚至并不主要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

   宗教财产也不负有从事慈善活动的法定义务。《宗教事务条例》34条仅仅规定宗教组织“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而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的态度也不过是“鼓励”和“规范”而已。尽管宗教组织为了宣传教义、扩大社会影响,都会面向公众开放其宗教场所,举办慈善活动,但这并非宗教组织的法定义务,充其量是其教义义务或道德义务。

   因此,除文物寺观教堂外,只有成为该教派的信徒或教职人员才可以按照该教教义教规及宗教组织章程享有相应的权益,普通公众对其并无天然的精神权利,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都无权擅自将宗教财产提供给普通公众使用。否则,将导致另一场该说所痛斥的“庙产兴学运动”。[13]

   (二)对宗教财产归属机制的法律机理存在误解

   目的财产说认为过于强调其所有权的归属可能会导致权利主体利用其所有权人的地位使用该财产谋取私利,从而妨碍公益目的的实现,故应该回避或淡化其所有权归属,而是重视宗教财产的“合目的使用”。这一结论乃是基于对法人制度及宗教财产归属机制的误解。

   首先,“强调其所有权的归属可能会导致权利主体利用其所有权人的地位使用该财产谋取私利”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如果其中的“权利主体”是指宗教组织本身,那根本就是“无厘头”表述。上文已经指出,宗教财产不是公产,无需实现公共利益,只担负着宣传教义、培养信徒的宗教使命。如果宗教组织利用其所有权人的地位使用宗教财产“谋取”宣传教义、培养信徒这一“私利”,恰恰就是在践履宗教财产的使命。因此,宗教财产制度的价值目标正是保护宗教组织对于宗教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益,宗教财产的归属也就是宗教财产立法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其次,如果目的财产说所谓谋取私利的权利主体是指宗教组织内部的成员、管理者、职员或者信徒等内部利害关系人,其论断也不成立。按照现代法人制度的主要创始人萨维尼和基尔克的理解,法人是不同于前述内部利害关系人之外的独立法律主体。[14]因此,宗教组织取得法人资格首先使其成为不同于其前述内部利害关系人之外的独立主体,宗教组织享有财产所有权恰恰意味着后者不享有所有权。实际上,现代法人制度的基石就在于划清法人与上述其他主体的界限,禁止后者侵夺法人财产。

   再次,笔者并不否认,在社会层面,法人的财产权最终要转化为法人内部的各利害关系人对宗教财产的“合目的使用”。但是,这种使用是由组织章程或其他规章结合其教义及法人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加以规定的。只要组织章程符合非营利组织之禁止分配规则及法律其他强行性规定,并得到了有效实施,就不可能发生宗教组织内部利害关系人利用宗教组织的所有权谋取私利的问题。

   最后,正是在此,我们发现了宗教财产归属机制的法律机理所在。由于宗教组织内部财产使用关系由章程规定,国家法就无需一竿子捅到底,事无巨细地在法人内部层面规制宗教财产的占有、管理以及使用行为。凯尔森早就指出,国家的法律与法人的章程之间是委托的关系,即国家法只需规定法人享有何种权利即可,至于法人内部各利害关系人如何实现法人权利应当交给法人章程及规章。[15]从这一视角来看,宗教财产归属于宗教组织也就意味着:一方面通过组织章程将国家法对宗教财产的规定转化到宗教组织内部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即通过章程实现法律目的;另一方面组织章程关于宗教财产的规定得到了国家法的规范和保护。可见,归属机制既降低了国家宗教财产法的制定及实施成本,又保障了宗教组织内部的财产自治,理应是宗教财产立法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宗教财产的“合目的使用论”不可行

   该说认为宗教财产的主要保护对策是保证宗教财产的合目的使用,并根据宗教财产的合目的使用原则,提出了三种主要使用群体:一是宗教职业人员,二是信教群众,三是普通游客。然而这一对策将会因使用目的的抽象性、模糊性和冲突性而难以操作。

   首先,目的财产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上述三种群体各自使用权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由于各类主体对于宗教财产的“使用”的随机性,其内容在国家法律层面根本无法清晰界定,只能是抽象、模糊的。因此,从法律技术上来说,该说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学术任务。正如上文所示,三者的财产权益或职责只能由各个宗教组织的章程和内部规章相机规定,也就是说“合目的使用”概念只有置放于章程的调整范围内才有可行性。由国家法律取代这些千千万万的章程和规章直接规定三者如何使用宗教财产,将与由合同法取代千千万万的合同直接为双方当事人设定具体权利义务一样异想天开。

其次,更严重的是,目的财产说还过高地估计了人性的水准。由于“目的”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声称自己的使用是“合目的”的,都会在使用过程中采取各种短期行为和搭便车行为,最后必然导致“公地悲剧”,致使这些宗教财产因竞争性地过度使用而枯竭。制度经济学认为,要有效率地配置经济资源,首先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就是产权界定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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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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