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忆何炳棣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9 次 更新时间:2018-11-08 23: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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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进入专栏)  

  

   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2011年11月我去南加州大学参加会议,那天外出参观,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朋友谈及何炳棣先生,得知他的近况。自师母邵景洛去世后,何先生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悉心照料。何先生与已退休的儿子同住,但他个性极强,非但不会开口要人照顾,连学生、晚辈主动送去的食品用品也不一定接受。本想去看看何先生,得知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这样的生活状况,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2012年6月传来何先生去世的消息,虽然我还不知道他离世的详情,但相信他一定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刻告别人生的。

   我最早知道何炳棣这个名字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中学教师作为国家干部是可以看《参考消息》的,其中多数内容是外国媒体的报道。频频出现的名字有女作家韩素音,以后增加了记者赵浩生和教授何炳棣。国内的报纸也报道过他回国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消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一位多次来复旦的台湾旅外地理学者又谈及何炳棣。这位先生的大话谎话说过不少,所以我只当笑话听,也还不知道何炳棣是何人。

   在我写硕士论文期间,从《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看到一篇王业键教授讲学的报道,介绍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的主要观点,感到很有说服力。但遍查上海的图书馆也未找到。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为我致函中科院图书馆的熟人,请他在北京寻访,也一无所获。1985年7月我一到哈佛大学,就迫不及待地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读这本书。

   尽管当时还来不及领会书中的内容和观点,但对长期封闭造成国内学术界的闭塞却已不胜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重新“发现”了清初户口统计数中用的是“丁”,而不是“口”,因而当时的实际人口应该是“丁”数的好几倍。但不久就有人指出,早在三四十年前萧一山、孙毓棠等就已经有过正确的结论。接着,争论转入“丁”与“口”的比例问题,并且一直没有取得结果。可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步入歧途,因为清初以至明代大多数时期的“丁”与“口”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比例关系;而何炳棣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经作了很严密的论证。所以这场看似十分热烈的讨论,其实不过是重复二三十年前的认识过程的无效劳动。与此适成对比的是,当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问那些中国史研究生时,他们几乎都知道“丁”的真正涵义是“fiscal unit”(赋税单位),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数量)。

   去美国前,我就打算去芝加哥大学向何先生当面求教,请先师预写了一封介绍信。先师与何先生并不相识,但有一些间接的关系。“文革”期间,有三位著名的美籍华人的子女要求来中国留学,其中一位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子李中清(James Lee)。由于这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得到他的特别批准,李中清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在此期间,先师奉命单独为李中清讲授中国历史。李中清很重视师生情谊,回美国后与先师仍有书信来往(当时都得交党委审阅),后成为何炳棣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国内召开纪念何炳松的学术会议时,曾请先师撰文并报告,而何炳松是何炳棣的族兄。

   那时我初出国门,不习惯打电话联系,只能先将先师的信寄给何先生,表示拜谒求教的愿望。哈佛燕京的津贴虽还充裕,但对于只借了200美元出国、又要维持一家三口生活的我来说,要专程从波士顿去芝加哥一次也不能随心所欲。次年春,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我才借此机会在会后去见何先生。得知我有此计划,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介绍我住在他的学生、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艾恺(GuyAlito)家中。不过他警告我:“这老头脾气很大,你得小心被他骂。”

   初次见面是在何先生的办公室。按照电话中的预约,我尽早到达,但在走廊里等候许久还不见动静。我试着叩办公室的门,原来何先生早已在内。他说楼前的停车场太大,如果来晚了,车会停得很远,所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面求教的机会,在何先生了解我的学历后,就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感到困惑的问题。何先生并未直接回答,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其他方面,你仔细看我的书就能明白”。“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他告诉我,当年来美国留学,学历史的同学几乎都以中国史为博士论文题目,“连我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长(叙拉古之惑注:指杨联陞),写的也是《晋书·食货志》,只有我何某人选了西洋史,而且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他力劝我先学西洋史,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研究中国史中取得成绩。他表示,如果我有此打算,无论是留在美国或是去欧洲,他都可以提具体建议或给予帮助。虽有些意外,我还是谢绝了何先生的好意,我说已经41岁了,历史地理还刚入门,外语基础也不够,“如果我年轻10岁,一定按你的指导先学西洋史”。不过何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此后我虽没有专门学西洋史,但在研究每个问题时,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在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在写《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时,我专门查了几种世界古代史,将各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与中国作了比较。在研究中国人口史时,也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人口史学家作过交流,查阅了相关论著。

   第二天下午,何先生又约我去办公室,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他也问了我先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情况,以及《图集》一些体例。提到秦汉史研究时,我说杨联陞先生曾要我看许倬云的书,何先生说:“他的书不值得看,他的学问和眼光都不行。”(叙拉古之惑注:何炳棣关于许倬云还有更狠的话,说当年自己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如果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许倬云博士论文都通不过。)又说:“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原始史料的书一本不能缺,后人写的书要选择。”结束后,何先生留我晚餐,由他开车去中国城餐馆。途中我想起包里还有一本带来送给他的书,边说边从包里取书。何先生误以为要送他礼物,立时不悦:“国内来的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我最不欢喜人家送礼。”不等我解释,他勃然大怒,将车驶至路边停下,说:“既然这样,今天的饭不吃了,带上你的礼物回去吧!”我赶快将书取出,放到何先生面前,他才转怒为喜,“很好,这本书我要的”。在他经常光顾的中餐馆,何先生点了一道溜鱼片,劝我多吃。“这里的鱼很新鲜,没有刺,但其他餐馆没有这家做得好。”

   期间他带我参观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接待的是马泰来。何先生特别让我看了方志部,他说:“这些年芝大收的方志很多,虽然有些只能靠复印,但在北美大概是最全的,比国内一般机构都收得多。我写书时,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出来时正遇到钱存训先生,马泰来作了引见。但何先生仅打了个招呼,转过身来就对我说:“此人就靠资历,却很霸道。”

   临行前一天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府上去。知道我住在艾恺家,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他的寓所是一幢两层小楼,地下室很大,是他的书房。大厅里挂着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的画,我们在画前留影。何师母得知我来自上海,说:“上海好,他一直说想去上海。”我得知何先生当年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就建议他将上海包括在内,到时请他到复旦大学作个报告,他欣然同意,并说:“我还一直没有见过你老师。”我又提出想翻译他的书,在国内出版。他说:“我的书可不好翻,你先试试吧。”我问费正清的序是否照译,还提到春节时在孔飞力家见过费先生。何先生说:“他可是一直对我求全责备的。”“不过他也不得不肯定我的成果,只是在序中写得有点勉强。”他同意我保留这篇序言。我向何先生保证,译稿一定会送他审阅,联系好出版社后一定会征得他同意。何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他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和《中国会馆史论》送给我,他说:“你可以看看我对张光直的批评。外界对张的评价很高,可能只是对他的考古学。涉及到环境变迁,他的结论是错的,他其他方面的知识有限。而我的论文曾征求过国际顶级生物学家、地学家的意见,他们都给我很高评价。你比较一下,高下立见。”(叙拉古之惑注:听说何炳棣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就拿起电话向人请教,其中就包括张光直。一位被请教者对此颇有微词:哪有今天指点你一下,明天就当做自己的研究成果署上自己名字的?)

   告辞时何先生坚持要送我回去,说那一带晚上不安全。我下车后,何先生还停着车,说要看我进门后才放心离开。前几年与艾恺教授在微博上聊天,他提及往事,戏称“何先生从未光临过寒舍,葛教授好大的面子”。

   我预计6月回国,在最后几个月中抓紧时间,翻译了前面两章,抄在国内带来的500格大稿纸上,寄给何先生请他审阅。他回信说近来很忙,留着慢慢看。

   当年8月,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得知他这次来访时间较长,社科院还安排他去昆明和上海,先师再次邀请他访问复旦大学。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回校后,我们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学校打了报告,报了接待何先生来访的计划。那时外国学者来访不多,一方面外事纪律严,涉及校外的活动都要预告报市外办批准,如去外地活动还得由市外办通报对方外办;另一方面接待隆重,一般都得由校领导出面宴请,招待参观游览。好在何先生名气大,一向被当作“爱国美籍华人”,所以我们报了请他作学术报告,连具体题目都没有,外办并未像通常要求那样报学术报告的内容。

   10月间,何先生与师母由昆明到上海。次日我陪他们去无锡游览,因持市外办介绍信预购了软席火车票,由无锡市外办派车接待,午间去外办定点的太湖宾馆用餐,全天活动都很顺利。没有想到在无锡火车站虽持市外办介绍信,却没有买到原定车次的软座票,只能推迟一班。在候车室等待时,何先生很不耐烦,我十分惶恐,师母却说:“不要睬他,他就是这种脾气。”

   那时复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报告厅,一般就安排在几个大一点的教室。考虑到何先生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借了一个可容纳二百来人的大教室。知道后何先生很不高兴,说:“云南大学是请我在大礼堂作报告的。”我陪何先生进教室时,已经座无虚席,过道与窗边都站着人,历史系、经济系、相关研究所一些知名教授都坐在下面,气氛相当热烈。何先生报告后,多位师生提问,不仅对他的论著熟悉,而且都提出希望他再作阐发的要求。会议结束时,何先生兴致不减,说:“毕竟是复旦大学!”

何先生告诉我他不久将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准备来中国发展。希望我回天津,但我不喜欢在天津和北京。当时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开放程度有限,我并不理解何先生的“发展”是什么意思,以为只是来访问交流,作个学术报告。事后想来,何先生大概是按港台地区的模式,希望在他退休后大陆的高校或研究所能聘他任职,以便利他的研究。或许他此前已经在北京试探过,不得要领后才在上海这样说,以他的身份和脾气自然不会直接提出。但即使他正式提出,当时的中国大陆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无论北方南方都不会给他满意的答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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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保守主义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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