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澄清对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19-09-07 1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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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摘要:笔者曾在力挺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基本史料、方法、观点与结论的前提下,对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以及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对其进行过讨论和商榷,同时,在相关论文中,站在何炳棣的立场,比较有力地为其辩护。但自己从来没有因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而说三道四,更没有因此而苛求过史学大师何炳棣前哲。可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在相关评论时,说我的论著中“以何炳棣未使用明代天一阁藏进士题名录,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又忽略了我的部分观点。这不仅已给本人的学术品格造成直接的、比较严重的后果,也影响了对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评价之全面性。故有必要再次予以说明和澄清。

  

   关键词: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 评价 徐泓 澄清

  

   笔者曾以《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以下简称《也谈》)、《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以下简称《再商榷》)为题,对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的研究进行过讨论和商榷。本来,我想表达的已表达清楚,加之先贤已驾鹤西去,我再也得不到回应,已不想在同一问题上赘述。但由于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翻译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以及做相关的专题报告时,对拙作的若干论述产生了异议,又忽略了部分(含我其它的相关论文)观点,这不仅已引起了包括何炳棣本人在内的读者的误会与不满:以为本人真的苛求过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也影响了对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评价之全面性,故有必要再厘清、重申笔者的看法。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煌煌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论》,由于中译本是在1967年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的,故本文尽可能按最新的中译本材料讨论[1])中,通过对明清57份《进士登科录》的14562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生员功名、更谈不上有更高的功名与官职的家庭占46.7%;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占2.8%;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以下一般称“明代前期”)平民出身的占57.6%。清代A类进士占19.2%,B类进士占18.4%,两者合计为37.6%。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1.1%,出身B类的进士占11.6%,两者合计为42.7%。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资料也难以企及的。[2]换言之,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典范,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明清社会史论》也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海姆斯(Hymes)、艾尔曼(BenjaminA.EIman)、卜正明(TimothyBrook)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3]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所考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质疑者则未予关注。

  

   2006年,笔者撰《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一文,在支持何氏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这一基本结论,以及认为代表当今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水准的,仍非近半个世纪前的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莫属的前提下,对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同时考据,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类进士”稀少,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所谓的“理解不同”,是指凡《明代进士登科录》户籍栏登记为“儒籍”的,皆可视为有生员的家庭。虽然已知的明代“儒籍进士”才160名,[4]但是,由于儒籍进士集中出现的明初,有10余科的进士题名录没有记载进士的“藉别”,[5]故实际的儒籍进士应远大于此数。

  

   至于“史料缺载”的判断,是基于元代生员没有资格上《登科录》而做的“明承元制”的类推,[6]是一种假设,其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史实的检验。

  

   后来,本人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等史料的搜检,[7]找到了进一步论证的实物或依据,确定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以及明中后期生员家庭的比例不高,均是“史料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先生的相关论点,因而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即与历朝一样,明代进士也大多来自绅士阶层,而不是何炳棣所论断的半数。这说明,明代进士也大都是一个家族长期积累的硕果,是“优生优学”的产物,基本上是精英内部的循环。[8]也可以说,横向流动仍是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科举社会的流动萌生丝毫的怀疑,因为财富是不停地流转的。[9]本人更不会因此而改变——从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研究,至今仍代表着该课题较高的水平之评价,[10]以及对史学大师何炳棣前辈的推重乃至崇拜之情。[11]

  

   此外,我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对科举社会流动率的争鸣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对西方同行进行了“回应与挑战”。

  

  

   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原著是英文版,虽然意大利文、日文、韩文版也早已问世,但直至本世纪初,仍未有中译本刊行。前几年,在何炳棣本人惠允和协助下,由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泓先生翻译,翘首以盼的《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才于2013年在台湾联经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文学术界的重大空白,而且译者注释详尽,又优化了原著的结构,得到了何炳棣先生的首肯。这是明史大家徐泓前辈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笔者近日见大作后如获至宝;拜读后大有收获。如该书《第四章向下流动》和《附录:社会流动的案例选》揭示的史料与分析,有助于对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状态的整体把握。同时为自已的不少观点、史识,与何氏不谋而合而感到欣慰。凭良心说,《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对于不懂外文的晚辈我来说,尤其格外珍惜和感恩。这更说明,任何学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展的。

  

   此前,徐先生曾在《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提及,“近年来,何教授的论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较著名的有美国的郝若贝(RobertM.Hartwell)、韩明士(RobertP.Hymes)与艾尔曼(BenjaminA.Elman),中国的沈登苗”。首先,徐先生在对持续三十年、围绕何氏的研究展开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激烈争辩做学术史回顾时,笔者能忝列其中,深感荣幸,毕竟这是是何炳棣祖国(海峡两岸)中唯一的主要质疑提及者。徐文接着说:“沈登苗则于2006年发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批评何著对‘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教授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并指出‘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教授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但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种(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明代前期题名碑录,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了何教授的结论”。[12]

  

   上段文字,可商榷之处不止一二。现按文章顺序进行辩析。

  

   第一,我不同意何著的是对“明初”(而不是“明代前期”)的界定,因为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

  

   第二,“及以何教授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这单独看似客观描述,但问题是,此前一句是“批评何著对‘明代前期’的界定”,给人产生后者也是批评何著的意思。如有网友wbluegreen在“豆瓣”上指责:“沈登苗质疑何炳棣写《明清社会史论》时,怎么不用天一阁所藏的孤本进士名录,是‘吹毛求疵’”。[13]事实上,原作者何炳棣在徐泓的《译者序》(初稿)获悉信息后,也因此而大为光火,并表达强烈的反感。[14]可实际情况是,拙作原文只有以下一段话:“由于至尊的‘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使其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尊容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史、科举史研究者的视野”。[15]这里,没有指任何人,更无批评的意思,而且,情有可原,因为,“‘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指到笔者当初撰文时)。

  

   第三,“何教授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此说比较模糊,因为原文是特指——“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这里也可误解为泛指——“明代科举流动率高”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

  

   第四,钱茂伟“使用的2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是钱著表5-2“明代进士家庭成分统计”采用的2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全部,具体从永乐九年(1411)到崇祯十六年(1643),而非仅是“明代前期”{属于“明代前期”的仅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年(1412)、正统元年(1436)、天顺元年(1457)等四科};[16]钱茂伟涉及了2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其中,钱本人“独家使用5种”,[17]而非“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

  

第五,尽管拙作也承认:“钱茂伟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但这仅是指数据本身——“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18]与我讨论的“性质”——“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无关。而根据徐先生的上下文,给人以钱茂伟否定了本人的观点之视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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