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站在时代的高坡上——当年我为何敢与何炳棣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3 次 更新时间:2019-09-07 16: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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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大概是2005年,我开始准备写一篇就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与何炳棣教授商榷的文章,一些学者听说后感到很惊讶,也为我担心,劝我千万不要写这样的文章,说白了就是我不配与何氏讨论学问。

  

   何炳棣的大名我早有所闻。

  

   何炳棣(1917~2012),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7、1997年,何炳棣先生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是20世纪美国亚洲学会唯一的华裔会长。何氏是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华人历史学家(没有之一)。

  

   我开始拜读何先生的大作,是他向《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1992年)提交的论文——《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文中对明清进士的量化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进士的籍贯分布“不仅是研究‘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也是研究广义社会‘力量’(power)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的论断,引导我对明清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长期的研究。故我内心对何先生始终充满敬意。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科举社会流动研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论》)。何炳棣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等分析,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A类”(祖上三代无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明清社会史论》(该书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方面最佳750部书之一)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论断遭到了国际汉学家的强烈冲击,但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质疑者则未予关注。拙作《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在支持何氏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这一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对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同时,从何氏反映的结果不符合明代社会结构特征、罗列的数据不具有规律性等因素,推理出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类”(祖上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进士稀少,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所谓的“理解不同”,是指凡《明代进士登科录》户籍栏登记的“儒籍”者,皆可视为有生员的家庭。至于“史料缺载”的判断,是基于元代生员没有资格上《登科录》而做的“明承元制”的类推,是一种假设,其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史实的检验。后来,本人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等史料的搜检,证实“史料缺载”的推理成立。则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特指“B类”进士)的一个依据。何炳棣先生的相关论点,因而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可见,我与何炳棣的商榷,并不是否定代其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而是对他的结论(特指明代前期)与使用的史料(特指B类进士)做进一步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着说,不会与何氏发生直接的冲突,故我对自己的参与心中有底。


二、更站在时代的高坡上

  

   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何炳棣的相关问题,应站在21世纪初的研究成果上去展开;第二,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国际科举学研究的重心已回归中国,则事关科举研究核心问题上的学术争鸣,海峡两岸的学者不能无声。

  

   何的学术成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出的,当时对科举的讨论总体上还属初期,相关研究缺乏参照的资料。如何炳棣对明初进士祖上三代履历的讨论,实际上涉及的是元代,甚至是宋未的人,而1960年代,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可引成果。但到了20世纪末,情况就不一样了。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进土的系列研究表明,元代儒户是南北书香家庭的大部,尤其是江南儒户网罗了大多数南宋仕宦及科第之家,元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而2004年问世的宁波大学钱茂伟的,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半出身在儒户之家的成果,则印证了萧的论断之不谬。这就为我们了解明初进士祖上三代履历,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思路。另,2006年《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的出版,为我们探索明代进士的家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49年后的前30年,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即使有,也是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抨击的。改革开放后,大陆的科举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2年,厦门大学的刘海峰教授提出了“科举学”概念,此后,刘教授及其他领衔的团队在科举制度的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2005年9月,以纪念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周年为契机,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系列会议至今已召开十八届),国内外科举学专家咸集“嘉庚楼”。作为与会者之一,会后我曾撰《科举研究重心回归本土》一文:经过大陆学者20余年坚持不懈的拼搏,国际科举学的重心,已从上世纪50一70年代的漂流海外,毫无悬念地回归本土;在科举学的理论构建、探索广度及科举制度的得失评估等方面,中国学者显示了颇为强大的阵容与整体实力。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内、也是国际的科举研究中心。作为“科举学”的首倡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海峰教授,已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

  

   那么,在这強势话语下,作为“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持续30年、围绕何氏的研究展开的这场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问题的国际大争辩中,中国学人怎可缺席呢?

  

三、为何炳棣全面解围及遗憾


   这场学术争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在我介入之前,尽管参与者都是国际名流,但皆是外国人,没有一个中国人(含港澳台)直接参与。第二,虽然何炳棣是“流动派”的“主帅”,但“主帅”没有一个“兵”,其他参与者皆为“非流动派”,他们对何炳棣形成“围剿”之势;第三,在我看来,“非流动派”——外籍汉学家对中国人人际网络的了解,毕竟不如生于斯、也曾长于斯的何炳棣。如前者们看待家族在科考中的作用上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他们提出的种种质疑,从史料到方法,从观点到结论,都可商榷。故我“觉得有必要及时提醒大陆学者,我们在积极吸纳西方范式、话语的同时,也要主动回应与挑战”。

  

   故我期盼的中国学人的直接参与,并非在形式上刷存在感,而是发挥“本土”的优势,实实在在把讨论引向深入,至少有望做到求大同,存小异。

  

   史料与研究方法的不同,是科举社会流动引起学界争鸣的两大原因。不同的史料与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非流动派”就是从这两方面向何炳棣发起挑战的,我的梳理与回应,也从此切入。

  

   一般地说,在甲乙双方的争论中,若一方想胜出,不仅要力争自己是正确的,也要证明另一方是错误的;排除了另一方的论证正确性,自己胜出的可能性就大。我在《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中,就是采取这种“排除法”(或称证伪),给何炳棣全面解围的。

  

   就“非流动派”在史料上的质疑,我从史料的范围上评估:“据笔者所见,主张科举促进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流动的学者,通常采用的是全国性或较大区域的史料;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挖掘的是局部的、零星的史料,说服力勉强。”这就是说,“非流动派”使用的史料,与何炳棣解析的史料,不属于同一层次。我再从史料的体系上分析,“以《登科录》为核心的科举题名录,是考察进士家世的相对系统与完整的史料。其它如方志野乘、家谱牒系、硃卷履历、笔记文集、编年传记、行状墓志等也都是第一手的研究素材,但现存或目前所发现的这类资料皆不能自成体系,难以做纵横的比较,通常仅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则是非判断的倾向性,不言而喻。

  

   针对“非流动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发难,笔者回应:“以家庭——父系祖上三代的履历来量化考查进士的社会背景,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仍是迄今为止最切实可行、简捷有效,甚至无法取代的研究方法。家族、婚姻、朋友、世交、师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子的成功概率与速度,从其中的每一角度入手,都能促进科举社会流动的探索向纵深发展。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难以从中提取具有基本时空概念的史料,不具备相对整体的操作性与可比性,故真正的影响,也无非起些‘旁敲侧击’的作用罢了。”

  

   以上的观点,我都用实例来证明。

  

   此外,科举社会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门当户对。在姻亲上,是父系及其直系决定了一个男子在婚姻中的地位,而不是相反;掌握了父系祖上的履历,母系祖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大概可以想象了。

  

   那么,我几乎把“非流动派”对何炳棣的质疑和发难,全部顶了回去。也就是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为何氏全面解围。

  

   遗憾的是,年事已高,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何炳棣先贤,可能没有看到我的几篇小文,这本来没什么大不小了。可问题的严重性是,何炳棣前辈却看到了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也是《明清社会史论》的中文翻译者),误读了拙作而作的表述(应是《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的《译者序》初稿),导致本来就是性情中人、有“老虎院士”之称的何炳棣先生大为光火(详见《明清社会史论》中的《中译本自序》)。

  

   我一直不明白,作为明史大家的徐泓教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读拙作,甚至我把《澄清对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评价》的打印稿,托朋友呈上后,在他提交《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北京)的论文中,虽然承认“真正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沈登苗的质疑”,但他撇开特定的时间(明代前期)和特指的对象(B类进士),仍锁定“沈登苗以登科录中生员身份的失载,来推翻何炳棣教授的研究成果,其力道似乎不大,难以为人信服”。这使我哭笑不得。

  

   看来,我不得不抽时再撰《四论何炳棣教授的明代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徐泓教授的再回应》。

  

   2019-09-06草就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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