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学术独行侠何炳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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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进入专栏)  

   何炳棣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国内人文学术界除了少许老辈,大都对他知之甚少。名声鹊起是由于他退休之后,转而破门进入中国思想史领域,尤其1991年12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克己复礼”真诠》,随后又在该刊1992年6月号发表《原礼》,与杜维明商讨新儒家的治学方法,其功底之厚和文字之锐利,无法不引起此界人士的注意。况且杜维明也有回应,刘述先也站出来辩难。变成好热闹的一次学术论争。

  

   刚好1992年9月,我到哈佛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起人就是杜维明。会后我与杜先生做过一次学术对话,还特别谈到了何先生的批评。我问他是否会进一步作出回应,大家很关注。还提到有人认为这场论争是史学和哲学的冲突,问他如何看待。杜先生不同意是史学和哲学的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他说:“何炳棣先生诚然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也是历史学家,但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少,反而是我与余先生的共同语言多。”他颇不满意何先生对新儒家的排距感,他说:“站在哲学的立场,追求‘真诠’是危险的。”国内人文学界的中青年一代或两代,此前对何先生是比较陌生的,经过这次论辩我想大家再也不会忘记他。

  

   尽管如此,我个人与何炳棣先生发生交集,还是事前绝对无法想到。

  

   起因是我的好友汪荣祖教授的一个电话和一封信。1993年9月初,荣祖突然打来一电话,问《中国文化》发不发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未加思索即回答说:“不发。”他很诧异,回问道:“你研究红学有年,为何反而不发这方面的文章?”我说正因为如此,才知道现在没有人能写出像样的文字。盖当时我对国内红学界的“党同异,妒道真”的风气深致不满,故对荣祖出以此言,如今想来真是失礼之甚也。好在由于研究陈寅恪的缘故,我与荣祖一见如故。我主持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萧公权卷”,就是请荣祖担任编校。他做得非常认真,且以他编辑的联经版《萧公权全集》相赠,使我得以对这位当年吴宓相见恨晚的清华英杰,有较为深层的了解。荣祖执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电话是他在台湾打来的。不久又收到他的手书,向我介绍何炳棣其人,以及他为何特别希望何的文章能够在《中国文化》刊载。为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现不妨将荣祖兄此函的全文抄录如次。

  

   梦溪兄:

  

   弟已自台北归来。近知何炳棣先生于红楼梦研究有新发现,弟即想到争取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何先生与杨联陞先生清华同学(贵刊曾介绍杨氏),但学术成就尤在杨氏之上。今虽已自芝加哥大学史学讲座退休,但精力旺盛,正积极从事著述(据闻何氏今后将多写中文)。为争取该文,弟意贵刊应特别礼遇,如以显著篇幅(第一篇)登载,并加编者介绍等。谨此奉阅,望即见复为感。

  

   顺问

  

   俪祗不尽。

  

   弟荣祖手拜,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

  

   荣祖的信写得极恳切,完全是为了《中国文化》能够首载第一流学者的佳撰以光篇幅,才向我极力推荐。还有他是我们特聘的刊物的学术顾问,不排除也有尽一份责的成分在焉。我除了满心感谢,还有什么理由拒之于本刊之外呢。实际上电话中已请荣祖转至何先生,研红大稿欢迎赐下。大约两周之后,就收到了何先生的文章,赫然在目的题目是“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当即通读一过,深为其材料翔实和运笔之雄健所打动,虽连同注释文长约三万字,仍有一气呵成之感。风格、调式与《二十一世纪》所刊之何的两文如出一辙。当即决定安排在最近一期刊载,并遵荣祖兄所嘱,特地在文前加了编者按语:

  

   本刊自创刊以来,只在第五期刊载过一篇已故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序言的初稿。此稿比后来的定稿多出四千多字讲国故的部分,正是本刊所取义处,因此编置在“文献辑存”专栏。此后再没有刊载与《红楼梦》有关的文字。这次何炳棣教授的文章,经由本刊学术顾问汪荣祖先生所推荐,确为有创意之作,特在“文史新篇”专栏刊出,以飨读者。

  

   荣祖兄希望安排在显著篇幅刊载,也做到了。“文史新篇”栏目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开卷栏目,只有最重要的文字才置于此栏。何炳棣先生的论红文即独立于此期的“文史新篇”专栏。但就此期的整体布局而言,何文不是第一篇,前面有我和余英时先生的长篇访谈,那是关涉十年浩劫后中国文化与社会如何重建的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期还刊有余英时先生的《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排在“文史新篇”之后的“学术史论衡”专栏。

  

   余英时和何炳棣的学术芥蒂,当时我并不知情。1992年应邀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余先生的长谈,未涉及此一方面的话题。倒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与我见面时,提及《二十一世纪》的争论,他说何是惹不起的人物,谁被他盯上都麻烦。我那次去哈佛出席“文化中国”的会议,是张先生和杜维明先生共同推荐的。在感情上我和张、杜更近一些。当然最熟悉而又情亲道合的是余英时先生。后来何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我才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何与张有那么多复杂的故事,不止由于对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的起源的不同观察,而引起了学术思想的不能两立,其中还掺杂有对各自著作的评议所产生的一些曲折。《六十年》留给我的印象,是何先生的坚韧的毅力和为人的坦白无欺。这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可钦敬的态度。

  

   我感到对不住何先生的是,刊载他红学文章的那一期《中国文化》未能按时出刊,让他等得颇焦急。《中国文化》创刊后,由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共同出版,制作由香港方面承担。每期清样出来,都是我们的编辑专程到深圳校对,往返邮寄徒增许多麻烦。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决定从1994年秋季号开始,改由《中国文化》杂志社出版,以此排版、制作、选纸、印刷、发行等一系列程序,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安排。我也不得不跑印厂和排印人员逐项会商。为减少麻烦,却增添了另外的麻烦,天下事莫不如此。自己出版同时也还有另外的隐衷,不便于在这里具道其详。结果等到这本总第十期《中国文化》出来,已经是1994年的年底了。

  

   没想到何炳棣先生这中间飘然来到了北京。

  

   先是1993年11月22日的信向我预告:“我将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抵达北京,完全由于私事。在京将停留大约三周,抵达后即通电话联络。”接着12月5日的信告知:“棣已于十二月一夜抵达北京(私事)。知大驾去港,大约今日(五日)返京。见此信乞电话联络:金鱼胡同王府饭店764室,512-8899 764室。”当时我的日程确实很满,1993年11月17日至25日,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马来亚大学召开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会后担任星洲日报“花踪讲座”主讲人,并赴槟城和芙蓉两地华族社区作学术报告。11月26日至12月2日,应香港大学中文系邀请,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返程经深圳,又有《商报》主笔的访谈。何先生打电话到我家,照料家务的友人告知,我们12月5日返回北京。6日跟何先生通的电话,约定8日上午10时半在我家晤面。当时我住团结湖,所秘书接他过来,刚好在约定时间到达。

  

   不能说是一见如故,但有荣祖的好媒介,又读了他的论红雄文,倒也无任何生疏感。个子很高,身材挺拔,面孔有棱有角,正是我想象中的何先生。但我们谈了些什么话题,竟不能完全记得。中午用餐,有几个菜何先生颇为赞赏。内子是上海人,家传的红烧肉、丝瓜毛豆、法式罗宋汤和盐焗鸡,凡品尝过的朋友无不认可。十天之后,何先生寄来一信,开头即说“旬前长谈至欢,恨相见晚”,信尾问候内子,谓“午餐至今不忘”。信中对我以“梦溪老弟”称,落款署“愚兄炳棣”,口吻极为亲切。对啦,其论红文的校样是此次面交给他的,故信中对几处舛误有所是正。信中还写道:“棣数十年未读当代中国文学,词汇条及语、句法不免生硬有误,千乞以主编他位,加以匡正或润色为要(至诚,决非客气)。”此次跟何先生接触谈叙,感会到这位学术上不无雄霸之气的大学者,同时有一颗柔软的心和为人为学的谦逊之诚。他1917年生,长我二十三岁,来的时候竟不忘带上见面礼。一方桶丹麦饼干,其桶之魁伟硕大,此前未见过。我和内子都很喜欢,后来私语每笑称,礼物的体积也是很重要的。也曾到专卖进口食品的店里寻觅过,至今都不曾遇到。

  

   何先生回到美国之后,又于12月28日写来一信,兹抄录原函——

  

   梦溪教授足下:

  

   十二月八日长谈餐叙,至今犹有余欢,深幸国内能获一位博雅识卓之新知己也。

  

   拙稿最后一段中“聚乐部”,“聚”应作“俱”,乞代改正。其他疏误之处,亦请自动代我纠正,最感。

  

   今日汪荣祖夫妇来此渡年节,涉及拙文在贵刊出现后,拟转载台北《联合报》。

  

   不日汪将专函与足下商洽具体办法。

  

   校对时最好由港方承印公司航邮(万勿挂号)径寄舍间为妥。

  

   余不一一,敬颂

  

   俪祺并贺

  

   新年一切佳胜

  

   炳棣  一九九三·十二月二十八

  

   信中充满了拳拳之殷,亦看出对自己论著的不断严谨审视,其实文字之误编辑部早已校改过来,只是出版日期后移,深感愧对何先生。不久,又接到他写于1994年1月28日的信函,全文如下——

  

   梦溪教授足下:

  

   兹寄上夏志清先生三页长函对拙文的反应,备你参考。我不拟对拙文作修正,我认为《红》所论爱之起源仍确是真起源。《旧约》确未明言爱的起源是由于寂寥,Milton才明白写出的。曹比弥只晚一百年,而原始性更高。石头在“人化”之前即已力求打破寂寥,实无“近代”或“第二”亚当之可言。至于弗氏心理分析,美Twice周刊去年11月29日确有长文对弗不利,但所攻对象是当代心理治疗往往硬要“病人”再四再三去追忆幼年时是否受过性虐待,以致本不严重的精神病人会变成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了。这是近年临床不当,长文对弗氏理论全未(未全)批判或否定。所以我也不准备在文后加论此点了。

  

   ①不过,拙文P37“全文小结”自下上数第三行,请剔去“早臻高度成熟”六个字,就可以了。

  

②“后记”P40所引王国维文最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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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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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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