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

——从方法论的“中心-边缘”困境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1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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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关 键 词:质性研究  本土化  中心-边缘  本体论  认识论  qualitative research  localization  center-edge  ontology  epistemology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为了突破此“中心-边缘”困境,近年来,各国学者掀起了挑战欧美国家方法论霸权的浪潮,呼吁和倡导“质性研究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他们深刻认识到,导致“边缘”国家学者失语的“中心-边缘”格局违背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它无视对处境不利者的观照和多元化视野。从本质上说,“中心”国家方法论霸权的确立,依赖于将一种基于英美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伪饰成具有超强解释力、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知识”,并推广至全世界。[7]颠覆这一困局要求转变各国学者的学术角色:英美学者成为“消费者”,学习和使用非英美学者创造的研究方法;非英美学者成为“生产者”,创造源自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一、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化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基于西方建构主义范式的知识建构论对跨文化地域研究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所谓的方法论“中心-边缘”困境只是数据分析质量问题,并非认识论问题。[12](P.439)因此,除非找到一种非西方认识论,否则应在西方认识论指导下继续推进非西方地域研究。[12](P.441)然而,赋予建构主义万能的解释力等同于肯定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无地域性和去文化性,这无疑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简化论。

   哥博认为,破解“中心-边缘”困局(其动因是“方法论殖民主义”,methodological colonialism)的有效策略是建构一种“全球本土化方法论”(glocalized methodology)——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共生与黏合。[7]这种提法凸显了研究者企图调和地方-全球两分法(local-global dichotomy)的学术志向。虽然此类概念具有很强的理论吸引力与美好的前瞻性,但它们只给本土方法论的建构工作勾画出了模糊的外部形态,无法解答其构成内容如何、具体如何操作等现实问题。当前,围绕全球本土化倡议的学术争论多集中于其不确定的未来后果:它会衍生出文化的高度同质化还是文化的高度异质化?结果尚难获知。

   方法论殖民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在英美学界方法论主导地位尚未确立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已经孕育了自己的本土方法论。[16]与其他文化产品的输出一样,英美将方法论知识输送至“边缘”国家,并进一步将其与本土方法论断裂的英美方法论抬高,成为非英美国家和地区拥抱现代化的标志。在方法论殖民主义看来,英语研究和英语写作等同于国际化,非英语研究和非英语写作被贴上了“地方性”和“尚未现代化”的标签。在一次投稿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过程中,笔者亲身体验了何为西方学术界定义的“国际化”。该学术会议主办方鼓励各国申请人以自建小组的形式投稿参会,笔者召集的讨论小组因全部成员皆为中国学者而遭拒。后来,一位相熟的年会组织者告诉笔者:“没有欧美学者参与不够国际化。”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尝试分析在中国情境中发掘本土方法论的现实可能性。笔者认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英美概念框架来宣告质性研究的科学地位(与定量研究相较而言),而在于充分运用批判思维、发掘本土文化遗产中的方法论要素及其宝贵价值。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如上述萨林斯和格尔兹的贡献),通过继承、反思和超越秉持知识相对主义的阐释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等理论,当代人类学出现了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宣称:科学是一种文化。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到“嵌入于人际互动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深刻影响,文化在研究者选择研究方法时扮演着重要角色。[17]例如,质性研究者惯常使用的两种具体研究方法——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是深深根植于英美社会与文化情境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之中的。这种默会知识将社会原子化奉为常态,即将个体视为脱离于社会的积极活动者。以下,笔者简略分析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背后的默会知识:

   深度访谈的默会知识:(1)个体高于社会,乐于与陌生人交谈(志愿参与原则);(2)具有较好口语表达能力,特别是擅长表述抽象议题和回应研究者提出的抽象问题,如涉及情感和策略选择问题;(3)研究知情同意书,规范研究者保护被研究者的责任(但这在很多非英美情境中却是多此一举,被研究者可能认为研究者试图规避不利结果的责任,导致研究关系破裂);(4)被研究者能毫无顾忌地表达反对意见。

   参与式观察的默会知识:(1)社会边界清晰,在以某一个(或多个场所)为定点展开的观察可窥见社会关系的结构性;[8](P.48)(2)社会事件的发生和消亡都是在固定的场所和时空中完成的;(3)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能观察到和体验到的才是真实的、确定的和准确的(实证主义哲学);(4)被研究者接受研究者对其生活的注视(gaze),并能够在其面前表现自如。

  

二、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必要性

  

   质性研究方法是否应“本土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理论议题。“边缘”国家研究者在非英美情境中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时常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不得不研发出一系列的困境应对与补救策略,旨在局部地修正英美质性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但是,他们鲜少诘问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根植于英美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否应当,以及能够支配非英美地域研究?这种智识惯习揭示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尽管“边缘”国家研究者在经验层面常常感受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种种缺漏或不恰当,却在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漠视上述体验,不约而同地奉行起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原教旨主义。

   在理查德·法尔顿(Richard Fardon,1990)看来,质性研究的前提是地方知识,其主编的《地方化策略:民族志写作的诸区域传统》一书是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领域极为重要的实践成果。[18]在该书序言中,法尔顿强调,民族志写作具有一种区域传统(regional traditions),此传统使研究者在实践中深入探究被研究者嵌入地方历史情境中的意义与行为模式;同时,由于区域间参照关系的存在,民族志写作能超越地方知识的局限开展广泛对话。2003年,巴西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2003)明确了人类学的本体论路径。他指出,与知识和文化形塑出一元世界不同的是,对本体的观照将多元视为真实世界的本来面貌。[19]上述观点分别从实践和学理层面澄清了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现实可行性。

以下,笔者大致梳理了我国学界对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几点质疑。其一,不提倡本体化是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使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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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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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5)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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