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在顺从与抗拒之间:流动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权利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 次 更新时间:2016-07-03 0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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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流动青少年的在学校教育中的行为是矛盾复杂的,他们厌恶教师的辱骂,却又理解其苦衷;他们痛斥学校的营利本性,却又赞扬校长是事业成功者。在“素质评价”和“勤奋决定论”的合力作用下,流动青少年在顺从和抗拒之间左右徘徊——在“勤奋决定论”的鼓舞下,流动青少年渴望能够弱化以素质为标准分化的阶层差异;在“素质评价”的灌输中,他们认识到勤奋可能是改变社会阶层地位的可行方法。而实际上这两者却在在绿树学校教学实践中彼此协同作用,不断加剧着流动青少年的边缘化。

   户籍制度形塑了城乡教育的机会壁垒,跟随农民工父母来到城市后,流动青少年因持有农村户籍很难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1990年初,打工子弟学校(又称民办简易学校)开始在中国城市地区雨后春笋般涌现,填补了这一教育市场的空白。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并未能获得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处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但是,由于这些学校在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政府所默许,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扬。然而,以营利为终极目的的办学模式衍生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害了流动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性发展。在打工子弟学校利弊争议不休的背景下,近年来城市户籍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迫使公立学校不得不面对生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同时为缓和社会上日渐迫切的教育公平诉求,不断有新的教育举措出台,承诺将流动儿童安置到就近的公立学校中,结果使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被迫逐步退出流动人口教育的供给市场,少部分学校则通过政府购买学位而获得了合法办学资格。

   在审视流动青少年的受教育经历时,以往研究多关注诸如打工子弟学校物质条件窘迫,师资力量薄弱等外显要素对延续学生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不平等教育境况的助推作用,却极大忽视了贯穿于学校教学过程始终的隐性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流动青少年自己的声音也被社会再生产的宏大叙事所淹没,被界定为制度安排的逆来顺受者或盲目的反抗者。基于笔者对S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和持续关注,本文聚焦流动青少年日常学校教育经历中的文化要素,以及他们对受教育权利的认知与批判。通过细致剖析“素质评价”和“勤奋决定论”这两个学校文化的主线,笔者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社会阶层结构的再生产是如何经由社会、学校与个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得以实现的。

  

   素质评价:社会阶层观念的灌输

   1999年,基于对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市场供不应求的判断,陆校长与妻子创办了一所名为“绿树学校(化名)”的打工子弟学校。17年后,该校的学生人数已由创建初的十几人增长至800多人,教职工也由最初的“夫妻店”模式增加至40多人。在市郊,绿树学校紧挨着一个旧货市场,学校门口整日聚集着来往嘈杂的人群,周围是一排排外来人口租住的简易民房。伴随着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政策的调整与变动,绿树学校在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艰难角力中曾有五次被取缔和一次被关停的经历。精于变通陆校长用举校搬迁的办法成功化解了学校被取缔的危机,在面临被关停的考验时,他又借助多年积累的人脉注册了一所具有课外辅导资质的武术学校,并通过虚假宣传逐年扩大招生,将其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2014年,绿树学校终于告别了15年的非法办学状态,获得办学许可证,这个身份转变为学校带来了更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更丰厚的社会捐助。在接待各级领导和爱心人士的报告会上,陆校长曾多次动情地提及当年办学的初衷:提高农民工子女素质,改变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然而,他深知一纸办学许可证并不能确保打工子弟学校拥有一个平稳繁荣的未来——营利始终是他在各种现实考量和权衡利益之后的坚定选择。

   在营利目标的驱使下,绿树学校实际上并没有为提高流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作出多少现实努力,相反,在学校教与学的过程中,弥漫着对流动人口低素质的歧视性评价。这种评价将流动青少年界定为“没法教”和“教不会”的顽劣学生。一方面,学生对此评价的反感和抗拒使“自我实现预言”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它催生了契合学生低素质的,量体裁衣式的教学模式和师生互动形式。笔者在调研中访谈了六名八年级教师——他们情绪激动地痛斥学生是不折不扣的“混混”,视学校为“幼儿园”和“收容所”。实际上,这些同样出身农村的民办教师大多离家多年,对今日农村留守儿童的境况和心态所知寥寥。即便如此,他们无一例外的把流动青少年看作全国儿童素质评价体系中的最差生。在他们眼中,流动儿童不如城市儿童,缺乏城市中产式的家庭教育,道德败坏、纵容享乐、不思进取;他们也不如农村儿童,在城市不良风气的熏陶下不再单纯善良、知足感恩。谈到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陆校长笃定地说:“其实,来到这所学校以前,他们就只想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在北京继续生活,有的跟父母去卖菜,有的走街串巷安装空调。他们没有上进的动力,整天想的都是那些‘男盗女娼’,这些孩子放在我这我也是没办法(管)。”

   对学生素质低下的评价指导着绿树学校的课堂教学、成绩考核和师生互动。既然流动青少年知识基础薄弱、学习动机不强、课堂纪律差,教师们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十分松散的授课方式,整天让学生们抄写板书或做习题,成绩考核也非常宽松。不仅允许学生作弊,甚至会在考试过程中泄漏答案。这样的授课和考核方式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相反,它们铸就了陆校长们眼中的“双赢”:好成绩让学生对家长有交代、免于责罚;也让家长满意,相信获得了与付出的学费相衬的回报。然而,受学生素质低判断的预设影响,实际的师生关系非常紧张。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教师咒骂学生混吃等死,学生则情绪失控大喊大叫,有时甚至会发生身体冲撞,这时总是以陆校长出面制止、威胁学生将被学校开除收场。

   作为学生,流动青少年虽然也觉察到歧视性的“素质评价”正塑造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学校经历,但他们却也通过“素质评价”的逻辑来批评父母、教师和陆校长,并以此认识自己所身处的生活世界。外来务工者向绿树学校缴纳了在他们看来不菲的学费,购买义务教育机会,而基于此形成的家长与学校之间类似“顾客—厂商关系”的关系使前者对后者充满了敌视情绪。笔者经常听闻家长谴责教师不负责任,质问陆校长的所作所为能否对得起自己收的学费。在笔者调研时,曾目睹家长们由于对教学质量的不满,与同乡众人围堵校门威胁要殴打教师,并向陆校长讨要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学生们并不赞成父母的做法,他们经常用“他们素质低”这样的回答来应对笔者对类似事件的追问。家长对教师的指责也进一步加固了教师对学生素质低下的判断,而学生们却认为教师才是他们身边素质最低的人,因为他们承受着教师的歧视言语,有的学生甚至还遭受体罚。在这个市郊的破败社区里,精于人情、人脉众多的陆校长却是大多数学生公认的素质最高的人。尽管学生们曾向笔者透漏陆校长有侵吞公益捐赠的行径,但他们仍旧羡慕校长有车有房,比社区里的很多人有钱。

   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的所有经历都紧紧围绕着与其素质相关的评价。他们无奈地承受着强加的歧视,以及基于这些评价实施的课程教学和成绩考核。“素质评价”将人们按照素质的高低区分为优劣有别的不同群体,其实质是认同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并承认其合理性。绿树学校的教师们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将这种社会阶层分化的观念灌输给学生,并使他们学会了用素质标准评价别人,从而认识自己所处的阶层地位。当然,“素质评价”主导着绿树学校的日常实践逻辑绝非偶然——长久以来,提高人口素质是中国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用素质高低划分社会阶层是公众意识的核心。

   美国学者安德鲁•基普尼指出,要理解中国社会,“素质”是无可替代的关键词。一方面,从控制人口数量到提高人口素质,对“质”而非“量”的强调说明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精英们促进了“素质”的世俗化,使它从政策领域进入了公众的日常话语,并跨越了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的二元对立,成为衡量一个人全部能力的神圣标准。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正经历着分化、重组和整合,素质为持续变动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稳定的衡量标准。逐渐地,关于素质的意识形态控制了社会的全部领域,这种控制便于治理一个受不平等和高度竞争所困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工具,“素质评价”及其话语固化了阶层边界,规制着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并使社会流动日趋刚性和僵化。上文绿树学校的日常教学实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底层学校对素质提升无能为力。这样的学校教育彻底沦为了社会再生产的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底层青少年的向上流动。流动青少年对“素质评价”的顺从和认同更加剧了自身的困境,使其抗争难以突破社会结构的限制。

  

   勤奋决定论:社会流动的乌托邦

   卡儿•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知识社会学意涵作了精当的分析。他指出,作为知识的两种特殊形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对现实的曲解: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护现存秩序,乌托邦则是为颠覆现存秩序时对未来的非理性憧憬。在绿树学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素质评价”合理化了社会上对流动人口的阶层定位,塑造了流动青少年的阶层观念并将其嵌入社会再生产的叙事逻辑中。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只要凭借自己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信念孕育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流动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不仅全然否定了外在结构要素的支配作用,而且,由于它过分强化了流动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实质上是认同和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必然会使他们陷入更加弱势的地位。

   笔者在绿树学校的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以往对打工子弟的印象。在新闻镜头前,他们是勤奋学习、志向高远的学生,即使阻力重重也绝不放弃;在纪录片里,教室里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是一张张如花的笑脸。然而,这一切都很难在绿树学校中找到痕迹。七、八年级的学生们极度厌倦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只有在媒体采访时才会勉强配合、装装样子,平常都是混一日算一日的架势。几个学生抱怨到,要不是家长“威逼利诱”,根本没人愿意上学,早就想辍学去打工了,打工既能挣钱又能摆脱管束。被公立学校“下放”到绿树学校的一位支教老师对此嗤之以鼻。她列举了几个寒门出贵子的例子,总结道:“这样的家庭状况必须得自己努力,要不别想走出这垃圾堆(指社区)”。

   “勤奋决定论”是绿树学校全体师生虔诚信仰的成功法则,其逻辑简单直接,按陆校长的话说:“在拼爹的社会无法拼爹,勤奋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绿树学校中也有勤奋用功的学生,但寻找这样的学生不能按考试成绩等显性指标。七年级的一个英语教师认为,绿树学校的考试纪律涣散,所以成绩好的未必是好学生;真正的好学生上课听讲,作业按时完成,虽然他们也会抄袭,但心态上起码是想要学些东西的。在校长办公室,笔者看到了几张学生与陆校长的合影。照片中的学生是各年级评出的学习奋进奖得主,其中有三个人还获得了国内外公益组织颁发的助学金。然而,随着年级的增长,越来越难评选出优秀生了,一方面,学生人数随年级上升急剧递减,一年级时的50多人到八年级时只剩下七、八个人。面对着无法在北京就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的残酷现实,很多学生无奈之下回到了农村老家,还有一些进入了北京地区的职业学校或干脆辍学打工。另一方面,对学业前景的悲观预见使留下来的学生早就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动力。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恋爱和结交朋友上,学习成绩说得过去就好。

陆校长和教师们坚称流动青少年们糟糕的学习状态与该校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水平并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根源是学生的懒惰,这恰恰是流动人口素质低下的集中表现。有趣的是,在否定绿树学校对学生学业发展负面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一个教师情愿让自己的孩子在绿树学校上学。与公立学校屡次交涉均告失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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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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