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郭沫若1945年对苏联的观察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6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09: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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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1945年5月,苏联科学院邀请郭沫若与丁西林作为中国科学文化界的代表一起出席苏联科学院建院220周年大会。在获得国民政府批准后,郭沫若于6月9日乘坐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途径昆明、印度、伊朗,6月25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机构的安排下,郭沫若游览了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塔什干等地,参观了许多研究所、博物馆、集体农场、工厂、学校及名人故居,在科学院、东方大学等机构开展了学术交流,欣赏了苏联的话剧、舞蹈、绘画,并和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及鲍罗廷、李立三、约翰孙博士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8月16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郭沫若乘飞机回国。

   《苏联纪行》由郭沫若在他写于6月9日至8月16日日记的基础上整理成书。1945年10月10日起在《新华日报》连载后,又被上海《时代》杂志、香港《正报》杂志、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转载,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1946年3月,《苏联纪行》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丛书第三种在上海中外出版社出版。苏联学者罗果夫将它翻译成俄文,郭沫若写了序言。俄文版删去途中部分,更名为《苏联五十天》。郭沫若仿照罗果夫的办法,将《苏联纪行》删节改版为《苏联五十天》由新中国书局1949年出版发行,发行地域主要为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区。1959年,《苏联纪行》经过修改后收入《沫若文集》第九卷。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成为奠定战后国际世界格局的关键一年,国内各种力量在国际形势下围绕战后中国重建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角力。作为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和当时国统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苏联纪行》?他在《苏联纪行》中进行了哪些政治和文化思考?对此展开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和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在《苏联五十天》的《序》中,郭沫若说:“我们对于苏联,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污蔑苏联的宣传品却是满坑满谷,一曝十寒,我们是容易受蒙蔽的。我是凭着我的耳闻目见在写,而且是凭着了我的良心。有不愿受蒙蔽的朋友,请来读我这部书,一定会于你们有帮助的。”“我们英语文明浸润得已经太深,而英语文明是已经太老了。今后为了补救我们自己,对于苏联文化,无论自然科学或精神科学,都有加紧吸收的必要。”【1】

   郭沫若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告以苏联“真相”,并以“苏联文化”补救“英语文明”之弊。该书的隐含读者是明确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本来就亲苏,他们没有必要再通过该书来消除因反苏宣传而产生的“蒙蔽”。国民党顽固派对苏联天生反感,是反苏宣传的推手,当然不需要郭沫若来“启蒙”。《苏联纪行》的隐含读者可能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第三方面力量和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其中包括黄炎培、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柳亚子、冯玉祥等人,尤其是罗隆基这样有英美派背景,又在当时民主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

   去苏联前,郭沫若在国统区参与领导了一场比较重要的民主运动,那就是1945年2月《文化界时局进言》的发表。进言要求共商国是,结束党治,停止审查制度,惩治贪官,枪口一致对外,尤其是最后一条,要求“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茅盾、老舍等312位文化名人在这个进言上签名。

   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国民政府十分恼怒,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要求签名人士发表声明收回自己的言论,或者在另外一个相反的宣言上签名,但都没有成功。复旦大学教授费巩因为在这个进言上签名,被国民政府秘密杀害。

   国民政府查出《文化界时局进言》的起草者是郭沫若后,于1945年3月解散了郭沫若担任主任的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邓初民、黄炎培等人为郭沫若鸣不平。邓初民认为,当时没有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有民主和法西斯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收到了访问苏联的邀请。在郭沫若出行前,有200多人为他送行,侯外庐在会上发表讲话,希望郭沫若“携世界民主潮流之真谛,以供建国之参考”【2】。

   当时中国的民主力量特别希望了解苏联,侯外庐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民主人士的希求。郭沫若回国后,“朋友们很关切,在种种场合要我作报告,我作过了,而且翻来覆去地作过了。”他在这些报告中讲苏联的民主、苏联的男女平等、苏联的集体农场等。“朋友们不能满足——事实上是我不能使他们满足,还望我写些东西出来。大约以为我还有什么好的资料保留着的吧。”【3】这无疑是该书的重要催生因素。可以说,《苏联纪行》是当时民主人士认为国民党式的治国理念没办法进行下去了,而且有机会去探索一种新的国家和政权组织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二战后期,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向苏联学习,也有合法性。

   《苏联纪行》采用日记体裁,有两个主要原因。首要原因在于该书确实是在日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郭沫若苏联归国之后立即投入了战后民主运动,他没有功夫像茅盾那样在《苏联日记》的基础上再系统地、分门别类地写作《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更重要的原因当是郭沫若有意为之,日记体、书信体比其它任何体裁都更能给人一种“真实”感,深谙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郭沫若再次熟练地运用这种体裁,以增强他书写苏联见闻时“耳闻目见”与“良心”的说服力。

   《苏联纪行》发表前,按照郭沫若的习惯,他对原始日记应该有过整理,至于如何增删,由于他习惯于自传写作后不再保留日记,在见不到日记原貌的情况下,只能存而不论。不过明确郭沫若整理日记的时间也有帮助。《苏联纪行》1945年10月10日在《新华日报》开始连载。这一天是“双十协定”签订的时间;1946年1月22日连载完毕,当天郭沫若出席旧政协纲领组第4次会议。这正是战后短暂的和平期,是战后民主政治较有希望时,也是第三方面民主人士最为活跃、在政治上最受尊重的时期。郭沫若将苏联“真相”写给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看,有着他在政治上的明确目的。

   《苏联纪行》在收入1959年出版的《沫若文集》时有修改。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改动,是对齐赫文斯基的称呼由“先生”改为“同志”。齐赫文斯基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跟郭沫若私交甚好。1945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参与接待了郭沫若。民国时期,“‘先生’是我国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称谓语”,而“同志”这一称谓则“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4】。在20世纪,中国的“同志”一词来自于日语,而这个日语词则译自英语“comrade”,“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群”【5】。在现代中国,“同志”称谓局限于“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6】,具有“浓厚的革命情感”【7】。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和苏联人是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他跟苏联人也是同志。但在这个特殊时刻,他们之间是“先生”。“先生”的身份表明了苏联人接待郭沫若的方式。郭沫若和很多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一样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他去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是和英国一个主教约翰孙博士同行。也就是说,苏联人没有将他当成革命团体内部的成员。

   当时中苏之间正在进行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熊式辉在苏联告诉了郭沫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熊式辉曾经是著名的反共人士,1931年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很有“政绩”。他主张从“政治”上围剿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被迫长征,跟他有很大关系。跟熊式辉一同出现的是沈鸿烈,他曾担任青岛市长和山东省长,也是坚定的反共人士。郭沫若跟这些人在苏联见面,这也说明了当时他在苏联人眼中的身份。

   这个身份,也是郭沫若要展示给他的读者的。他的读者主要是第三方面人士,如果这些人到苏联,也是以这种身份被苏联接待。所以《苏联纪行》和它的读者的关系拉得很近,这有助于读者接受其所介绍的苏联。

  


   郭沫若是著名的左派文人,早在北伐战争前,他就敬仰列宁、向往苏联,抗战时期,他是重庆文化界最有名的亲苏亲共者之一。而苏联在反法西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赴苏的态度。

   苏联是郭沫若的精神故乡,“能够到苏联,自然是多年的宿愿。”【8】 所以他一到达莫斯科,就兴奋得如同回到老家:“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悉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9】这跟郭沫若此前在文章和演讲中对待苏联的态度是一致的。

   访苏期间,郭沫若时刻系念祖国,他不时对比苏联和中国,苏联的成就让他对中国的现状充满焦虑。6月27日,郭沫若被引导参观了列宁格勒附近的普尔珂夫山,“才见到战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顽,同时也才见到苏联人民和红军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10】 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参观期间,他“清晨独步园中,忧国之念不可遏止。国在人为,乌兹白克在帝俄时代乃受高度压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后不足三十年,羁绊解除,人民康乐,羡慕何可极?而返观我国,则外患未除,内忧未已,水深火热,地狱无殊,我虽遨游天外,能无介然于怀?” 在约翰孙博士的欢送会上,一向率真的郭沫若却高兴不起来,“我自己心里委实是有不能释放的隐忧。我羡慕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他们的国是建成功了,战是抗胜利了,他们能够由衷的快乐。但是,我能够吗?”【12】 这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同时这也是为了诉诸该书的隐含读者,因为他们正处于同一情感结构之中,《苏联纪行》如此进入对苏联经验的汲取也就更易被它的读者所接受。

  

   正是从中国未来如何建设出发,郭沫若如同学生一样,处处想从苏联学到东西:“我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13】,“我是怀抱着玄奘赴印度时的那样的心情来的”【14】。“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15】。

   但无可讳言的是,郭沫若对苏联的理解其实到苏联之前就已经成型了。他在苏联的见闻大多只是印证了他已有的理解。他认为苏联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在于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他到苏联的第三天,就在苏联科学院的祝辞中说,苏联之所以能够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建立了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足四年打败了最凶顽的德国法西斯,是因为在苏联,“科学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人民结合了。这便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这便是苏联的建国成功和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的因素。”【16】6月28日,郭沫若在东方学院又说:“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人民要被科学武装,人民才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只有在苏联是确实地做到了。”【17】

从人民主人翁地位这一理解出发,他时刻注意到苏联工人农民的精神风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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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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