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鹏宇: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转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以陶希圣、郭沫若、侯外庐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22-07-14 16:33:50

进入专题: 社会史论战   唯物史观   陶希圣   郭沫若   侯外庐  

程鹏宇  

  

   【内容提要】“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即《读书杂志》1933年停刊至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这一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史学界出现了三种相对于社会史论战的学术转向,代表人物分别是陶希圣、郭沫若以及侯外庐。陶希圣转向史料整理而回避马克思主义,走回类似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验主义路径;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转向史料的整理与考证;侯外庐则潜心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运用。郭沫若和侯外庐从史料和理论两个方面推动了经典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终形成,他们的学术风格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大优良传统,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路径式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社会史论战 唯物史观 陶希圣 郭沫若 侯外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此初步形成。1933年社会史论战的主要平台《读书杂志》停刊,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间的四年时间里,史学界在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潜在的变化,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在以往论著中通常被当作社会史论战的后期一并处理,但本文认为这一阶段不应被轻易忽视。在此阶段,史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对社会史论战的总结性著作,如李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等。但另一方面,相对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发展虽然以对社会史论战的批判和反思为切入点,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所不同,大致出现了三种学术路径的转向,代表人物分别是陶希圣、郭沫若以及侯外庐。后两条学术路径的转向又推动了抗战后尤其是40年代经典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终形成。可以说,“后社会史论战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初步形成到最终形成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

   因此,对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转向进行具体分析,不仅可以探讨社会史论战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具体影响,更可以将此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形成的前史进行深入考察,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大浪淘沙后形成的基本学术性格,为当代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不忘初心”式的借鉴。

   一、 陶希圣与《食货》派——回避唯物史观的整理史料运动

   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时期是与郭沫若齐名的风云人物,何干之在总结社会史论战时评价道:“凡留心中国史学界的人,大概是熟悉陶希圣先生的。”顾颉刚后来也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即政治立场往往是理解学者思想的钥匙。陶希圣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改组派——一个在大革命失败后成立的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其主张是一面反蒋一面反共,具有改良主义性质,即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陶希圣为什么会在学术上一定程度地推崇唯物史观而在政治上又反对共产主义,这种改良主义的学术风格是由他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决定的。

   陶希圣之所以在社会史论战时期会把唯物史观作为其学术话语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已经得到学术思想界较为广泛的认可,正如李红岩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属性,使得陶希圣这种痛恨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也不能不羞答答地运用起辩证唯物史观……陶希圣之流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社会史论战中就连发言权都不会得到”。可见,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暧昧不清的,唯物史观的个别概念只是他论证其观点的一个简单的工具而已。

   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在社会史论战当中招致许多批评,即使是不主张唯物史观的学者如刘节也曾批评陶希圣:“原陶君之所以采用此三法者,因其胸中固已预存唯物史观之理论。所谓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一切文化建筑在经济组织之上诸原则,与夫神权、王权、贵族统治诸名目,久已配置整齐,然后以此三法,取材于吾国史料而充实之。凡以概括法所得之共通象征,及以统计法所得之特殊象征者,乃合于诸原则之事实也。凡有不合者,则以抽象法淘汰之。如是结果,则数千年之中国历史,无往而非唯物史观之色彩矣。”刘节在这里并没有对唯物史观本身提出理论上的批评,他所批评的主要是陶希圣运用唯物史观的庸俗方法。事实上,对于陶希圣来说,唯物史观只是一种机械的、实用主义的工具,并不是其核心理论。

   由于对唯物史观持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所以陶希圣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政治态度,去修改他的学术观点。正如翦伯赞所指出的那样:“陶希圣的头脑虽不清楚,但对于政治的感觉却非常敏锐。常识虽不充分,但歪曲力却足够应用……而其所以如此多变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他的理论是要适应他的政治环境;他的政治环境决定他的历史理论。”陶希圣晚年自述其学术思想道:“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但却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拘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而陶希圣的学生、“食货派”重要成员何兹全晚年回忆其老师的学术思想时也坦承:“我说陶希圣有点辩证唯物论,是从学术观点说的,不是从政治组织说的。从政治组织说,陶希圣是国民党,或者说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有他们的影响。他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使他成名的、在学术上高出别人的,确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他的史观是不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在战场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进入北大。”尽管何兹全对老师陶希圣的描述多有爱护之感情色彩,但这里的评述却相对客观。

   1933年,也就是社会史论战末期,陶希圣就开始回避唯物史观了。他说:“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陶希圣重新打出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喊出这个口号的目的还不完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陶希圣重新拾起实验主义的教条,其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十分明显了——而这一原则也贯彻在他编辑《食货》半月刊的过程中。

   陶希圣在1934年12月创办了《食货》半月刊,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史学流派——“《食货》派”。在《食货》的创刊号中陶希圣说:“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用意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显然,陶希圣的这些观点都是针对社会史论战的。在他看来,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史料的支撑。现在要反思的是,单纯的史料搜集在史学研究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诚然,历史学离开史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米”如果没有经过“巧妇”的技巧,终究不是可供人享用的美食。也就是说,“史料”与“史料的解读”是两个概念,单纯地主张搜集史料而不从史料的解读方面做文章,那么史料并不能发挥其在历史学上的意义,而史料的解读又受着特定理论方法的规定,科学与否的理论方法在史料解读的过程当中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换句话说,陶希圣上述观点表面上是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但实际上却在回避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作为历史学的指导,再精确一点,即是否承认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的科学理论。而事实证明,陶希圣此时是回避唯物史观的,他不肯承认唯物史观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因此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虽然在形式上和个别具体的问题上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根本问题上的回答却是无力的。

   另一方面,陶希圣还特别强调《食货》脱离“政治”的旨趣。他说:“本刊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本刊的范围,只限于纯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更注重于史料的搜集……实际发表的,都是百年以前的史实。无论怎样的推敲,总与现实的政治没有多大关系。本刊是没有理由与别的政治宣传品一样看待的。”可见,陶希圣想利用《食货》创造一种脱离“政治”的“学术”,当然,他选择的是要脱离哪种“政治”,我们也能从他宣称唯物史观与“什么主义不是一回事”的说法中看出来。很明显,陶希圣所说的“什么主义”指的就是“共产主义”。那么,“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事实上,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就对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进行过很经典的叙述,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方面,唯物史观的诞生源于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形成又推动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然而,陶希圣却宣称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不是一回事”。

   此外,陶希圣在学术研究中是否运用了唯物史观呢?陶希圣在1932年到1936年陆续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这本书中,陶希圣将中国古代史分为“人类之自然状态”“氏族时代”“王权时代”“士族时代”“王权再建时代”等五个阶段,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又说在稍后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间,他又提出了新的五阶段论,这个五阶段论似乎可以看作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定论:“我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五阶段:1.夏商周三代是三个部族联盟,就是以北方之夏为主族的联盟,以东方之商为主族的联盟,与以西北之周为主族的联盟,先后相继统治中原。2.由东周至战国乃是由部族演变为国家的过渡时期。至秦汉时代,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3.由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中古阶段。士庶与庄客及奴隶的等级,甚为分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以庄园经济为主。4.中唐以后,中国进入商业资本独特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5.清代中叶以后,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比较这两种说法就可以看出:在前一种表述中,完全看不到经济基础及社会性质的话语;而在后一种表述中,虽然形式上涉及了一些经济问题,但其表述含混不清,没有具体的历史内涵,尤其是在第五个阶段的表述中,陶希圣又回到早已被学界否定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了。总之,陶希圣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唯物史观基本没有关系,再联系到他倡导史料搜集的学术转向,我们就知道其学术转向是与回避唯物史观的根本目的相一致的,史料的搜集只不过是他回避唯物史观的一个借口。

   陶希圣的学术贡献事实上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史论战初期开时代风气之先,二是在主编《食货》期间确实整理了不少中国经济史的史料。但是,相比于塑造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陶希圣更加愿意走回胡适“整理国故”的老路。总之,在后社会史论战时期,陶希圣与唯物史观渐行渐远。

   二、 郭沫若的路径——从史料角度夯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

郭沫若与社会史论战的关系比较特殊,相对于国内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似乎是一个背景般的存在:一方面“郭沫若没有介入社会史论战”,但另一方面,郭沫若却成为论战的一个靶心,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而对于郭沫若来说,社会史论战更像一面镜子,从其聚讼纷纷之中反映了自身学术研究的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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