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沧桑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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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日,千里来谒乾陵。印象最深的,不是司马道两侧的石人、石马、石狮,不是断头残臂的六十一宾王像,也不是峥嵘峭拔的无字碑,而是郭沫若的题词、题诗。题词的内容,现在记不清了,诗因为当场抄了下来,至今还作为档案保存。记得,当我乍见他《游乾陵二首》的手书,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为他无所不在的吟唱,为他老而弥笃的诗魂。

诗云:一、“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二、“巨坟云是旧梁山,山石崔嵬颇耐攀。南对乳丘思大业,下临后土望长安。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没字碑头镌字满,谁能认识古坤元?”在陕西各地游历,几乎随处可见郭沫若的题词和题诗,如黄帝陵、半坡遗址、华清池、霍去病墓、顺陵等等。不,岂但三秦大地,放眼赤县神州,东西南北中,哪一处不“虎卧龙腾”(沈尹默语)着他的书法?哪一处不抑扬顿挫着他的歌吟?

最初感慨他的咏唱,是十年前在广东顺德。顺德的县城为大良镇,大良镇的景致为清晖园,郭沫若一九六二年游览清晖园,曾口占一首七律留作纪念。一九八八年春我到大良,步入清晖园,立即就被刻在显要处的郭诗吸引了。诗云:“弹指经过廿五年,人来重到凤凰园。蔷薇郁郁红似火,芒果森森碧入天。千顷鱼塘千顷蔗,万家桑土万家弦。缘何黄竹犹垂泪?为喜乾坤已转旋。”我在郭诗前低徊留连,并不是因为他这首律诗写得是怎么之好,也不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盛名,而是联系数天来在南国的山陶水冶、烟濡云染,豁然省悟沫若的人格、书法、诗艺,已和这儿的地理泯化成了一体。浪漫地说,郭沫若这个名字就象征着风水。站远了看,诗翁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人文笔触加上自然抒发,园林便平添了无限氤氲。比方说,当我转身打量一株百年公孙树,脑海里腾地就浮起沫若的散文《银杏》,定定神,依稀记起篇中的名句:“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郁郁乎美哉!昂昂乎高哉!进而联想到沫若本人,恍若也是一株华盖巍峨的银杏!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留心郭沫若的行吟。收获最丰的一次,是在桂林。本来是从北京去长沙,因为湘中一带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不得已改飞桂林。我在当地仅仅停留了一个晚上,但见到的、听到的沫若的纪游诗,不下七八首。至于题字、题词,那就多了。山水有情,沫若有兴,情酣兴逸,援笔如飞。如果我当日在场,相信也会诗心大动。沫若游桂林是在六三年三月,我被老天迫降桂林是在九三年十月,相隔三十年有半,咏其丽句,仰其流风,全然不觉光阴之飞逝,日月之阻隔。沫若的《登月牙楼》及《游阳朔舟中偶成之一》,颇为我喜爱。原诗不长,兹分别抄录如下:“月牙楼是画廊楼,八面奇峰豁远眸。毋怪楼中无一画,画图难及自然优。”“桂林山水甲天下,天下山水甲桂林。请看无山不有洞,可知山水贵虚心。”郭沫若的华盖已经收起来了,如今,不是专门研究人员,大概很少有人再去翻阅他那些风干了的书页;但是沫若的另一种作品:题词,题诗,却伴着他的书法,依然精精神神地活跃在名山胜水,崇楼杰阁。一个因经济杠杆而带动文明升值的社会,开始借重沫若的盛名展现其文化经纬,沫若的大名也随着游人的脚步而日益远播。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死诸葛傲视生仲达,沫若身后,仍然拥有潮水般涌来涌去的最广大的读者。


前些日相继看到两份“现当代诗人排行榜”,郭沫若都明显靠后,一些当红当令的骄子,则高踞着前几把交椅。

一笑。举手投票的读者,或者加上津津乐道座次的局中人,显然忘了五四———对不起,我重温即将逝去的世纪,几乎篇篇不离五四,这也没办法,如同我叙述这个时代的英雄总也绕不过毛泽东———五四是属于黎明、觉醒的,五四是属于地火、熔岩的,五四是属于洪波、狂飙的。郭沫若的《女神》诞生于五四,而又挟紫电青霜报效于五四。胡适在新诗的尝试上是第一。沫若在新诗的成功上是第一。凡第一,都具有不可比性。人们说,《诗经》出,而四言诗立;《离骚》出,而楚辞立;三曹诗出,而五古风成;陶渊明出,而田园诗有所宗;李、杜出,而唐诗鼎兴;苏、辛出,而宋词昌盛……那么,说《尝试集》出,而新诗得以萌芽,初叶如花,《女神》出,而新诗得以傲然挺立,亭亭如盖,是恰如其分的。沫若无疑是新诗史上的女神。凡五四过来人,大抵都膜拜过他的《凤凰涅槃》,为他的“新鲜”、“净朗”、“华美”、“芬芳”,为他的“热诚”、“挚爱”、“生动”、“自由”,为他的“欢乐”、“和谐”、“雄浑”、“悠久”。试问眼下有几位诗家,能相埒他在新诗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又有几部诗集,能像他那样在世纪的天幕上点燃起长明不熄的炬火?

郭沫若在文化世界里的贡献,至少还有两道山脉,这就是三、四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和戏剧创作。前者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等为层峦,后者以《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为叠嶂。自从盛唐化为前尘,诗人的公众形象便迹近轻浮,或者趋于单薄。沫若不仅拥有以《女神》为代表的诗作,还有学术研究与戏剧创作这两项重量级记录,因此,他的声名就显得比柳亚子、徐志摩辈更充满张力。而比较起单纯的学者、戏剧家,他的生花之笔又意味着更加葱茏的生命。

我接触郭沫若,是从《女神》。十五岁的少年,正徘徊在吴道子、郑板桥、达·芬奇、列宾的门外,这节骨眼上,沫若出现了,《女神》出现了。“《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那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沫若三十余年前的期待没有落空,“女神”依然魅力非凡,她的长袖只轻轻一甩,就使我义无反顾地离开画室,跟着他走进文学的殿堂。

我只远远地见过一次郭沫若,记得是六四年,在一个日本剧团访华演出会上。同时见到的,还有曹禺、冰心。沫若面容清癯,身材瘦削,最触目的,是戴着一付助听器。看上去,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甚至郁郁寡欢。回校途中,据一位和沫若握了手的师长讲,他的手柔若无骨,比女人的还软。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失落感不言而喻。好在,不久见到郭沫若五十大寿时拍的一张照片,激情又缓缓流回血管。人是需要偶像支撑的,那年月,沫若于我不仅是文学的引路人,更是跑道上的跨栏,沙坑前的横杆,我希望他永远是一项激励人心的记录,永远保持最佳状态。沫若的那张照片,若干年来,我在他的许多选本上反复看到过,最近又在他北京的故居兼纪念馆里看到过。读者一定不会陌生,照片上,沫若左手照拂身前的幼子,右手高拄一支丈八长矛似的毛笔,笔杆上赫然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


周作人晚年爱说“寿则多辱”,这是他咎由自取。郭沫若不存在“寿则多辱”,但也是“寿则多垢”。五十年代之后,沫若把自我定位为一只昂首顾盼的“雄鸡”,只要一见到太阳,马上就引吭高歌。———此举近年来颇受抨击,被说成是堕落为“文学弄臣”。这里面当然有安身立命的因素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缘于信仰,缘于特定时代下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挚爱。

说话到了一九五九年,作为文坛首领的郭沫若,政治上须借势的,都权衡斟酌了,良心上该支付的,也打点兑现了。共和国正在为连续不断的整风、反右、跃进,付出沉痛的代价,在各方面,首当其冲便是残存的,亦已日渐萎缩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沫若彼时内心究竟怎么想?他在本质上,应该还是一位诗人,而且是天才的诗人。凡天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天马行空,狂放不羁。郭沫若曾以屈原、李白、歌德、席勒自许,透视他的《女神》、《屈原》等篇,确和上述天才一脉相承。可惜当他碰到更大的天才,也就只剩下字面上的“歌德”。———“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若干年后,沫若曾向一位年轻朋友如此吐露。———当日,他的眉心开始纠结,嘴角开始抿紧。我不是沫若的研究者,他是否有过叛逆的念头,或忏悔的情结,不得而知。但是我看到,从五九年一月,沫若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种散漫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连续不断的出访、视察,尽可能多地感应天声地籁。

这里仅仅讲国内,从五九年到六六年,郭沫若足迹所至的省份、地区,据他的小女儿郭平英介绍,包括广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云南、海南岛、广西、湖南、湖北、山东、四川、上海、福建、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等。有的线路,他反复跑过多次。当年有一幅毛泽东手拿草帽、风尘仆仆的国画,如果我没有记错,配的正是沫若的题诗:“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其实,毛泽东在那几年走过的地方,绝对没有沫若多。毛泽东更没有像沫若那样,每到一处,都挥毫题字,即兴赋诗。古人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沫若兴致勃勃地在山海之间跑来跑去,或是仰成岩际一片云,或是倚成溪谷一株松,或是卧成沙滩一块石;他的诗人的灵性,在天地的怀抱里找到了寄托。

“旅行是最好的事,我在一处旅行,便可以有些创作,一停顿在京里,就像化了石一样。”郭沫若曾写信告诉徐迟。注意上句“化了石一样”的比喻,就是说,沫若在京城,已经抓挠不着灵气。在那种连“浪漫主义”也要经御批才敢伸头缩颈的氛围中,他这位靠连续不断的叛逆而享誉文坛的风流才子,自然会感受到难耐的窒息。因此,当政事、揪心事、麻烦事略微告一段落,他就赶紧向外跑。这个社会,压力都是来自近距离,来自上下左右。火星上的强震绝不会晃动宴席上的酒杯,南太平洋上的飓风也绝不会撼醒深闺里的甜梦。通常,不管你在本单位、本部门有多少烦恼,只要拿上机票、车票,踏上旅途,心情就会随外界景色的翻新而一节一节放松。距离隔断了压力,挥发出美感。

让我们随郭沫若去一趟海南,听听他在椰风海韵中的行吟。

九五年六月,我采风到天涯海角。在一片柔软的滨海沙地上,簇聚着一堆庞然顽石。有同伴戏言,这大概是女娲补天用剩的材料吧。为首的一块,朝南的方向,镌着“天涯”二字。转过去,偏东的部位,刻着郭沫若的五律《游天涯海角》。沫若的诗平常见多了,不觉新鲜,但这会儿不同,在这天荒海陬、地老人稀之处,于椰风的吹拂和海涛的伴奏声中,我一手遮蔽刺目的阳光,一边兴致勃勃地朗诵,不禁涌起江山在睫、千古如斯的胜慨。

石刻毕竟不如印刷清楚,加之我当日尚不谙行草,有一个字,怎么念也顺不下来,请教同行的作家,也是瞎蒙蒙。一字之障碍,心下顿时不舒。干脆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把沫若的手书全部收入镜头,以备他日有暇时再仔细琢磨。

回到宾馆,得当地朋友的帮助,终于找来郭沫若《游天涯海角》的文本及相关资料。原诗共为三首。沫若六一年二月南游天涯,曾赋诗一首,讴歌海角仙境,并记录了自己童心大发,奋力帮渔民拉网的小插曲。翌年旧地重游,看到前诗已经刊刻于石,激动之余,复赋诗一首。未久,第三次前往,又留咏一首。三首诗都已摩崖纪念。现将第一首抄录如下: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波清湾面阔,沙白磊头圆。劳力同群众,雄心藐大千。南天一柱立,相与共盘旋。诗不尽言,歌不尽兴。沫若还精心地创作了一篇散文,记录天涯海角之胜。试看其中的一节描写:“海水呈深蓝色,近岸处则青如翡翠。帆船三五,在远处如画中点缀,寂然不动。空中有白云呈波状。岸上细沙如银,滨海潮湿处色呈微黄。奇石磊磊,纵横成聚落。石身多呈流线形,顶秃而圆,如馒头,如面包,如蹄膀,如覆舟,如砗磲贝壳,如大弹丸,如巨炮弹。……”瞧,我们的沫若先生已全身心融进了山水。此时此地,北天为远,朝歌消歇,清风拂尘,碧水涤虑,嬉嬉乎,洋洋乎,他仿佛又回到了歌乐山下的童年,又找回了博多湾畔的青春。

郭沫若在海口访问苏轼祠,感慨“东坡流谪曾来此,朝夕常思返蜀山。”沫若与东坡均是四川同乡,不知他在翘首西望之际,是否偶尔也掠过田园之思?沫若转去访海瑞墓,留诗云:“三百余年岁月深,墓犹完整碑无缺。生前身受人折磨,死后墓为人护摄。……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刚亦不吐柔不茹,布衣粗食敦鲠骨。……”沫若去东方县访马伏波井,也留七绝三首,其三云:“薏苡烹来可作糜,军行用以止朝饥。功成人竟明珠视,古井无波水自知。”沫若此间礼拜海瑞,凭吊马援,似含有不平则鸣、旁敲侧击之意。无论如何,比较起《百花齐放》一类的纯粹应制应景,要高出一大截。


文革骤临,灾星高悬,郭沫若慌了手脚。他在人大常委会上表态,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沫若的这番话经毛泽东批示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同在举世的惶惶不安之中,又扔下一颗重磅的燃烧弹。

类似这种要把全部作品付之一炬的表态,巴金后来也作过。据陈明远引述宗白华的话,认为:“这是来自对于焚书坑儒的强烈预感,和在劫难逃的恐怖的直觉。其潜台词是: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任造反派宰割了,饶我一条活路吧!”我倒宁愿这是一种“夫复何言!”的反抗。

沫若文革中还有一些自轻自贱的言行,比如当面朗诵拍江青的马屁诗。如此一来,他的政治人格黯然失色。沫若曾经在《女神》的《湘累》篇中塑造过屈原,那气魄何等惊天动地!屈原向世界宣布: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一身难道只是些胭脂、水粉底材料,我只能学做些胭脂、水粉来,把去替女儿们献媚吗?哼!你为什么要小视我?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

沫若话剧《屈原》中,更有一段脍炙人口的“雷电颂”: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文革时期,郭沫若要能拿出几分屈原的骨气,该多好!可惜,沫若写活了屈原,他本人却距三闾大夫的境地甚远。沫若虽然是富贵中人,到老似乎也没能树立彻底的贵族精神。那真是一个翻天覆地,而又分筋错骨的年代,那个年代值得后人长久地警醒。作为天纵英才的郭沫若,他本应做得比我们看到的更好。不幸的是,他没能,因而给世人留下了诸多垢病。不过,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人品———否则,你又如何解释同样“郭化”“异化”了的数以亿计的脑袋?我这么说,绝无意替郭沫若辩护,只是希望对那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断层”的反省,能够越出单一的道德批判的平面,深入我们这个民族“体制链”以及“国民性”的内核。……闲话打住,且说我的一位朋友去了趟云南,回京后,听说我在写郭沫若,特地打电话相告,说:“郭老头子到处题诗,简直成了乾隆第二。他在新诗发展上是有成就的,旧诗实在写得不怎么样。他要是有自知之明,当初倒不如把这些旧玩艺儿统统烧掉。”“老兄,你恐怕主要是不喜欢他的晚年,但你应该看到这里还有别一层意义。”我当即把他的话挡了回去。说郭沫若是乾隆第二,说他的旧体诗不如新诗,这我都不想反驳。沫若对写旧诗有过解释,他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心中冲出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游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但要说他的题诗是如何之差,不如统统烧掉,未免失之过激。“我们没必要因人废言。”我对他说,“那些纪游诗,尽管形式有点儿僵化,思想、技巧也未必都很高明,但应该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是郭沫若与祖国山川大地的亲切对话,是他的灵魂在相对轻松状态下的自然流淌!”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纵观郭沫若的一生,创作《女神》时代是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和史学的高潮也是在日本;卢沟桥事变后脱身回国,总算可以和故国山川亲近了,但那之后一直战火纷飞,阴云密布,腾不出身来也分不出心;好容易等到山河共和,日月重光,谁知又遇上暴雨雷霆,天旋地转;难得有那六七年,终于拨冗偷闲,冲出高墙围城,投身于无限广袤而又充满无穷慰藉的大自然。诗人永远追求空间。京城太功利,书房太逼仄,唯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他疲惫的翅膀才又开始轻轻扇动,负伤的灵魂才又得以慢慢复苏。

毋庸置疑,即使直面大自然,郭沫若的上述诗文也没能摆脱外界加于的束缚,尽展个人怀抱。———浪漫的诗魂注定要以某种缺憾印证历史。有趣的是,沫若的情性,倒是在笔墨纸张中得到了随心所欲的挥洒。比较起文学、戏剧、影视、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书法的确是最无拘无束而又最不惹是生非的品种。难怪古往今来,骚人墨客、仁人志士都喜欢借之抚慰胸襟,张扬天性。沫若的书法自成一格,他以行草为工,熔学识、肝胆、才情于一炉,尤钟前人“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之妙道,内力雄浑、绵密,外形沉稳、放达,存郁勃奋张之势,具磅礴峥嵘之象,赫然令人想起他以《女神》为旗帜的浪漫主义情怀和狂飙气概。

这里,不妨顺便说几句乾隆。乾隆大帝的政务姑且撇开,他生平有两大癖好,一、爱游山逛水,二、爱吟风弄月。皇上好吟,又好游,手泽免不了覆盖全国。仅以上个礼拜天而言,我就在西山八大处和北大未名湖畔,两次碰到他的御题。乾隆的诗作,据说有四万多首,产量天下无敌,质量却平平,因此,常常受到今人讥讽。我觉得对于乾隆的这种雅好,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作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天子,他毕生致力于汉诗,虽然不够地道,有欠老到,说到底,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宣扬和追求,没有什么不好。

还是回到郭沫若的纪游诗。遥想当初,沫若振纸挥毫,力驱龙蛇,多半是触景生情,兴之所至,并没有奢望它流传长久。游人在他的条幅、刊刻前低咏轻吟,摄影留念,注重的也不过是一种时代情结,文化符号。譬如说我,当日在泰山主峰拜读沫若的“云雾移时合,雷霆指路迷。我来登极顶,果见众山低。”顿觉振衣千仞,遗世而独立;在黄帝陵乍见他笔奔如风、人书俱老的淋漓大字,心头立时飞扬起浓郁的诗情和苍茫的韵致;在司马迁墓咏他的“学识空前古,文章百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耳畔便仿佛响起历史的冲天啸吟。

去夏游武夷山,在宾馆和山脚,两次见到沫若的《游武夷泛舟九曲》,便随手抄了下来。而后,当一行人乘着竹筏,沿清粼粼的九曲溪顺流而下,我便掏出他的诗,仔细品味:“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凌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一边自得其乐,一边就想到,还是文化金贵。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声色歌吟,更是一种社会认同,一种时代的回应,一种化入目光融入血液的基因。莫道三代之下人皆好名,这个民族走到今天,不能没有一批和山水融为一体的诗文,更不能没有一批和山水融为一体的精魂。


二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说:“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五十名优秀物理学家、五十名优秀化学家、五十名优秀诗人、五十名优秀作家、五十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借喻发挥,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神州大地突然失去了上至李白、杜甫,下至乾隆、郭沫若等人的题咏,这片国土将会变得无比寂寞。

在我们这个世纪,毛泽东既擅书法,又具才情,本可使大地变得更加文采斑斓。但是,毛泽东似乎别有隐情,他曾明确指示“我们不要题字”。鲁迅是另一个最佳人选,可惜他既无闲暇,更无兴趣。其他的文人墨客,骚人志士,不是没有足够多的机缘,就是没有相当的身份。唯有郭沫若各项条件具备,对他而言,散布在各地的纪游诗文,如同在龙钟老态的文学躯干外又分出的一根嫩杈,虽然不及主干的苍劲挺拔,却也花繁叶茂,清香扑鼻。这是另一种发挥,平地亦高峰。

不久前去河南林州,中午从北京出发,傍晚五点半抵达安阳,出站后的第一个向往,就是驱车去殷墟博物馆,亲炙郭沫若的墨泽。沫若这会儿在我心头,既具体,又抽象。说具体,殷墟是甲骨文出土地,沫若和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并称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他不可能没有到过这里,更不可能没有留下题咏。换句话说,假设连沫若都没有留下诗词,上述诸公,我们还能指望谁?说抽象,自打那次在乾陵劈面直视郭老,心下打了一个激灵,郭的题诗、题字,对于我,亦已转化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山林气象,湖海意韵。彼时彼地,绝大多数的游人———我相信———并不在意他是否着述等身,地位显赫,白璧无瑕,而仅仅把他看作一只随风而振的风铃———文化的风铃。话说那一天,我正是追蹑着虚空中的铃音,在殷墟博物馆兜来兜去。你说怪不,临了,居然没见着沫若的任何手书。问一位年轻的女馆员,答说不知道。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想要再问,对方忙于下班,懒得答理。只好怏怏退出。一路愁眉不展,像是错过了多年未见的老友。

第二天游红旗渠,惊讶崖上刻着的“红旗渠”和“青年洞”,都是郭沫若的手笔。问东道主、散文作家唐兴顺:郭老什么时候来过这里?答说大概没来过,这字是别人登门请写的。又问:郭老有没有到过安阳?答说到过,并顺口背出他的《访安阳殷墟》一诗。诗云:“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在殷墟擦肩而过的,却在太行山麓抵面了。也算千里有缘。恍惚又觉得,沫若的作派———这里指的不是他的一生,而是他晚年的直面山河———就有点像这红旗渠水,从千山万壑的那头曲曲折折地流来,在平地打一个转,翻一路浪花,然后又向历史深处,泠泠淙淙地流去。


己卯年初夏 北京


本文刊于卞毓方散文集《长歌当啸》(东方出版中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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